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志:20世纪初的祖鲁民族主义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时间:2021-03-16

非洲热点观察:
 

 

 

 

 

导读

南非时间2021312日早晨,祖鲁国王古德维尔·兹维利缇利因病去世。作为祖鲁王国第八任国王,古德维尔自1971年起担任传统酋长领袖,至今已经50年。他在位期间,因为频频在国际场合亮相,享有广泛的国际知名度。他一生致力于复兴祖鲁文化、推广祖鲁文化旅游,并复兴了祖鲁人传统节日芦苇节等,在老一辈人心中享有崇高地位,在夸祖鲁·纳塔尔地区长大的年轻人也对国王与王室相当尊重。国王留下了28个子嗣,目前尚未知谁将继位成为新一任祖鲁国王。
南非共和国总人口约为5900万,其中,祖鲁族是南非最大的部族,占比约为23%。南非共有11种官方语言,祖鲁语是南非第一大语言,约为25%的人将其作为母语,全国50%以上的民众至少将祖鲁语作为其第二语言。祖鲁语与索托语是南非最大的恩古尼语族。
今天我们分享的与祖鲁民族主义有关的文章,描述了在祖鲁族第四任国王塞奇瓦约至第六任国王索罗门在任期间,上至祖鲁族王室、精英及中产阶级,下至移民劳工及其他无产阶级人士试图重振祖鲁民族主义的历史。于他们,“祖鲁”一词意味着统一、勇敢与荣耀,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文化民族主义及宗教民族主义的历史中追寻祖鲁文化复兴之根,了解祖鲁文化,缅怀刚刚去逝的古德维尔祖鲁国王。
Bayede Silo samabandla! Uyedela wena osulapho!(祖鲁语,大意为:尊敬的国王,您已到达至高荣耀处,请您安息!)

 

1879年,祖鲁王塞奇瓦约领导的兵团被击败。其后,为了争夺皇权,王国内又发生了严重的内斗。1906年,祖鲁人起义再度失败。以至于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人们开始相信祖鲁王国瓦解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

1913年祖鲁国王丁努祖鲁去世,祖鲁部落的酋长们、富有的中产阶级精英,以及乌苏图事业(意指重振祖鲁王国的大业)的追随者们纷纷出席。这是人们向昔日鼎盛时期的祖鲁王国致敬,也是残余不多的缅怀。对世人而言,祖鲁王朝已经滑落到仅成为一个玄虚的谈资,没有了现实的存在。

然而20世纪20年代,一股祖鲁民族主义之风却横扫而来,它的震中正是祖鲁领地——旧时皇室贵胄、高级知识分子及部落酋长争权夺利的地方。这股由不同群体联合的复兴之风发生在部落权威日渐衰落、传统精英的财富不断缩水,以及外来工人们不断无产阶级化之时;因而,也注定了它只是一时的拼揍。

1925年,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与祖鲁王索罗门相见,互有敌意的祖鲁部落酋长们伴随左右;一时间,人们对祖鲁王室的忠诚到达了顶点。随后,这种忠诚很快被激进主义、完全迥异的活动目标,以及联盟内青年犯罪组织的兴起所掩盖。

尽管联合的努力转瞬即逝,但祖鲁民族主义的复兴之风是如何缔造并联合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各个组合又是如何互相挑战、相互矛盾却又共存的?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知识探索。

很显然,在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祖鲁民族主义有其联合也有其离散的因素。


一、压抑的社会背景

19世纪50年代,威廉·恩吉迪第一次提出祖鲁民族主义一词。到20世纪初及20年代,这股祖鲁民族主义之风已经覆盖了祖鲁王室、非洲企业家、受过完好教育的非洲知识界等上层阶级,以及激进的外来工、非洲宗教的自由信徒等底层阶级。彼时的联合政府当局从一开始就警觉地洞悉了一切,并采取了各种方式介入。但祖鲁民族主义仍然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它不仅是对逐渐消失的祖鲁王国旧日荣誉的激情缅怀,更是对日益艰难的生活处境的必然回应——人们感到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受到歧视隔离,文化渐行枯萎。

彼时,联合政府所强加的一系列法律框架限定了本土非洲人日益艰难的生活。1911年,《土著劳工管理法案》剥夺了合同工罢工的权力;同年,《矿山及工厂法案》决定某些工作只能预留给白人。1913年,《土著土地法》为白人保留了87%的土地,并禁止本土非洲人以个人名义在黑人保留地外进行土地买卖;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表达了强烈的反对。1917年《土著事务管理法案》、1920年《土著法》、1923年《土著城区法》、以及1924年《工业调解法》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隔离,限制了黑人的政治权力,将其日常生活完全局限在农村地区,美其名日“土著人的自我管理”。

在这一系列严苛的法案颁布前,南非已经有一批受过教育的黑人。威廉·恩吉迪——祖鲁民族主义理念的积极塑造者——就是其中一位。这批黑人知识分子最早跟随着纳塔尔主教约翰·威廉·科伦索学习;科伦索本人也是位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包括恩吉迪在内,这一批人被统称为“1856级学员”。团体内另一位令人瞩目的学员是玛哥玛·弗泽,他曾经是一位排版工人,也是第一位在纳塔尔用祖鲁语写书的本土人。

随后,黑人知识分子的群类不断扩大,逐渐包括教师、经济作物种植人、律师、翻译、手艺人及教会人员等。对这批人而言,基督教、有品味的家私、欧洲风格的衣着,以及方楼住宅已经足已将他们从文化上与祖先区分开来。他们对基督教是先进文明的思想已经习以为常。可惜的是,日渐坚定与稳固的隔离破除了他们的美梦,他们不可能再享有选举权和中产阶级的地位。艰难之时,与他们关系亲密的白人也开始疏远他们。

为了保留这种舒适的生活的权益,这些一度反对部落化的人们开始调头转向传统的祖鲁王室,以寻求政治联盟。促成这种转变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在严苛的法律之下,个人不允许购买土地,哪怕是在黑人保留地,只有受到当地酋长支持的集体土地购买才能获得官方的允许。另一个促成这项转变的动力来自北美如火如荼进行的“黑人自觉”运动。非洲裔的运动领袖布克·T·华盛顿、威廉·杜波伊斯以及马库斯·加维都深深鼓舞了南非的知识精英们。特别是非裔美国人的寻根活动,他们最终将祖鲁王室与未确定的神秘领导权相联结。因此,这批知识分子转向祖鲁王室寻求政治联盟,维护自身的利益。彼时,祖鲁王所罗门·卡丁努祖鲁正陷入困境,部落与王室的裂隙越来越大。不过,国王可不是容易捕食的猎物。经过一轮轮邀请和协商,最终祖鲁王所罗门也只是礼节性地接受了请求,答应可将王室作为祖鲁人统一的象征,知识界的相关会议可在他的领地召开。由此,祖鲁文化民族主义联盟得以成立。

知识精英们开始营造一种强调民族性的氛围,策略包括提升识字率、建立正式组织因卡塔、以及其他一些方式。


二、文化民族主义

祖鲁人过去被认为是一个滔滔不绝、基本不识字的民族。不过,这些知识精英们——也被白人学者略带偏见地称为“小资产阶级”——帮助初步形成了一个识字的阶层,他们的方法是通过报纸及其他出版媒介等业已建立的平台来提供信息并进行教育,公众们则会积极地参与讨论并回应。比如,玛哥玛·弗泽经常写信,他已经有一个稳定的读者群体,读者们还会回信纠正弗泽所犯的文化上的一些错误,并经常鼓励他写书。他的书《黑人及他们从何处而来》是纳塔尔第一本以本土语言书写的书籍。

弗泽与他的“1856级学员”们一道,第一次使用祖鲁语作为书写语言,标准化祖鲁语的正字法,并使已经出版的文本广为流传。有的读者认为,他们以本土语言进行创作的努力、用心讲述本土故事的努力、以及为下一代小孩有书可购而写作的努力,都很重要。

现有的学术研究也倾向于认为,几份祖鲁语的报纸为受教育的大众们提供了更有价值与更广阔的阅读文献。比如,第一份祖鲁语报纸《匍匐》,它由美国传教士于1876年建立;1889年由英国传教士创建立的《光明报》;以及1898年的《国民报》、1903年的《太阳报》。

《太阳报》的创立者是约翰·兰加里巴莱勒·杜贝,他的故事值得玩味。与弗泽仅仅倚靠写作成为理论上的民族分子不同,杜贝是一位在实践与理论上都辛勤耕耘的保守主义民族分子。

面对着社会的深刻剧变,杜贝以他的报纸作为与激进主义对抗的阵地。他常常发表社论,奉劝非洲人相信白人的理性。作为评论家,杜贝相信《太阳报》的创立及其宗旨对黑人的文化与政治意识是一次革命性的唤醒,它创立了“黑人运动联合起来”的意识形态,并对非洲国民大会的成立产生了影响。

此外,杜贝还是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及纳塔尔土著人大会的成员,他领导这两个组织维持了一个对种族隔离政府调和性的姿态,并且成功得到了皇室家庭的支持。好景不长,1917年及1924年他分别被从这两个组织中驱逐。

杜贝还出版了有关皇室家族的历史小说,如《沙卡王的污点》,书中他一边倒地夸奖沙卡王,但是将丁甘内王贬议为一名小丑,认为丁甘内王残忍、狡猾,是一名政治无赖。这种褊狭的写作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信徒罗尔菲斯·德硕莫。德硕莫坚定地支持杜贝,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祖鲁皇室的历史小说,比如,《丁甘内王——塞恩扎恩加科纳之子》(1936)、《沙卡王》(1937)、《姆潘德王》(1938)、《塞奇瓦约王》(1958)等。

总体而言,祖鲁人的受教育阶层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构造是比较成功的,他们成功提升了识字率,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喜欢阅读和反思的公众群体。那时留下的、以祖鲁语写作的种种文学作品,今天仍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学习资料。


三、宗教民族主义

祖鲁民族主义得以形成的另一个渠道是通过基督教与传统皇室的结合,比如建立因卡塔组织。因卡塔自纳塔尔国民大会转变而来;1923年取名“因卡塔”。因卡塔的本意是指悬挂在皇室家中象征着权力的草环。因卡塔组织的成立主要有两个目的,筹措更多资金购买商业执照,以及满足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愿望。他们的第一个计划是建立农业基金,因卡塔声称这项计划得到了皇室的背书,不过很快所罗门王及他的首席顾问就站出来否认。随着都市生存环境的恶化,因卡塔也不能幸免。工商业工人联合会及南非共产党与所罗门王达成了协定,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取代了保守的基督教领导。因卡塔也随之采用了更为流行却也更为暴力的方式。

除了保守人士与皇室的联合,另一类宗教民族主义是非洲独立宗教与政治的结合。以赛亚·谢姆贝及它成立的纳扎勒塔教是这一支流的核心。谢姆贝本人没有受过西方传教士的教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传统人士。比起他的基督教的其他伙伴来,他更为珍视祖鲁人的文化象征。谢姆贝于1935年去世。去世前,他大约有3万名信徒,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谢姆贝教最初以其著名的宗教舞蹈及其他祖鲁文化象征而引起了皇室的注意。作为和平的拥趸,谢姆贝崇尚美德政治,反对好战。他的民族政治性主要体现他的拯救说,谢姆贝认为,只有通过他的宗教的洗礼,祖鲁民族才能重新联合起来。他不遗余力地批判祖鲁皇室,认为是他们带来了祖鲁人民的苦难;他宣称只有他才是把国家带回统一的希望。

20世纪30年代,政府的一系列法令削弱了部落的传统权威,城市与乡村都在剧变地改变着,据说谢姆贝治好了一些部落首领的疾病,他们开始追随谢姆贝。渐渐地,谢姆贝身边聚集了好些支持他的酋长。

由此我们可知,祖鲁民族主义也延伸至了非洲独立宗教,这些宗教不仅关注普通南非人的经济、文化及精神提升,还带来了政治启蒙。


四、分离因素

文化民族主义与宗教民族主义是20世纪前10年至30年代,祖鲁民族主义的两种表达方式。精英们通过政治联合、文化唤醒及信仰传播等构造了民族主义。这是种族隔离盛行、经济收入愈加紧张、部落权威衰落,以及外来工人无法适应城市文化的时代。上述的因素促成了不同阶级的联合。不过,在各个阵营内部都有一些分离因素,阻止祖鲁民族主义的复兴。

基督教人士与皇室的结合很快就土崩瓦解。这些基督教精英们本质上都是反部落的,然而祖鲁王室却是传统部落势力的主要代表。这也是为什么当杜贝——代表基督教调和派的领袖——从因卡塔组织被驱逐出去后,皇室仍然能和因卡塔组织的激进派合作的原因。事实上,这些自由派的黑人精英受到了激进派的挑战,他们很快被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追随者取代。激进派很关注因卡塔活动的产出,以及可能带来的改变。新进激进化的基督徒,特别是在这种政治经济剧变中逐渐边缘化的一群人,通过工人运动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很显然,那时的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粘合性的中产阶级,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群本身是分化的,那些较低级别的中产阶级很快就会与无产阶级相联合。换言之,筑就祖鲁民族主义的基督徒与皇室的联合受到了激进派、以及分裂的中产阶级的挑战。

谢姆贝的宗教民族主义也是一个短暂的联盟。皇室与谢姆贝很快分道扬镳,谢姆贝被驱逐出了皇室的所在地诺恩哥玛。尽管纳扎勒塔教现在与皇室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彼时,谢姆贝却与皇室及皇室的顾问都存在恩怨。皇室认为,谢姆贝宣称的只有通过他的宗教祖鲁人才能得到救赎是可笑的。他向皇室发出的邀请,请国王去跟他学习治国之道,皇室认为这也是迂腐、自大及可笑的。当祖鲁男人指控谢姆贝把家里的女人诱拐出去信教,损毁了传统的父权制,皇室趁机与当地的欧洲殖民官员联合,把谢姆贝赶出了诺恩哥玛地区。被驱逐后,谢姆贝更无情地在唱诗与布道时抨击祖鲁王室。随着谢姆贝教与皇室的绝裂,宗教民族主义开始式微。

就算是祖鲁知识分子本身,他们把祖鲁国王放到榜样的位置,忽视皇室的其他作为,这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决定。如果国王被奉为统一的象征,深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非洲精英们则要重新思考——他们过去所接受的丁甘内王没有契约精神,杀害了白人开拓者雷蒂夫——他们所受的基督教教育与如今拥祖鲁皇室为民族主义代表的举动兼容吗?他们是像激进人士那样重新将丁甘内王定义为英雄了吗?由于文化民族主义内部深藏着这些矛盾,他们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文化精英们还宣称,市场上工资的高低与年龄息息相关,这一理论对成年人或者宗教权威有益,却没有考虑过在城市劳作的祖鲁外来工人,他们年纪轻轻就来到德班或其他城市当家政工人,谁为他们考虑了呢?也就是说,文化民族主义者内部充满争斗,他们试图去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却没法在彼此间找到团结。

殖民政府也是一个大的离散因素,它时刻都警惕着祖鲁民族主义的动向。比如在出版业,当局对祖鲁作家们进行了严格审查。赫伯特·德硕莫曾说他的兄弟罗尔菲斯·德硕莫接受了无数次难以想象的类似审查。拉·豪斯也引用了祖鲁语作家弗泽的一句评论,“在20世纪20年代,黑人作家想用祖鲁语写作,这是一个极具勇气的历史性行为,几近于不管不顾。”除此之外,在德班,20世纪头30年,政府大力镇压阿玛莱塔犯罪组织,监狱里关着大量的该组织的犯人。因此,可以说,殖民政府也是驱散祖鲁民族主义的一个打击性与干预性力量。


五、结 语

20世纪的头30年,正是南非社会快速变化与重组、城市的劳工关系迅速转变、知识精英的文化同化面临新的疑惑、传统的乡村部落权威在适应与更新的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在冲突与经济纠葛的各个阶层临时组合,共同应对压抑的隔离政策。某种程序上,人们工具性地求诸于祖鲁人的认同及民族主义来应对突如其来的时代转变。对受到基督教义感染的祖鲁知识精英而言,这个过程是他们重新适应、重新进行文化同化的过程;对外来的祖鲁工人与阿玛莱塔犯罪组织而言,这个过程是对独在异乡的孤独与文化疏远的一次反抗,他们从这种反抗中重获了归属感;而对农村的传统权威而言,这一阶段他们重新定义了等级结构及皇室的权限范围,也成为了他们再一次缅怀祖鲁人过去的荣耀、期待祖鲁族再一次复兴的时间。像谢姆贝这样的个人当然有私人的野心,他们在祖鲁民族主义这一充满斗争与矛盾的概念下获取个人利益。

祖鲁民族主义不是成长于共有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自发而生的民族主义,20世纪初的祖鲁民族主义是各个不同的团体抓住机遇,联合进行表达,令彼此受益的结果,它是对残酷的压制性的政策的应激反抗,因而也注定无法维持较长的时间。不过,值得肯定的,知识精英们提升识字率的努力造福了一代祖鲁人,并泽被了今天的历史研究。他们在知识与民族文化精神上埋下的种子,某种程度上形塑了今天的南非政治。因此,可以说,虽然20世纪初的祖鲁民族主义是一个临时的,有时有些争议的组合,它既有祖鲁文化的因子,也有殖民的痕迹;不过它的精神遗产、对民族的启迪却是永恒的。

本文注释略。

 

作者黄立志,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讲师,目前在南非金山大学进修祖鲁语与非洲历史,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青年政治、非洲语言学及青年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