民意调查是替政治决策者抹粉的工具

来源:三策智库时间:2021-04-29

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国力兴起,西方国家政界高层对于全球权力架构有可能受到颠覆感受到压力,甚至产生严重焦虑。确实,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华盛顿首先竖起经贸战大旗,希望藉由单方面制定贸易条件,透过经贸手段来压制中国大陆崛起,甚至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扭转北京全球地位变化趋势。

同样,西方多国希望跟进。随着美国加入行列者,为求能够塑造有利的社会氛围,构建合理的政策基础,制造了各项政治口实,期能让具体行动得以实现,并透过智库学者专家放话和媒体报导与评论等,积极发动舆论攻势。

在此期间,御用学者与有心媒体合作,惯用导引舆论趋向之手法,以民意调查结果来孤立反对声浪。事实上,民意调查过程本就充满玄机,若有意在设计问卷时操弄受访者,使其步入圈套,就能顺利地取得问卷调查主办单位所希望获得的民意趋向结果。

在治学严谨的国际政治学者眼中,不论是针对普罗大众,还是锁定特定群体,针对特定国家或是国际事件所完成的民意调查,对于政治领袖处理国际事务或是裁决对外政策来说,参考价值都十分有限。

诚然,在各国政治运作上,外交事务充满菁英决策的色彩,但是基于下列各项因素可知,民意调查与外交政策无法产生因果联动关系。每当政治学者引述某些民意调查结果,试图用来推断特定政府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向时,其思维论证可信度其实难以让人相信。

首先必须指出,若是要以民意调查作为外交施政参考基础,当事者究竟是谁?

举个最简单案例:针对贸易争议,美国对中国大陆采取的许多增加关税或是技术管制出口措施,对社会上普罗大众将产生何种冲击与影响?对于产业界来说,其利弊得失又会到何种程度?前述影响个人或是产业利益之结果,是否与国家整体利益相符?而对学者专家或是媒体而言,他们又是否能够站在绝对中立角度,依据国家整体利益作为标准,来审视这些措施?

显然,上述这些都不无疑问。若再加上政党利益、意识形态以及中央与地方取舍角度,这些结构性差异其实都会影响调查结果。

针对不同群体样本进行抽样,结果自然就会不同,而且任何外交政策都会造成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为能够调和矛盾,中央政府必须在推动对外政策时,精准地采取适当行动加以补偿或是稳定反弹声浪。所以此时,民意调查作为外交施政基础,究竟是获得理性精算后的反应,还是民粹式的情绪投射?这其中充满变数。

其次是接受民意调查的对象,能否足够理解问卷中涉及的外交政策?

讲得再不客气一些,许多针对外交政策进行的民意调查,在过程中往往要剔除大量无效样本,原因大抵是受访者根本搞不清楚某些外交事务究竟发生在哪些国家,特别是绝大多数受访者其实无法理解整个国际事务问题的来龙去脉。因此,拿着外交事务问题去进行民意调查,基本上就是误判病情投错方。外交政策民意调查变成问道于盲,完全是意料中事。

针对某些特定国际事务议题,就算是养得起智库学者的强权大国,不论是区域事务、经贸法规、国际规范或是生态保育,清楚问题发生始末的专家都屈指可数。若真的要对国际事务所应采取之政策,作为民意调查主轴进行普查,恐怕不但是要将问卷上所列问题设计的极度简单,还要在过程中耗费大量人力,去清掉删除那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答卷,免得在最后诠释调查结果时白费力气。

此外,在民意调查中询问普罗大众对特定国家抱持好感或者恶感,还会节外生枝产生无谓社会效应,让外交政策更难落实。特别是许多在地理上区隔遥远,经贸互动、社会交流方面亦不密切的社会大众,或是并非专门研究这些议题的学者专家,仅依据表面印象表达情绪好恶,所提供给民意调查机构的答案,真的能够作为策划外交政策合理基础吗?

国际社会各个成员,通常都会与邻邦有些利益纠葛。不过,在规划外交政策时,政府高层绝对不会因民众对某些对象怀有恶劣印象,与邻邦交涉时就采取负面态度与立场,同理,亦不会因为民众印象良好就任由某些国家予取予求,使国家利益受到伤害。外交事务政策是要让本国与对手国妥善相处,并且能够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是透过外交互动来发泄社会情绪,让广大群众获得快意,但却产生无穷后患。

最后必须残酷地点破,这些动辄拿出民意调查作为外交政策论述基础的西方政府与学者,其实都忘记本身政府推动对外政策,尤其是运用军事武力来支持与维护国家利益,或为了维系盟友关系的时候,往往完全不考虑民意趋向,执意蛮干到底,最后弄到相当难堪,亦让对象国受到严重伤害。

例如,打着反恐战争名义,或者是声称要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执意要进军伊拉克与阿富汗。假若对比当时华盛顿与伦敦各项反战示威,难道这不会比民意调查更为具体?何况不同机构的民意调查结果也与西方国家政府最后出兵的决策背道而驰。

根据当时西方各国所采外交政策和战争划下的历史轨迹,证明欧美西方对外政策仍是菁英政治决策过程的产物,而民意调查不过是替政治决策者抹粉妆点的工具。假若我们还要将针对外交事务的民意调查当回事,恐怕被人称为腐儒都不冤枉!


作者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三策智库特约政治评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