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麻烦缠身 拜登政府“美国回来”算盘难以实现

来源:三策智库时间:2021-04-12

上周在维也纳暂告一段落的伊核协议多边磋商,与伊朗只能“间接谈判”的美国成为尴尬一方。

就在本次会谈前,中英法德俄和伊朗举行了“5+1”的在线会议。会议强调了美国重返伊核多边协议的可能性,“5+1”相关方其实是给美国施加压力,促使其继续回到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多边路线上来。

由于拜登政府一直向盟友宣示“美国回来”,想要重新加入特朗普时代美国退出的群,所以也向维也纳派出了代表团。但由于美国已经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而且伊朗强调该国代表不会和美国代表进行任何正式会谈,美国派出的代表团只能是间接参与维也纳多边会谈,藉由欧盟“穿梭传话”。这也意味着,在会谈中不是“主角”的美国,是被其他各方敦促重新加入伊核多边协议的一方。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认为维也纳多边会谈有“建设性”。不过目前伊朗方面仍坚持美国先取消制裁,然后再完整履行伊核多边协议;美国拒绝了伊方的要求,但同时表明,对和伊朗对话持“开放”立场。

这说明维也纳多边对话对美国形成了“倒逼”。如果美国不作适当让步,不仅无法对欧盟和英法德三个盟国交代,而且也有损拜登政府宣示的“美国回来”,失信于欧洲盟友。拜登时代的“美国回来”,不是靠嘴说说而已,只有继承奥巴马时代的外交遗产,才能满足欧洲三国的面子和里子。否则,拜登的“美国回来”就是欺骗和玩弄欧盟的“空手套白狼”游戏。

事实上,伊朗拒绝在维也纳和美国直接会谈,与会各方对伊朗的立场是同情的。伊朗也抓住美国先退群的硬伤,坚持原则立场,让美国失去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

拜登现在的难题是,若美国不重返伊核多边协议,“美国回来”就是一句空话,就是对欧盟和全球盟友的欺骗;也将失去其号令西方盟友反华的公信力。

可若试图重回伊核协议的谈判桌,拜登政府会面临更大的麻烦——特朗普时代刚刚修复的美以美沙同盟关系将被破坏。

众所周知,以色列和伊朗是宿敌。就在维也纳伊核多边协议会谈期间,伊朗货船在红海地区遭水雷袭击,消息指以色列声称这是一次报复行动,而且事后通报了美国。加之以色列曾经威胁美国,如果美国重返伊核多边协议,以色列将对伊朗实施打击。这次袭击事件,恐怕是以色列对拜登政府表达的强烈不满,也是对美国参加维也纳多边会谈的警告式添乱。

今年2月,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份报告直指沙特王储与2018年被谋杀的记者卡舒吉有关,这已经给美沙关系蒙上了阴影。若美国真的重返伊核多边协议,美国和沙特作为盟友的关系将进一步产生变量。

如果美国与以色列及沙特两个盟友的关系生变,必会动摇美国中东战略的基石,甚至有可能因为未来一场难以预料的以色列与伊朗的核战争,美国将无可避免地被拖入新的中东战争泥潭。而中国和伊朗签署的25年全面合作的协议,作为中国对美结盟反华的反制,也使美国中东战略的根基有所松动,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回来”说来容易,做起来则会在中美两强、大西洋两岸和中东地区引发国家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拜登政府不仅无法通过“美国回来”破解老问题,还会催生一系列新麻烦。

除了伊核的老问题和新麻烦,拜登还面临着巴黎气候协议和朝核危机两个旧疾新伤。

美国宣布重返巴黎气候协议,以领导者身份准备召开40国参加的气候峰会,此时拜登政府俨然成为推进巴黎气候协议的主角,这固然让欧洲盟友欣慰,但是美国不能只当领导者,还要通过实际行动让世界服气。

美国2007年已经实现碳达峰,若美国有诚意可率先实现碳中和。但是,按照拜登政府的计划,美国到2035年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受制于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很难实现。相比之下,欧洲具有生态文明的强烈共识,中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稳定性。所以,拜登政府的“3550”碳中和目标,并不能取信欧洲盟友,也难以成为全球气候领域的领导者。

也许到了2024年,白宫又会迎来一位“单边主义”的主人,甚至可能是特朗普“复辟”。故而,在气候变化领域,欧盟和中国才是负责任的领导者。拜登组织的全球气候峰会,不仅有强出头的意味,也面临着国内强烈的反对声浪。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与其说是美国承担全球责任,还不如说是示好欧洲拉其反华的策略手段。

朝核危机也是美国的老问题,特朗普时代通过“特金会”暂时抑制了危机蔓延。拜登时代,朝核危机却再次凸显——朝鲜再次发射导弹,未来不排除发射火箭甚至卫星,让美国的日韩两个盟友重现陷入到焦虑恐慌中。美国必须面对两个东亚盟友的安保要求,而且随时可能陷入朝核危机的麻烦中,那么继续制裁还是采取极端行动?

无论伊核朝核还是气候变化议题,都是中美合作的区间。离开中国,美国老问题难化解,新麻烦会接踵而来。不过,以美国现在结盟制华的压逼手段看,美国正在断绝对华合作之路。更重要的是,上述问题也攸关欧洲和日本等盟友的核心利益,他们也需要中国的合作。在此逻辑下,美国结盟反华战略是难以实现的。


作者张敬伟是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