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BoC-BoE):主权债务违约数据库2020年更新情况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时间:202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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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BoC-BoE)
主权债务违约数据库:2020年更新情况

BoC-BoE Sovereign Default Database: What’s new in 2020


加拿大银行(BoC)自2014年开始编制主权债务违约数据库,并在英格兰银行(BoE)协助下进行年度更新。2020年更新后,该数据库涵盖1960-2019年间147个国家年度主权违约规模的数据(美元计价)。此份2020年更新报告结合数据和历史视角对主权债务违约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石油价格暴跌等事件可能会触发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主权违约浪潮。这份2020年更新报告主要由两部分构成——2020更新记录;主权违约问题的历史分析。以下是对该报告内容的编译。


一、2020年数据库更新记录

2020年,数据库更新至2019年数据,并在以下五方面有变化:一是新增了2000年以来中国官方贷款违约数据。二是进行了国别中央政府债务的年度数据更新。三是对1960-2018年间的国别和全球违约数据进行了轻微修正。四是新增了国别2018年国内欠款子数据库。五是更新了之前的两个子数据库,DATA部分提供了全球和国别违约数据的可下载版本,DEBTTOTAL部分提供了国别层面的政府债务存量。

更新数据显示,20世纪八十年代是主权违约的最高峰(达4500亿美元),与世界公共债务总规模的比率是6.1%;此后出现下降趋势,过去十年与世界公共债务的比率在0.3-0.9%之间波动,2019年的最新比例是0.4%。数据库估计2019年主权违约总规模为2956亿美元,相对2018年的3959亿美元迅速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其他官方债权人”类别下违约率下降。这一类别下的2018年数据因希腊1110美元的官方债务重组而出现巨幅上扬。同时,2019年主权违约还出现了集中于部分国别的特点:委内瑞拉、波多黎各和苏丹三国占到了全球违约的61%;前十位则占到了89%的比例。

就外币债券违约与本币债券违约的比较而言,2019年外币债券违约从2018年的140亿美元上升至1020亿美元。这主要表现为巴巴多斯、阿根廷、莫桑比克、委内瑞拉和波多黎各等国的外币债券违约。相较而言,本地货币债务违约从2018年的59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42亿美元。阿根廷的本币债务重组虽有上升,但巴巴多斯在2018年的本币债务重组规模非常大,这笔钱没有影响到2019年的数据,也就抵消了了阿根廷2019年本币违约对总数额的影响。

此外,数据库新增了2018年的国内欠款数据(Domestic Arrears),并认为这部分资金是各国公共债务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国内欠款占公共债务比例超过10%的国家包括:中非共和国、刚果(布)、刚果(金)、赤道几内亚、斯威士兰、几内亚比绍、伊朗、瑙鲁、帕劳、圣多美、塞拉利昂、南苏丹和多哥。


二、结合数据和历史视角分析主权违约问题

历史记录显示,近两百年来的主权违约故事主要是围绕外币计价债券和其他可市场交易证券。跨越国界的政府债券融资出现于1820年前后,当时拉美和其他地区的新独立国家,以及一些建立时间更长一些的主权国家,开始在欧洲的金融中心发行外币计价债券。这也伴随着主权违约的出现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根据Reinhart and Trebesch(2014)等文献,本币计价的债务违约也会发生,但是从可获得的1960年代之前的证据来看,频率更低。

二战后的约40年,因为政府对资本流动的控制,跨越国界发行债券降至低水平,违约水平也随之降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币计价的银行贷款相较于债券发行在主权融资中更为重要。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银行贷款违约导致了债权人损失。银行随后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这反过来导致了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主权国家在90年代再次进入跨国债券市场。这种进入趋势持续至今。90年代后,新兴市场国家本币计价的市场债券也获得了跨国投资的关注。这也发展成为违约因素,例如在俄罗斯和阿根廷。同时,外币债券违约虽然也在增长,但是低于二战前的历史高值。

图1显示了外币计价债券和银行贷款违约的变化趋势。在1820年至2019年间,债券违约有三个高峰期:一是在1830-1850年代,违约率超过25%;二是在1870年代,违约率平均18%;三是在1930年代,违约率在21%。二战后,债券违约率迅速下降并保持在低水平直至80年代。这一方面是因为战前债务的解决驱动了战后违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二战后初期跨境金融市场的碎片化限制了债券市场的进入,也就是说,只有信誉非常高的债务人才能进入,所以新发债券的违约率会低。

二战前,官方贷款的作用断断续续、非常有限。1945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新成立的多边机构向各国政府提供官方贷款的规模迅速增加。这些多边机构以及各国的出口信贷和国际发展机构,部分填补了跨境债券市场萎缩带来的公共融资缺口。这些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官方贷款的最初违约率很低。但到了80年代,外币计价银行贷款主权违约率迅速上升触发了官方贷款违约率的上升,甚至对IMF的还款拖欠也开始出现——虽然在规模上相较于其他债权人仍非常少。驱动银行贷款和官方贷款陷入违约的因素密切相关:世界石油价格和美国短期利率的迅速上升给很多国家的财政产生了不利影响。如图2所示,主权债务违约在1990年达到4500亿美元,其中官方债权人所持比例为21%;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超过50%。

20世纪80年代后,巴黎俱乐部所带领的官方债务重组成为一种经常现象,但官方债务违约还在持续。这种情况到90年代中期后有所缓解,主要是因为IMF和世界银行强力推动了重债穷国减债倡议(HIPC)。这一计划现已几近结束,39个低收入国家政府在实施各方同意的经济政策改革后获得了官方债务的实质减让。双边官方债权人勾销了很多债务,IMF和世界银行之后也同意参加多边债务减免倡议(MDRI)。在这种背景下,IMF、世界银行、巴黎俱乐部和其他官方(除中国外)的债务违约美元规模在2006年后呈现下降趋势。

这方面在近几年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是2013和2018年官方问题债务突出,如图2显示。2013年是因为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与他们的欧盟伙伴达成了贷款重组协议。虽然从那时起,欧洲地区的财政压力得到了缓解,但希腊是个例外。2015年,希腊对IMF的22亿美元偿付拖欠,2018年则实现了对另外1109亿美元官方债务的重组。

二是HIPC国家的债务违约仍在持续,2019年规模为210亿美元,如图3所示,这是它们2010年后第二高的水平。部分原因是一些非巴黎俱乐部官方债权人实施债务减免的速度慢。此外,一些主权国家在他们接受过HIPC债务减免后从官方或市场债权人获得的新贷款再次出现了违约。

三是双边官方债务的内部组成和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拖欠双边官方和市场债权人的主权债务重组通常会遵循巴黎俱乐部设定的“Comparability of Treatment”,指的是巴黎俱乐部为主权国家提供的任何债务减免原则应该被其他双边官方和市场债权人广泛复制。但现在,巴黎俱乐部已不能代表所有的重要双边官方债权人了。伴随一些成员更关注赠款,巴黎俱乐部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贷款存量——2019年为3170亿美元——在最近几年保持相对静止。相较而言,来自中国、印度和海湾国家的双边贷款在迅速增加,目前总规模已经超过巴黎俱乐部(Hurley, Morris and Portelance 2018)。但这些“新的”官方债权人还没有正式加入巴黎俱乐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双边官方贷款吸引了各方的极大关注。根据独立估计,中国在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到2027年将提供1万亿美元甚至更多新融资(PricewaterhouseCoopers 2016; Morgan Stanley 2018)。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是“一带一路”资金的主要接收方。如图4所示,根据可获得的数据,2010年以后,对中国官方贷款的违约明显有所增加。

最后,报告通过比较主权债务违约与全球公共债务、全球GDP总规模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GDP规模的比例来评估主权违约的相对重要性。在80年代初期,债务违约的全球影响是非常小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财政紧张十分显著。这些主权债务违约重组和最终减记的高峰是在1990年,与全球公共债务的比率是6.1%。图5显示出,主权债务违约对全球的影响在衰退。尽管如此,2020年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冲击,以及这些事件的频繁发生将使得公共债务负担上升至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可遇见的违约数量和规模上升将反过来挑战现有主权债务处理框架。特别是,中美关系紧张上升可能会削弱官方债权人之间的协调,导致更旷日持久的违约案例的产生。伴随各国政府日益严峻的财政挑战,这些趋势与其他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风险一道应得到更多关注。


原文链接:
David Beers, Elliot Jones and John Walsh, “BoC-BoE Sovereign Default Database: What’s new in 2020”, June 2020.
https://www.bankofcanada.ca/2020/06/staff-analytical-note-2020-13/

 

编译 | 非洲研究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