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创造了中国奇迹，一方面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空气、水体与土壤等污染正快速侵蚀着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环保信用监管是提高环境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

2014年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提出建立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完善企业环境行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等环保信用监管措施。2015年环境保护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提出优化公众监督，全社会共同参与信用监管。

系统探究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的深层机理以及政策建议对于提高环境保护水平、建设美丽家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主要内容

社会是由个体参与的复杂系统，主体适应性基础上的策略选择造就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也是宏观现象产生的基础；个体行为是解释社会行为的密钥，这也符合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的革命趋势。本文以企业、公众与监管者三方参与的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模型为基础，考虑了基于有限理性的策略选择过程，并引入策略选择的随机干扰项以进一步契合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讨论了基于复杂适应系统视域的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作用机理、政策效果与对策建议。

研究发现，基于制度参数可以充分调整的长期视角，可将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划分为三个阶段：无效阶段, 有效阶段与自发阶段。在无效阶段，无论公众与监管者是否选择参与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对于企业而言，环保失信策略都是最优策略选择；此阶段对应着环保信用制度极端恶化的状态，只有通过深度的制度改革来改变企业的策略得益才可以改善环保信用状况。在自发阶段，企业将演化出内生的自发守信行为, 公众与监管者参与的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处于一种“无用”的状态，这种阶段对应着环保信用制度的高度完备。在有效阶段，此时复杂适应系统不存在演化稳定点；企业的策略随着公众与监管者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参与情况的不同而调整，复杂适应系统处于一种三方动态博弈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而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的有效阶段也是自发阶段的基础，通过系统的改革措施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关参数的有效调整促进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由有效阶段走向自发阶段亦是环保信用监管研究的重要目标。

基于制度参数有限调整的短期视角，通过讨论企业或监管者策略对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参与度的影响，发现强化监管者失职处罚比增加企业失信处罚对于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参与度的提升更具意义。强化监管者失职处罚同时降低了监管者不监管策略比例与企业环保失信策略比例；而增加企业环保失信处罚可能引致监管者不监管策略与公众不监督策略的提升；而这种宏观政策效果的涌现恰恰建基于微观层面三方主体长期的策略互动。这种激励的悖论其背后可能的逻辑在于监管者在协同治理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 ，监管策略的落实在协同治理系统中具有导向作用，而对监管者失职处罚概率的降低也将引致协同治理参与度的降低。对于环保信用监管，须要在增加企业失信处罚的同时强化监管者失职处罚及其概率，通过政策工具的协同来实现更加有效的治理。而通过讨论公众监督成本对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的影响，发现控制并改善公众监督成本是促进公众参与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与政策建议：

首先，从制度参数可以充分调整的长期视角来看，对于企业而言，增加环保守信激励与降低环保履约成本是实现内生守信的根本举措；吴晶妹（2016）提出将信用作为一种资本进行定价 ；通过环保信用体系的构建提高环保守信行为的边际收益，促进环保守信行为的发展是实现自发守信的根本保障。在环保守信激励层面，对于环保守信企业可以在税收减免，贷款利率优惠等方面给予支持；推进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信用监管层面的运用，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守信激励的新技术与新机制。在降低环保履约成本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通过针对性的人才、技术与资金辅助企业做好治污工作。与此同时开展环保信用监管方面的法治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内生守信创造更好的法治基础。

其次, 从制度参数有限调整的短期视角来看，相关主体间策略的动态调整过程反映了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复杂博弈的常态。单方面的强化企业失信处罚，其降低企业环保失信行为的政策效果有限，甚至引发监管者不监管策略的提升。增大对监管者不监管策略的处罚一方面也可以降低监管者不监管策略的比例，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失信策略的占比，有利于提高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的参与度。在短期，可以通过对企业失信行为与监管者不监管行为的协同共抓，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对于公众而言，控制并改善其监督成本是实现公众参与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而新兴信息技术正在为公众参与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提供更加便捷的方式，促进了信用监管的多元化、平等化发展，推动了公众参与到信用管理；同时监管者也将获得更加详实的信用信息；通过完善信息技术应用改善公众监督成本，是技术赋能推进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

最后，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必须注意政策工具的系统性与协同性。在系统性层面，既要持续推进相关长期政策措施，通过全面优化制度参数最终实现自发守信的最高目标；同时也要及时落实相关短期政策措施，实现短期治理目标。在协同性层面，只有企业环保守信激励与环保履约成本降低协同推进，企业失信处罚与监管者不监管处罚齐抓共管，公众监督成本降低同步落实才能产生较好的协同治理效果；任一方面的忽视都会降低治理效果。对环保信用监管政策的系统性与协同性的管理是提升治理效果的必要条件。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以复杂适应系统的仿真实验为基础，构建企业、公众与监管者三方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模型。在此基础上系统讨论了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作用机理、政策效果与对策建议。

2.对协同治理参与度进行了量化研究。通过赋予微观智能体策略学习与模仿机制，放松微观智能体的理性假设，在此基础上探究有限理性条件下环保信用监管协同治理的治理参与度，讨论了监管政策与协同治理参与度的关系。

3.对环保信用监管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以及政策效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

本文的未来拓展方向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尝试引入信用评价机制。在复杂适应系统的仿真实验模型中 ，进一步讨论信用评价机制的微观运行机理与宏观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信用评价机制的政策效果。

2.尝试引入策略创新机制。在复杂适应系统的仿真实验模型中，赋予智能体策略创新机制，并研究策略创新的传播机理与宏观效果。

本文内容摘编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41卷第3期论文《协同治理背景下环保信用监管的三方演化博弈分析》，论文全文下载请点击链接：http://www.sysengi.com/CN/abstract/abstract112714.shtml

作者：崔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府管理创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