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志:10-15世纪印度洋世界的文化传播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时间:202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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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世纪印度洋世界的文化传播


历史上,印度洋世界的互动受到了资金流动、劳工、技能、观点及文化等因素的支撑。这种高级别的交往密度不仅体现在基于空间与人员的物质性接触,也包括认知与文化上的联结。

公元前7世纪,人们解码了印度洋季风的运行规律;紧随这次对自然风向的解密,印度洋几大洲之间的往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此后,人们进行了更加深广的贸易、文化交往,并且有了更加频密的人员交流。如学者谢立夫所观察,11世纪到15世纪是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的鼎盛时期,它的繁盛证明了印度洋世界,特别是西印度洋区域在历史上的繁华。1498年,葡萄牙人来到非洲,并用武力征服了蒙巴萨及索法拉等港口。在这之前,印度洋世界已经形成了紧密的区域联结;其中,文化的纽带滋养着这一区域,形成了许多的共通性。这种稳固的“贸易-文化”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洋世界人们的认知。

西印度洋区域大体可以分为三大地理与生态迥异的地区,即东非沿海地带、中东半岛,以及印度西部沿海地带,三大地区的差异使得交流成为可能。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东非的斯瓦希里文化展现出了它包容与助益商业往来的一面。伴随着斯瓦希里文化的兴起,人们又从几大洲的交往中逐步磨合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气质。

简言之,东非在中东文化的碰撞下,发展出了一种文明平行主义,一方面继续加深着“非洲化”,一方面也融合着“伊斯兰文化”。除了文明的碰撞,三大洲间的人们也开始往来并移居,一些有名的伊斯兰学者也不断地巡回各地。一时间,印度洋区域成为了民族、人种混杂的地带,并逐渐地生成了一种内部结构极为复杂、但又富含世界性的交融性文化。


一、“贸易-文化”核心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在撰写地中海历史时总结到,海洋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重要。这一结论,看起来是在否认海洋历史的延续性。但是学者皮尔森却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印度洋世界存在的联系、往来及共通性已经足够强大到证明印度洋海域的整体性,有其研究的必要。

印度洋世界沿海社群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事实上,直到印度洋季风被发现,跨洲际的远距离贸易才成为可能。这些频繁的海洋贸易推进了与海洋相关职业的专业化,居住在沿海的不同的社会开始了跨文化交流,并逐渐使沿海社群成为了各种往来与接触的中心。伴随着这些贸易路线,伊斯兰文化也开始流传。伊斯兰文化首先诞生在中东,然后分成两支,一支沿着东非海岸直达科摩罗与马达加斯加,另一支向南直到南亚。

西印度洋世界三大区域迥异又互补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为跨洲际的贸易提供了可能性。东非海岸处于这一区域的西南海滨,是“森林海洋地区”。这一地区处于热带气候下,雨量充沛,平均每年有9-10个月处于雨季。适宜的气候使得植被大量生长,像红树林这样的珍贵木材在这里大量分布并长势良好。根据一位阿拉伯作者的记载,在10世纪,来自桑给巴尔岛的木材已经被运送到海湾地区建造多楼层的房子。不过这一区域却缺乏动物营养,它预示着贸易可以成为一个潜在选择。总结起来,东非沿岸的主要商品是高梁、小米及木材等。

阿拉伯半岛位于西印度洋的东北海滨,这一地区饱受干旱与缺少植被的困扰,是“沙漠海洋地区”。但这一地区有大量的鱼类。马可·波罗曾经写道,这里渔业资源丰富,连牲畜主要都用鱼来喂养。半岛地区主要出口的产品是腌制好的干鱼、鲨鱼提取油,以及阿拉伯三角帆船的制造及维修。同时,这一地区也有大量的人员外流现象。

古吉拉特半岛处于西印度洋的东北海滨,也是“森林海洋地带”。这一地区盛产棉花与纺织品,遍布的泻湖也提供了品种丰富的鱼类与贝类产品。因为温度高、雨量足,这里也有珍贵的木材及其他植被,比如,柚木、红树林、肉桂、丁香、生姜、稻米及椰子等。

当然,仅有这些环境上的差异并不能保证地区间会进行交流。如柯克所提醒的,它仍然需要一个特定时刻的刺激,去形成一个区域间的商业或文化上的联结。对印度洋季风的发现促进了这种交流,而伊斯兰文化——有益于商业发展且具有包容性——的盛行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举个例子,斯瓦希里沿海社群就是在这样的商贸通道上兴盛起来的。除了斯瓦希里语言之外,最重要的能够界定斯瓦希里文化的因素就是它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到东非进行商贸活动的阿拉伯商人本身都是穆斯林,他们随身带来了伊斯兰的信仰体系。在11世纪左右,当地社会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作为其信仰,这于整个社群、甚至西印度洋世界都是一个质的改变。在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到来前,东非的沿海社群本身存在着库希特文化(“班图文化”的支流——鉴于学界反对“班图文化”的殖民意涵,本文仅使用其命名及标注功能,不作其他指涉)。斯瓦希里人以班图文化为背景,吸收了新的伊斯兰文化的因子。这种信仰上的融合对中世纪晚期斯瓦希里社会的全面兴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吸纳新的文明之后的斯瓦希里文化对协商与妥协极为看重,这种世界主义的气质对斯瓦希里人作为商业经纪人或者文明的中间人十分有益。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能够得知,彼此相异又互补的生态系统为印度洋区域的贸易联通提供了潜在的机遇。对印度洋季风的解码有助于远距离贸易的扩展。远距离贸易带来了伊斯兰相关的文化与信仰。当地人有机地吸收了这些新的文化因子,并将其整合,生成了一个新的具有包容与协商精神的商业气质。可以说,是商业促生了对伊斯兰信仰的接纳,这一新文明的影响又进一步推动着商业的氛围,对长距离贸易和短距离贸易皆有帮助。这就是“贸易-文化”或者说是“商业-文明”核心的运作机理。


二、世界主义的精神气质

在这多层面的印度洋世界的互动中,伊斯兰文化帮助塑造了一个世界主义的精神气质。说起来,西印度洋区域的这一气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伊斯兰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当地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有机整合。

当其时,伊斯兰文化鼓励商贸与包容的精神,谴责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部落主义及民族主义。比如,12世纪中叶,在古埃及首都福斯塔特,约有7000名富有的犹太人,以及2个犹太教堂。这些犹太人与上层的穆斯林治理者共享伙伴关系;唯一的额外要求是他们需要缴纳双倍的税费。同样,灵活的伊斯兰法律框架也跟着穆斯林商人一起旅行到了东非,如有学者所总结的,“越来越多的商贸城镇自愿地加入到伊斯兰文明的体系,形成了‘搭便车’效应”。

不过,伊斯兰文化在印度洋区域的发展是有其有机整合的特性的。一方面,当地社会不断地吸收着伊斯兰文化,另一方面,它还保留了相当的空间发展非洲文化。这种平行的双层主义表现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建筑、城邦国家的治理、语言的形成,以及文学的创作。

事实上,对伊斯兰文化的接纳与西印度洋区域沿海文明的发源是高度相关的现象。在东非,当地民众将伊斯兰文明因子整合进了本土的信仰体系:原生的班图文化作为了坚固的信仰底子,伊斯兰文化则体现在上层的信仰结构中。这一时期,伊斯兰文化本土化的过程正好体现了其灵活与实用的精神。

在建筑结构上,这种文化平行主义也得到了体现。考古学已经提供了相关证据,早在10世纪,尚加城就有了第一座以石头作为建筑材料的清真寺。12世纪,基卢瓦、桑给巴尔、戈地等几座城市都有了石式建筑。13世纪,基卢瓦礼拜五清真寺已经使用球形穹顶、石柱及嵌入式装饰等。这些建筑风格上的表现手法都很明显受到了外来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不过,重点始终是,这些建筑也是在当地可以搜寻到的材料的支撑下修建的。

在城邦国家里,外来的商人、航行人员与本土的统治精英、广大的普通群众、奴隶及其他移民共同组成社会的各个阶层。一旦商业精英们累积了足够的财富,他们就开始对政府施加影响。一些人选择与传统的统治阶层通婚,另一些则足够强大到接手政府直接进行统治,比如,在基卢瓦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语言的形成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整合,它以本土的语言作为基础语言,并从其它语言里大量吸收新的词汇。比如,斯瓦希里语就包括了库希特语的很多词汇,但同时也从阿拉伯语里借鉴了大量词汇。

文学创作也值得关注。哈德拉毛移居者在斯瓦希里文学的创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哈德拉毛的赛义德家族(伊斯兰贵族)的移居者创作了大部分著名的斯瓦希里诗篇。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伊斯兰文化影响之下的世界主义气质实质上展示的是这些新整合文化的包容性及其有机整合。在交流过程中,新文化不仅在建筑领域、城邦国家治理、语言形成,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对伊斯兰文化进行了有益的吸收,而且它还保持了本土文化的弹性。


三、大移居

由于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西印度洋世界,主要有两种层面的大移民:一是巡回旅行宣讲的伊斯兰学者,二是如哈德拉毛人这样的移居者。这些巡回的伊斯兰学者将正统的伊斯兰教义传播到了印度洋世界,而移居者则更多地影响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乌理玛学者们(穆斯林学者)帮助建立了伊斯兰法理学校,比如,10世纪,阿资哈尔在开罗修建了正统的逊尼派学识中心,此外,它还与苏丹西部的梯姆布克图、东非的拉穆建立了联系。这些中心主要对印度洋区域的上层阶级开放。对于普通人的信仰诉求,苏菲教团则提供了替代作用。苏菲派对本土的差异更为宽容,只要不反对伊斯兰文化,各种仪式都被允许发展,或者苏菲派会直接将其纳入信仰体系。就这样,当地人形成了如下的信仰习惯:向乌理玛学者们寻求正式的信仰帮助,但是,在日常中却实践苏菲派的教义。不论是乌理玛或是苏菲派,他们都提供了一套灵活又内在彼此相关的伊斯兰文明体系,这些知识体系跟随商人而来;也正是通过这些商人,伊斯兰教创始者们的传奇故事得以流传到斯瓦希里地区、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伊本·巴图泰在14世纪时曾从摩洛哥一直旅行到中国,他在书里写道,他旅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巡回的穆斯林学者的存在。

哈吉(已经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徒)是向麦加朝圣集会的重要召集者。他们打破了各个区域的差异,形成了一种平等主义及团结的意识。范贝里教授认为,事实上,哈吉扮演着“宗教议会”的角色。在正统的伊斯兰学者、苏菲派实践者、建筑师及手艺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伊斯兰文化的流入奠定了基础。到13世纪末,伊斯兰教已经在印度洋世界的大多数贸易通道上站稳了脚跟。

对许多信徒来说,去圣城麦加朝圣也代表着一种回归。朝圣后,很多信徒会留在麦加;他们与当地妇女通婚,逐渐被吸纳进了当地社会。一些精通伊斯兰教的领袖们也会在麦加停留相当长时间,随后他们会成为各地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中心。朝圣的仪式,实际上,在穆斯林的精英团体里催生了一种理念:伊斯兰共识——意即他们都同属一个共通的、更为一统的实体。学者谢里夫也讨论过,“麦加对形成、净化并宣扬伊斯兰文明至关重要”。

另一个大移居现象主要指的是阿拉伯半岛的移民。因为土地干旱,且退化严重,哈德拉毛地区的剩余劳力都选择了迁移。大体上,主要有三拨哈德拉毛人的移民:第一波从公元1世纪开始直到13世纪,这一波移民的目的地是印度;今天在古吉拉特仍然有哈德拉毛人的后代。第二波移居主要是将也门人及哈德拉毛人送到了东非海岸,这波移民主要发生在13世纪中叶。第三波移民在14世纪,移民的方向主要是东南亚。

哈德拉毛人大移居的成员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伊斯兰贵族、圣族后裔及学者,这一阶层主要是上层的宗教精英。他们聚焦于神圣的事业,不过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阶层主要保持着族内通婚,不过他们在当地社会也有情人,通过这层关系,这一精英阶层在当地社会扎根,人数不断增长。这些精英与伊斯兰文化的传播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后代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著名的商人、乌理玛或者统治者。移居的第二个阶层是部落人员,他们携带武器,并参与政治。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了雇佣兵。第三个阶层是商人,他们比较温和、物质上富有并且有影响力,有一部分人甚至统领着当地社会。最后一个阶层是社会底层,比如,仆人、普通大众等等。他们或者是在前伊斯兰时代来自埃塞俄比亚入侵者的后裔,或者主要作劳力或小商人。

这些哈德拉毛人移民对斯瓦希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仿造原先的社会在当地再建了一个等级社会。当然,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大多数原先是普通自由民的人在新社会里成为了仆人,以前的农民转换为了杂货商。绝大多数的底层人们都接受异族通婚,他们的后代像“彩虹民族”,身上兼有两种文化的特质。比如,在科摩罗岛,哈德拉毛人与本地上层社会妇女通婚,他们的孩子会保留住来自母方的特权与优待。看起来,哈德拉毛人完全融入了科摩罗文化。

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地区也是一个沿海社群,伊斯兰文化帮助当地居民从低种性的制度中解放出来。原生的印度教对伊斯兰文化也保持了包容的态度,因为社会需要繁盛的商业。据玛素迪记载,10世纪塞穆城有10000穆斯林;马可·波罗也写过,13世纪在加尔各答有15000名穆斯林。帕德斯城邦的统治者也是穆斯林。在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印度社会也培育了一种合作的精神。


四、结 语

大约在10世纪到15世纪,印度洋世界经历了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这是一种相对复杂的认知体系,不仅形成了有助于商业的思考方式,也塑造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气质,大量的移民还重组了当地人的身份认同。

传统说来,印度洋的历史是由三个层次镶嵌而成的:不同种族的交往、不同文化的碰撞,以及不同宗教的交融。伊斯兰文化在其间帮助打造了一种文化与信仰的共通性。

本文注释略。

作者黄立志,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讲师,目前在南非金山大学进修祖鲁语与非洲历史,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青年政治、非洲语言学及青年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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