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外开放的持续扩大，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稳步提升，国际化进程日益推进。站在全球的视角，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人民币与现有国际货币展开竞争的过程。发达国家极力通过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维持自身利益与优势地位，尤其是其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不会轻易让渡，而人民币作为货币国际化的后发者，必然面对来自如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竞争， 并为之展开更多的博弈。在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自外部的挑战将会愈来愈明显。

本文根据人民币作为后发货币、美元等作为在位国际货币的基本背景，建立了一个Stackelberg主从博弈模型，以两个国家为竞争主体，双方分别依据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竞争还是合作，并考虑重复博弈情形下，两国博弈的均衡结果和战略选择，最后结合美元、日元在国际化进程中的竞争与合作的经验，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战略选择提供启示。

二、主要内容

在建立国际货币竞争的博弈模型中， 国际货币效用函数是基础且关键， 本文假设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收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直接的铸币税收入，即流通在海外的国际货币数量；第二个是国际货币发行国通过国际货币的金融运作所赚取的收益，主要是指运用海外国际货币最终以银行存款、国债或其他投资品的形式回流货币发行国国内所产生的投资收益与资金成本之差；第三个是国际货币地位带来的附加收益，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以及金融领域占有绝对的优势，货币国际化水平越高，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会降低，汇率风险下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规模扩大，也带动了国内金融业务的扩张和收益的增长等。但带来的收益伴随着成本: 国际货币的需求增加会带来汇率的升值，降低出口竞争力；同时根据“特里芬难题”，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金融稳定成本增加，经济政策的制度和执行的难度也相应增加；随着货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伴随着更多国际经济与金融的责任等。

假设全球国际货币的总存量是固定的，国际货币购买的国债或存款、资金投资等资金运用的回报率是固定的，假设国际货币市场中只存在两个国家的货币，货币量占全球国际货币存量的比例大小代表该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忽略货币国际化的成本，两个国家均根据自己的国际货币量确定最大化福利。由于货币主导国在整个国际货币市场处于支配地位，货币替代国将在货币主导国策略确定的情况下实现福利最大化，而货币主导国也知道货币替代国根据自己策略确定它的份额，即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每一个博弈方都可以充分了解对手的策略及相应的收益，可以分为四种情形：

情景1: 货币替代国接受该国货币国际化的现状，无任何作为：货币主导国对于货币替代国的策略默许；

情景2: 货币替代国为货币国际化地位竞争，货币主导国对货币替代国的策略默许；

情景3: 货币主导国打压货币替代国货币的地位，货币替代国接受对方的策略；

情景4: 货币主导国打压货币替代国货币的地位，货币替代国进行竞争。

每种情境下，博弈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货币主导国决定该国国际货币的份额，第二阶段货币替代国再决定该国国际货币的份额。根据斯塔伯格博弈模型，竞争战略总是优于不作为战略，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即博弈的结果表示无论货币替代国采取什么策略来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货币主导国必然采取打压策略。

通过模型分析可以知道两国货币的竞争会造成总福利损失，假设两国存在合作策略，可以使得两国的福利都得到增加，即合作的结果是两国都以发行更少的货币得到了更多了福利，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本研究忽略了货币发行成本，如果存在发行成本，合作的收益会更明显。

假设在一次性博弈中，如果博弈方1（货币主导国）选择竞争策略，博弈方2（货币替代国）选择不作为战略，历史经验会使得受损失的博弈方2改变策略，选择竞争来"惩罚"博弈方1，则博弈方2的福利会得到改善，这时博弈方1的福利会比之前降低，但如果选择不作为，博弈方1的福利损失变大，所以博弈方1很大概率继续选择竞争战略，这时的福利水平远低于（合作，合作）时的帕累托最优水平。在长期重复博弈中，采取竞争的博弈双方随着博弈次数增加相对于帕累托最优收益的损失就会越大，如果要达到合作战略，博弈双方必须增加可信度。

博弈方1若想从竞争战略转变为合作战略，必须满足博弈方2改变策略之后对博弈方1造成的损失的累计净现值之和一定要大于第一回合博弈由于博弈方2采取合作行为得到的额外收益值。假设博弈方1（货币主导国）是理性的，当博弈方1选择竞争战略的一次性额外福利收益超过了博弈方2（货币替代国）改变策略之后造成博弈方1各期福利损失的累计净现值之和，博弈方1会维持竞争策略。当博弈方1选择竞争战略的一次性额外福利收益低于博弈方2（货币替代国）改变策略之后造成博弈方1福利损失的累计净现值之和，博弈方1会转变为“合作”策略。从无限期看，博弈双方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

货币主导国从“竞争”战略调整为“合作”战略的时间跨度与货币主导国货币国际化福利函数中国际贸易和投资净收益目标的相对权重有关，该国对货币化带来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净收益越重视，选择竞争战略带来的福利越高，该国越倾向于选择竞争战略，转变战略的动机越弱，则需要更长的调整时间。同样地,货币国际化带来的国际货币收益水平越高，该国也没有动机转变战略，不愿意和其他国家合作，所以货币国际化到一定程度，因承担国际银行而获得的利差收益越高，也越倾向于竞争战略。

货币替代国努力推行货币国际化还与货币主导国的打压程度有关，打压力度越大，货币主导国采取竞争策略时相对的福利损失越高，就越愿意采取合作战略，而货币替代国与博弈对手的货币国际化斗争越强，货币主导国采取竞争策略时相对的福利损失也会越高，也更倾向于合作战略，在长期重复博弈中，调整为（合作，合作）的战略的时间越短。说明货币替代国的政府作用越大，则货币主导国会更倾向于合作战略。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际货币竞争的现象反复出现，尤其是发生在先发或在位的国际货币与后发或争位的国际货币之间，并体现出竞争手段的多样化。根据本文博弈模型结果显示，如果一个国际货币的先发优势越强、地位越高、竞争手段越多，那么它越倾向于与其他货币竞争，而不是合作。国际货币目前主要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考虑到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人民币不容易与之合作，而人民币与日元之间，由于地缘因素，二者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亚洲地区的锚货币，因此存在较直接的竞争，不容易合作。相较之下，由于中欧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与广泛的贸易联系以及共同应对美元的优势地位，欧元与英镑较容易与人民币合作。而从人民币加入SDR后，其他货币份额变化的比例也能印证这一点，美元份额仅从41.9%降为41.73%，日元从9.4%降为8.33%， 而欧元下降最多从37.5%到30.93%，英镑下降第二多，从11.3%到8.09%。在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欧盟和俄罗斯等国家都强调去美元化，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但也肯定面临美国的“外汇条款”、“贸易协定”等多种方式的打压。人民币在寻求于其他货币的合作的同时，也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首先在于将货币国际化过程中所获得的福利和货币国际化程度进行更为精细的刻画；其次，本文从福利收益最大化的角度通过主从博弈Stackelberg模型来研究博弈各方的决策行为，能很好地阐释中美在国际货币竞争中博弈过程，更符合国际货币竞争中不同国际货币实力悬殊的实际情况；最后，本文考察了在博弈者不同的战略调整时间跨度下，可能出现妥协与合作并得到帕累托改进，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并分析了从货币竞争走向货币合作的关键影响指标。

主要结论有: 在Stackelberg模型一次博弈条件下， 后发货币与在位货币最终都会选择采取竞争策略，结果陷入囚徒困境。这解释了历史上国际货币竞争中常常出现的在位货币打压后发货币、后发货币进行斗争的情况。但在Stackelberg模型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在位货币国家和后发货币国家通过以牙还牙或利益补偿等策略互动，可能实现彼此的妥协与合作，从而达到帕累托改进的结果。

从货币国际化策略调整的影响指标来看，对外贸易和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才是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维护货币的稳定性和吸引力。人民币国际化当前正处于起步阶段，会不可避免的面临其在位国际货币的竞争，尤其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人民币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我国应该对国际货币竞争带来的冲击进行防范，适当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也应加强国内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预防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对待国际货币竞争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绝不能一味采取让步妥协策略，坚持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例如，继续坚持“本币优先”原则，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

从更长远的视野来看，国际货币合作比货币竞争更为有利。虽然美元不会轻易放弃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美元的绝对领导地位，但中美应从长期利益出发，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合作方式，实现互利共赢。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该积极探索与其他国际货币的合作形式，比如“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此外，要积极健全与相关国家的货币互换，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本文内容摘编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41卷第4期论文《国际货币竞争的主从博弈分析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论文全文下载请点击链接：http://www.sysengi.com/CN/abstract/abstract112726.shtml

作者：代高琪，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 刘赫，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纪尚伯，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汪寿阳，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