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走出去”企业,如何防范政治分析风险?

来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时间:2021-03-30


一、要点

随着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比重持续增加,同时有面对着世界地缘政治的动荡局面,摆在我国跨国企业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必须防范好“走出去”带来的政治风险。

本文以履行社会责任为研究视角,按照现实中东道国通常采取的三种合作策略为基础,即鼓励契约、抑制契约和一视同仁契约,构建了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社会政治风险防控互惠微分博弈模型。

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社会政治环境稳定程度显著影响双方收益和最优契约的选择路径。对跨国企业来说,当声誉衰减速度较小时,鼓励契约在短周期合作中最优,一视同仁契约在长周期合作中最优,完全抑制契约始终最差,但部分低作为跨国企业也可能对不完全抑制契约免疫。当声誉衰减速度较大时,鼓励契约始终最优;抑制契约始终最差,甚至还会侵蚀跨国企业原有资本。

本文对涉外企业的具有参考意义。


二、主要内容

随着对外投资合作的走深走实,我国对外投资项目已从能源行业独大,逐步向金融、IT、基建、农业等行业拓展。在母国政府科学化、立体化的全方位对外投资视野指引下,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不断加强对外投资的深度、广度和契合度。但复杂多变的国际博弈形势、东道国政府(Host Country Government,HCG)政治制度及东道国民众(Public of Host Country,PHC)意识形态等为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NEs)保障对外直接投资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风险挑战。履行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ty, CSR)兼顾企业经济利益和社会伦理规范,它可有效抑制来源于MNEs与东道国社会关系不稳定的政治风险,并对HCG的社会政治风险具有正向管制作用。与此同时,MNEs的“负责过度”可能打破当地企业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招致HCG的抑制政策。而“努力不足”又通常难以使MNEs获得特殊的互惠合作关系,甚至会限制MNEs的发展空间。因此,如何构建与HCG的特殊互惠合作关系,以及如何确定履行社会责任的努力水平,成为了MNEs控制东道国社会政治风险的核心难题。

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等,是调节利益冲突和调动参与积极性的一剂良药。通过CSR,MNEs不但可获得对其他类型企业的竞争优势,还能帮助HCG提升政治治理声誉水平。CSR更是MNEs克服作为外来者的劣势边界跨越、提升MNEs的综合声誉和知名度的利器。MNEs与HCG间的微妙合作关系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当HCG认为需要扩大某些MNEs在本国的影响力时,通常将对其执行鼓励契约;当HCG认为某些MNEs的发展已经对其政治统治或社会稳定产生负面效应时,通常将对其执行抑制契约;当HCG认为某些MNEs还不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政治效应或经济效应时,通常对其执行一视同仁契约。HCG执行的契约类型和HCG对MNEs的支持/抑制水平,可作为MNEs衡量对外直接投资社会政治风险系数的关键指标之一,同时也是指导MNEs科学决策的前提基础。

结上所述,本文给出了HCG、PHC和MNEs确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水平的博弈决策机制,以MNEs履行社会责任为视角,以微分博弈为理论工具,以HCG和MNEs的履责努力水平、声誉影响及补贴/抑制水平为主要研究对象,构建了鼓励契约、抑制契约和一视同仁契约下的对外投资社会政治风险防控互惠微分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了三种契约下的双方CSR最优努力水平、期望声誉水平及最佳补偿水平,并详细分析了MNEs被抑制时的最优努力水平、声誉变化及双方收益变化。本研究为MNEs科学应对来自东道国社会关系不稳定的政治风险,提供了最优投入方案参考。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在一视同仁契约下,HCG履行社会责任的努力水平越大,PHC对其执政的支持程度越大,国内政治局势越稳定。与此同时,MNEs的主动跟随策略也可令MNEs分享一定的广告效应,MNEs可借此获得边际收益,并间接地获得了较低社会政治风险的投资环境。但高声誉的MNEs也需认真分析,HCG给予其一视同仁契约而非鼓励契约的原因,不能主动或被动截取HCG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果。因此,在一视同仁契约条件下,高声誉MNEs应采取谨慎跟随策略,以免造成“负责过度”;低声誉MNEs应采取积极跟随策略,夯实与东道国政府深度合作的基础,以免造成“努力不足”。

2) 在抑制契约下,当MNEs被HCG视为完全政治抑制对象时,MNEs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法律方式也可能难以确保投资安全。此时,MNEs最优的选择是择机优化已布局的投资项目,尽可能降低敌对抑制程度,并在必要时逐步撤出已投入的资本。当HCG对MNEs的抑制程度较高时,MNEs履行社会责任的最优努力水平普遍偏低。并且,随着抑制系数的增大,MNEs的最优努力水平逐渐降低。当HCG对MNEs的抑制程度较低时,MNEs有机会实现一视同仁契约下的最优投入水平,即对外展现为被抑制,实际并未受影响。因此,抑制契约承载着HCG的警告信号,MNEs更应严格根据抑制水平进行科学决策,宁可“努力不足”也不“负责过度”。

3) 在鼓励契约下,HCG的鼓励契约可向MNEs传递两个核心信号,对高声誉MNEs的肯定和对低声誉MNEs的激励。因此,高声誉MNEs应积极联合HCG履行社会责任,快速达成利益共同体;低声誉MNEs获得较高补偿系数时,应借势加大投入水平,加快声誉提升速度;但在加大CSR投入水平后,低声誉MNEs仍无法获得较高补偿系数时,应采取声誉保持策略,而非声誉提升策略。。较高的企业声誉将进一步促进HCG、MNEs和PHC三方利益目标的一致程度,此时的MNEs投资政治风险水平最低。同时,MNEs也不必担心“负责过度”,但要谨防“努力不足”,以免被HCG视为不作为。

4) HCG的最优契约策略与声誉衰减快慢显著相关,但基本符合鼓励契约共赢,抑制契约两伤的基本规律。当东道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比较稳健时,鼓励契约和一视同仁契约的经济效益基本相同,但鼓励契约在短周期合作中效益更显著,一视同仁契约在长周期合作中效益更显著,即MNEs不必过分担心“负责过度”,但要适当提防“努力不足”;而完全抑制契约对MNEs的资本侵蚀效应最为显著,但部分低作为MNEs也可能对不完全抑制契约免疫,即MNEs宁可“努力不足”,也不“负责过度”。当东道国的社会政治环境较差时,鼓励契约是唯一经济效益最优策略,即MNEs应谨防“努力不足”;对于HCG来说,通过抑制契约平衡国内复杂的社会政治力量,可能获得超越一视同仁契约的综合收益;而对于MNEs来说,抑制契约是最差策略,并会不断侵蚀原有资本,即抑制契约意味着绝对的社会政治风险。

5) MNEs的最优契约策略与声誉衰减快慢显著相关。高声誉衰减情景下,不完全抑制契约虽可在短周期下令MNEs获得最优收益,但对资本的侵蚀速度最快,对契约周期的敏感度最高;在全周期范围内,鼓励契约是MNEs的最优契约,而完全抑制契约是MNEs的最差契约,甚至还会严重侵蚀MNEs原有资本。低声誉衰减情景下,完全抑制契约始终为MNEs的最差契约,但不完全抑制契可在较低抑制水平条件下,获得与一视同仁契约相同的收益;鼓励契约是MNEs的最优短周期契约,一视同仁契约是MNEs的最优长周期契约。抑制契约具有显著的两面性,在短期内,MNEs仍可借助原有高声誉获得可观的收益;在长期发展中,“努力不足”可能是MNEs应对抑制策略的有效方式。较低的声誉衰减速率有助于MNEs的声誉积累,也有助于MNEs在一视同仁契约下的长期发展。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提供了可帮助MNEs准确定位身份的方案。东道国政治风险早已成为MNEs对外投资所面临的最大投资风险,而东道国社会关系不稳定又是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此类投资风险在发展中国家更加突出。已有相关研究将CSR纳入该类政治风险防御问题中,但并未结合HCG的政治态度进行阐述(尤其是抑制态度),这令MNEs难以借助现有研究成果高效应对复杂的东道国社会关系。本文通过建立鼓励契约、抑制契约和一视同仁契约模型解决了上述问题,并提供了可帮助MNEs准确定位身份的方案。

2) 契约模型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一般情况下,鼓励契约传递HCG或PHC的积极态度,抑制契约传递HCG或PHC的反感态度,一视同仁契约传递HCG或PHC的平淡态度。但在特殊情况下,一视同仁契约或抑制契约也可能是HCG的另一种特殊的保护方式,鼓励契约反而属于HCG的捧杀策略。因此,对本模型进行优化并参数赋值分析后,MNEs即可大致判断出HCG的真实意图,这也会帮助MNEs免受“麻痹大意”之困。

3) 本研究有助于HCG构建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通过对声誉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分析,HCG不但可以得到社会治理的关键着手点,还有助于引导和优化CSR的内容、流程和宣传形式等。与此同时,声誉变化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但模型参量变化通常与投资项目强相关,因此,MNEs可在本模型的优化模型基础上,通过深度调研找到目标投资国的科学避险路径。

未来的拓展方向: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热情较高,但仍处于大而不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整体呈现大而不强的对外投资初级阶段。因此,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应继续加深对CSR的理解水平,不断积累应对东道国社会政治风险的经验。在后续研究中,将结合特定社会政治风险诱发因素来分析三种契约模式下的双方综合收益,逐渐丰富对外投资社会政治风险防控体系。

 

本文内容摘编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41卷第1期论文《考虑社会责任的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社会政治风险防控博弈分析》,论文全文下载请点击链接:http://www.sysengi.com/CN/abstract/abstract112665.shtml

作者:陈菁泉,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学;王永玲,东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统计;张晶,东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