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高登:低端全球化、非洲商人与广州的未来

来源:燕京书评时间:2021-03-19

65岁的人类学教授麦高登,刚刚决定延迟退休,继续自己在香港的“冒险”。在过去的两年里,他观察到,重庆大厦的生意大不如前,广州的非洲商人也在渐次离开。这背后,可能是他所提出的“低端全球化”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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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高登(Gordon Mathews)决定先不退休了。

65岁的麦高登,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他原本打算今年8月份退休,和妻子在日本札幌安度晚年。2月底,他在社交网站上发出贴文,说自己已经做出决定,和中文大学续约三年。他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学院里教授学生“批判性思维”,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让香港依然是香港”。对他来说,留下的决定是一次“值得的冒险”。

1994年,刚从康奈尔大学念完人类学博士的麦高登,偶然看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海外招聘,背着包就到了香港,一待就是27年。后来,他慢慢摸索出自己研究的志趣,将目光放在“人生的意义”以及“全球化与文化”等议题上。

麦高登最初引起社会关注的研究,聚焦的是香港的重庆大厦。2006年到2009年间,他在重庆大厦做了三年的田野调查。每周,他都有一两个晚上在重庆大厦度过。

当时,重庆大厦是一个富有魔力的存在。外国商人、寻求庇护者、游客,齐聚于此。在王家卫的电影里,它鱼龙混杂,富有神秘色彩。西方的旅游杂志,用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笔触,将这里描绘成一个探险胜地。而麦高登与重庆大厦最初的邂逅,则是他在90年代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造访一次的正宗咖喱餐厅。


麦高登两部著作的繁体中文版封面。

2011年,他出版了《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在这本书中,他将重庆大厦描绘成“低端全球化的中心”。所谓“低端全球化”,对应的是大型跨国公司所代表的“高端全球化”,指的是“低成本非正式的(半合法或非法)交易中人与物品的跨国界流动,通常见于发展中国家,但在全球各地均有体现”。

麦高登在书中说,重庆大厦就像是一座巨大的中央车站,将中国产品发向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大陆。就在他以“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它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世界的未来”作为这本书的结语之后不久,麦高登就发现,许多原本生活在重庆大厦的非洲商人搬去了广州,那里似乎成为了下一个“低端全球化”的中心。

2010年到2014年间,麦高登和两位学生林丹和杨玚,在不同时段里,单独或搭档,在广州做了田野调查。他们根据田野记录,整理出《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一书。这本书于2019年出版,引发了大众对广州的非洲人社群的浓厚兴趣。

《南中国的世界城》出版后没多久,新冠疫情来袭,广州的非洲商人社群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全现在讲述了非洲商人们在2020年纷纷离开广州的故事。


麦高登。图片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网站

2021年1月,《燕京书评》与麦高登进行了一次对话,聊到了他笔下的重庆大厦、非裔广州、低端全球化的前景,以及疫情之下人类学的位置。以下为访谈节录。


▌“在低端全球化中,广州的必要性被互联网取代了”

燕京书评:你对广州进行田野调查在2014年左右结束,之后有再去过广州吗?

麦高登:我去过几次。一个印象是,物价上升很快。而且,中国政府对这些中间商的管理更严格了。我听说的另一件事情,是部分中介和商人搬去了胡志明市,因为中国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留下工作了。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以我在广州的所见,那个市场还没有完全消沉,但人们在搬去其他地方。从更大的层面上来看,这是正常的,因为中国也在进步。其他一些还没有中国这么富有的国家,就会吸引这些非洲商人。

燕京书评:义乌是下一个目的地吗?

麦高登:是的,但义乌也在中国,只是说那里对非洲商人的态度没有广州那么严格。很明显,在广州,小北不再有那么多非洲商人了,他们甚至不再住在那里。我想,新冠肺炎时期,广州的一些做法确实对他们有影响。

燕京书评:大概八年前,三元里一带还很有生机,但其实到你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那一片已经变得有些沉寂。

麦高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那些尼日利亚人多数是逾期滞留者。一些逾期滞留者有违法行为,当然这一部分人的数量可能被夸大了,中国政府不再容忍他们。我认识的一些尼日利亚人,也有提到当地人的歧视问题,这也是一个原因。的确,很少有政府会接纳逾期的非法滞留者。

燕京书评:在此之前,你们走在三元里的街道上,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

麦高登:走在街上,有很多小市场,到处都是非洲商人,主要是尼日利亚的。三元里衰落之后,人数极速减少。田野调查结束之后,我再过去,那边就像一个鬼城。一些尼日利亚的商人仍在逾期滞留,但他们会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做生意,因为出现在外面是危险的。

燕京书评:天秀大厦呢?

麦高登:天秀大厦里的生意还在继续,因为大多数是合法的。一般来说,尼日利亚商人很有可能会逾期滞留,但从整体来看,这对天秀大厦和小北的影响没有很大。

小北有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商人,喜欢在中国待上三周,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也不知道原因何在。他们在广州买现成的东西,不需要在工厂里看着这些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我想,这可能是中国政府更希望看到的模式。

小北和天秀大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更想成为中间商获取主要的利益。我在书里提到,一些非洲商人在续签时,会被问到:为什么你们不直接回非洲去呢?我们也可以在那里生产你们要的东西。基本上,中国更希望是中国在非洲的工厂生产这些东西。但并不是一些国有工厂,而是在更小层面上,中国人去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或者其他地方开的工厂。对于那里的非洲买家来说,那些货品可能会更便宜。这是现实的驱动力。这不是对中国的批评,而是一种现实,人们是会这样做的,因为人们想牟利。这是整体趋势的一部分。

燕京书评:目前的情况是,一些非洲商人并非不想回国,但因为疫情影响,他们不敢离开中国,或是回国之后担心回不来。而在明面上,中国政府可能并没有对他们很严格的限制,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担忧呢?

麦高登:新冠大流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国的限制措施都在随时变化。对非洲商人来说,可能批评中国政府朝令夕改并不公平,因为全世界都在变化。对非洲本身来说,他们并没有报告很多的新冠肺炎病例,但我想那是因为当地的检测和医疗条件并不足够。

燕京书评:疫情之后广州的非洲人社群会有哪些变化?

麦高登:广州是否会继续成为一个商贸中心,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国变得更富有了。第二点是,中国签证政策的友好程度也会影响非洲商人的意愿。然后,因为疫情,很多商人在网上做生意了。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内罗毕的纺织品商人,你可以在网上做生意,但或许并不想在阿里巴巴上做,因为担心被骗。但如果你在中国有可以信任的供货商,你的生意就可以转移到网上。这就代替了广州的必要性。商人们去广州,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网上交易。当然,如果你是销售自己生产的东西,情况可能不一样。但如果你只是销售牛仔裤那样普通的货品,在网上操作可能还更方便。我的一个好朋友是个货运代理,以前生活在广州。现在他在马来西亚,处理从中国进出的货品也很方便。

疫情时,我和大家一样,都被困在原地,所以不能出去调查。我现在能提供的很多信息,都是通过线上聊天的形式得知的。

我的猜测是,广州的非洲人数量会有非常明显的下降,但那些确实想继续扮演中介角色,或者有新产品想要贩卖的,可能还会回来。他们没办法通过互联网轻易做到这些,除非有可以信赖的人。


2020年的广州三元里。图片:视觉中国


▌“回到非洲,仍然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燕京书评:重庆大厦现在是什么状况?你还会经常去那里吗?

麦高登:去年三月到现在,我大概只去过五六次。重庆大厦的生意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里面主要是餐馆,而疫情之后食客并不多。至于低端全球化,基本上几年前就停止了。商人们都去了广州,挣更多的钱。其实,重庆大厦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贸易中心,更多是第三世界的人们在香港的聚集地。

在疫情之前,我会去重庆大厦给一群寻求庇护者上课。现在我们只能在网上进行。但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从世界各地加入我的课堂。我有一个学生来自索马里,现在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卡车司机,平时就住在卡车里。而另一个学生住在芝加哥,他们在网上课堂认识,芝加哥的学生就邀请卡车司机去他家吃晚餐。

我的这些学生中非洲人是大多数,对他们来说,回到非洲,仍然是最大的心愿。有些学生在加拿大和美国打工攒钱,就是为了回到索马里,回到肯尼亚。


香港尖沙咀,重庆大厦外的行人。图片:AFP

燕京书评:在《南中国的世界城》的最后一章里,你提出,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由民族身份认同转向公民身份认同,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会是单一文化,“但是这种转变是必然的,混血儿的出现和世界公民群体的日益庞大,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人的社会,而变成世界上不同背景人们的家园。”你还说,广州或许在100年后,会成为“具有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大都会”。随着非洲商人逐渐撤离广州,你现在还坚持这种判断吗?

麦高登: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专家”,我自信的不是中国肯定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自信的是在中国肯定会有更多文化的交融,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在书里也提到,韩国是世界上种族最单一的国家之一,但现在有15%的婚姻是与外国人联姻。这个趋势也正在日本发生。中国也是同理,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跨种族婚姻,也会看到更多元的文化。

燕京书评:这两年来,开始有一些中非混血的年轻人出现在中国舆论场上,比如篮球运动员祝铭震、参加女团选秀的仲菲菲,但他们都在网上遇到了很多恶意。

麦高登: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因素是,“非洲”这个词仍然与贫穷挂钩。而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经济发展,是想着“现在我们和美国、日本一样好,或者更好,我们可以领导这个世界”。这也是种族主义的一个由来。所以我不知道,这种歧视有多少是基于肤色,又有多少是基于护照的颜色,我怀疑后者更为重要。如果中国在文化上更包容,一定会被更多人欣赏。不过,就算我们说韩国、说日本,很有可能非洲混血儿在这些国家也会受到歧视,美国也会。这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我想说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它是可以成为一个更开放的国家的。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家商店。图片:AFP


▌“低端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非洲海关体系的规范化”

燕京书评:在新冠大流行之下,有一种担忧是,全球化的进程可能因此受阻。你所研究的低端全球化,是否有这样的趋势?

麦高登:我不确定低端全球化是否面临这样的隐忧。因为一直以来,从官方层面来说,低端全球化都不是被提倡的。低端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不在于新冠疫情,而在于非洲海关体系的规范化。比如在肯尼亚的海关,报关都通过电脑操作了,很难再像以前一样,随便买通一个海关人员。以往的非洲消费者可以通过低端全球化的过程买到便宜的商品,就在于这种灰色的报关方式带来的低关税。而现在,当一切都规范化,商人需要缴纳足额关税,商品价格就提高了,所以消费者会怨声载道。

从非洲国家海关体系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些年来,高速互联网的普及对低端全球化影响显著。有趣的是,最开始,是中间商把山寨iPhone和廉价智能手机带去了非洲,让许多人有条件接触到互联网。而现在,移动互联网普及开来之后,这种低端的全球化可能会被终结,因为一切都要合法化、规划化。

换个角度来想,对于非洲国家来说,他们赚到了更多的关税,如果能够被用于改善医疗和教育,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燕京书评:这场全球流行病带给人类社会的一个挑战是,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从人类学的角度,你对此有什么反思或想法?

麦高登:首先,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从发现到在全世界爆发,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如果现在来分析,我们可以说新冠疫情显著改变了全球化。它的扩散是全球化发展的副产品,但同时也减缓了全球化的进程。它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些根本改变。比如,人们的工作方式完全变了。我也希望能再次亲身参加一场人类学会议,但便捷旅行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人们互动的方式也发生改变。


香港重庆大厦内的一家商店。图片:AFP

燕京书评:你刚刚提到“互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其实是人类学研究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是作为研究对象,也作为研究方法。一直以来,长期的田野调查都是人类学引以为傲的研究方法,通常来说,田野调查需时几个月或几年,而民族志出版则需时更久。比如你在重庆大厦和广州的田野都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专著出版也是在田野结束后一两年。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许多人类学学者、学生的田野调查计划都遇到了阻碍,在方法层面上,你认为人类学应该怎样应对呢?

麦高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类学研究有许多形式,它们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长期的参与式观察,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人类学依然有其他的方式去继续研究。

比如,你现在进行的访谈,就可以说是一个人类学的访谈。对于以访谈为基础的研究,线上访谈可以代替一部分线下,但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我每周可以从我开给寻求庇护者的课堂上了解很多信息,拿到很多资料,但我没办法去到广州和还留在那里的非洲人聊天。这种方式受到的影响,取决于主题。

田野工作确实遇到了阻碍,对于正在完成博士或硕士论文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对于大学来讲,教职员和学生的安全也是首要的考虑。我的学生们也受到了实际的影响,许多人把课题转向香港,因为他们无法去其他地方做田野。

我希望随着疫苗的普及,这个问题可以在六个月到一年之内得到解决,但这就超出了人类学的范畴。我的父母在美国,他们已经93岁了,我很想再见到他们。

燕京书评:《世界中心的贫民窟》和《南中国的世界城》两本书,在风格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们较少学术理论上的分析和梳理,而多是访谈者的自述和作者对此展开的阐释。在媒体采访中,你解释这是因为你希望让“人类学民主化”,从而令人类学走向大众。目前你在做的研究,也是遵循这一理念吗?

麦高登:我目前进行的研究,是关于中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的人们,对于身死之后的世界的不同想象。我和一些人进行了访谈,成书不再像是重庆大厦和广州那样的风格。

因为这个题目要求我去进行更多学理和历史传统上的分析,所以引用不同的学术书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的一般理念是,把受访者的讲述和我自己的阐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人类学确实需要和学术界以外的受众交流,让任何有兴趣的人都能读懂,这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

 

转自:燕京书评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