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一个80年代遗少与遗老的往事

来源:许纪霖之窗时间:2021-01-10

北京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八十八米寿,这是一个充满趣味与智慧的八十年代老人。作为《读书》的作者,许纪霖教授回忆了他与沈公交往中的各种趣事。


陆公子给我发来短信,说沈昌文今年88岁生日,要给他编一本《八八沈公》的纪念集,让他高兴高兴,说我是他的老朋友,希望我加入大合唱。还特别叮嘱不要将他写得太高大上,多写写他的趣事。

△八八沈公(脉望)

胡适在世的时候,许多人都喜欢说“我的朋友胡适之”。沈昌文的朋友也是遍天下,但我不想说“我的朋友沈昌文”。每次见到他,都会像其他人一样,叫他一声老沈,有时候,还会半开玩笑地称他“沈公”,但不是那种恭恭敬敬的叫法,而是嬉皮笑脸,没大没小的。我与老沈相差26岁,按理说也是两代人了,但是,相处久了,感觉他就是一个老顽童。

老沈创造了许多金句,其中我引用最多的,是这句:“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这是何等的自信!说来你不信,在上个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竟然就是读书界的事实。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假如不是《读书》的读者,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我的好几个朋友,有做生意的,有当官的,在酒过三巡、神态微醺的时候,都很得意地向我吹嘘:我家里有创刊以后的全套《读书》!

△1985年《读书》一月期封面

当年,我也是沾了《读书》的光,一夜爆得大名。如果说老沈是八十年代的遗老,我大概就是八十年代的遗少。遗少认识遗老,是1987年的故事。我在《读书》发表了《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被老沈相中,开始成为《读书》的当红作者。第一次去《读书》编辑部,还是在东西十条一个很简陋的胡同里,刚刚坐下,屁股还没有坐热,赵丽雅就招呼:吃饭吃饭,一起去午饭!于是,编辑部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小馆子而去。我见到了《读书》的大主编沈昌文。

第一眼的印象不太好,这哪是一个读书人,分明就是一个剃着板寸的北方大掌柜嘛!当年的《读书》编辑,除了杨丽华、贾宝兰是科班出身,吴彬、赵丽雅以及先后离开的包遵信、王焱,都是像老沈一样,是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阅历的“三无人员”,只是凭自己的能力考进编辑部。不要以为这是老沈的“武大郎开店”,这个武大郎比武松还厉害,没有一点真本领,还没有资格在名流如云的读书作者圈中端茶送水。岂止端茶送水,当年与我联系最多的赵丽雅,后来成为了知名的文史专家扬之水。

老沈这个大掌柜,与伙计说起话来,也是没大没小。吴彬经常嘲笑他:你老沈当年在上海滩银楼当伙计,不就是会出歪点子,在镯子上刻上一行:“妹妹我爱你”,在洋场上畅销,差点娶了老板的千金吗?老沈听了,笑咪咪的,不生气,看样子还很受用。在京城出版界,沈昌文对新事物之敏锐,捕捉新潮流之快,是出了名的。我就是被他网罗的新人之一。记得我写了一篇关于周作人的文章,老沈大笔一挥,将题目改为《读一读周作人罢》,放在杂志目录的头一篇,压过了诸多元老级王牌作者,让我诚惶诚恐,又有点自鸣得意。

△沈昌文(出版人)

伙计可以开掌柜的玩笑,掌柜也经常与伙计打情骂俏。赵丽雅,就是老沈经常“语言骚扰”的对象。他最爱讲的一个段子,说是评论读书诸位女将,说赵丽雅“头有反骨”,赵回家告诉老公,老公很紧张地问:“他真的摸过你的头?”讲到这里,老沈每回都要哈哈大笑,好像真的沾过什么便宜似的,其实呢,不过是吃了一回豆腐而已。

人至贱则无敌,从底层跌打滚爬一路打拼上来的老沈深谙此道。身居正厅级的三联书店总经理,他没有读书人的矜持,更没有京城场面上的官气,在他的身上,多的是市民阶层出身的海派文人特有的精明和狡黠,用上海话来说:叫做“晓得看山水”。他将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上,别人要伤害他,不太容易,因为你不能打倒一个主动躺在地上的人。他是一个懂得生存智慧的人,是出版界的王蒙。

△沈昌文(出版人)

在上个世纪末,几乎所有像《读书》这样有影响的报刊杂志,最后都壮烈牺牲了,比如上海的《文汇月刊》、《书林》,稍后的北京《东方杂志》。唯独《读书》硕果仅存,今年40高寿,堪称一个奇迹。其中有多少老沈以及他的前任范用先生的用心良苦呢?他们懂中国,懂政治,也懂人情世故。我听老沈讲过,当年《读书》之所以没有被一并关闭,乃是执掌最高意识形态的胡乔木讲了一句很旋转的话:“保留下《读书》,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可以了解‘那一边’的情况。”这与老沈说的“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岂非有异曲同工之妙?妙就妙在老沈对杂志尺度的把握,既属于死不改悔的“那一边”,又不至于打烊关门,还活得比较滋润,有文化人的尊严。

到了老沈主持《读书》的最后几年,他对分寸的拿捏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如今体制中常见的明哲保身的小官僚、老奸巨猾的投机主义者。老沈毕竟从民国走来,那层思想底色是再多的政治运动也洗刷不尽的,他有要改也难的文化追求,尽管小心翼翼,左顾右盼,但只要有一分空隙,都要挤出一条缝来,为读者争取一点外来的新鲜空气。
1995年的《读书》杂志,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席卷期中。这场大讨论,虽然老沈不是始作俑者,却是幕后的总策划师。我记得还在大讨论风暴之前,他在《读书》编后语中,已经说过大意是如此的话:我们这群人,在阁楼上所坚守的是什么呢?无它者,人文精神是也!正因为他内心中有此信念,这年他与吴彬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召集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高瑞泉和我等一批学者开小会,当即拍板在《读书》上组织人文精神的系列对话。对话叫什么名称?老沈一言定乾坤:就叫人文精神!

在九十年代,每次从邮局收到杂志,我最迫不及待的,是翻到最后一页,读老沈亲自拟写的编后语。这些编后语,后来辑成《阁楼人语》一书,那真的是沈氏语言、沈氏风格,很有点林语堂《论语》、《人世间》的幽默笔法,正话反说,亦庄亦谐。好像有一点弦外之音,又滑腻腻地,抓不住任何把柄。


△《阁楼人语》(沈昌文著)

不错,讲到精神传统,老沈既不是激愤的鲁迅,也非理性的胡适,他就是一个当世林语堂,有落拓不羁的名士派头,有杂贯中西的一知半解,有嬉笑怒骂的幽默战法,有拿自己开涮的强大心理。只是,他没有林语堂那种“西崽相”,他更草根,更圆滑,也更中国。

在老沈的身体力行之下,八、九十年代的《读书》,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用他的话说,读《读书》不必正襟危坐,可以躺着读,上厕所的时候也能读!但《读书》又不是一般的枕边读物、厕所文章,读完之后,知识有大长进,精神有大补益。如今在学院里面接受过规训的学者,已经很少有人会写这样有趣的文章了。学者无文化,文人无趣味,是当下士林的精神症候之一。我真是三生有幸,属于八十年代精神之子,在老沈的言传身教、威逼利诱之下,从出道的第一分钟开始,就懂得一点“思想离不开趣味”的为文之道。

我与老沈交往最多的,当属九十年代。每次去北京,都要通知他,他是“在京海派”的总头目,立即召集诸位京城的上海朋友聚会聊天。老沈好吃,也懂得吃,这点与林语堂有得一拼。林语堂也好吃,但最喜欢的,不是那种山珍海味的奢侈酒席,而是街角边的小馆子,就着鸭掌、花生米、炒腰花,小斟小饮,与三五知己海阔天空地闲聊。老沈带去的馆子,也不奢华,没有达官富人出没,但都有点小小的特色,有一层带文化的土味。我唯一一次喝北京的豆汁,就是在老沈建议下,三联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

淡出三联和《读书》之后,老沈不甘寂寞,在俞晓群支持下,让陆灏站前台,自己躲在幕后办《万象》,主持《书趣文丛》、《万有文库》和《海豚文馆》。他来上海更勤了,每次驾到,都是呼朋唤友,在饭桌上天南海北。他对俞晓群说,我当顾问的唯一要求,就是可以自由报销餐费。我经常引用的沈氏另一句金言,是“我最喜欢在脏兮兮的餐馆,吃脏兮兮的小菜”。这个“脏兮兮”,不是真的脏,而是乡土气和家常气。一般游客很少知道一个城市最有地方特色的餐馆在哪里,总是以为贵的就是好的。但老沈与林语堂一样,他在各地都有朋友,总是能够找到那些其貌不扬的“脏兮兮”地方,大快朵颐。

假如说老沈是美食家,一定是抬举他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老沈真正在意的,其实是有一个让人身心放松的环境,无须像吃商务菜那般,身穿正装、戴着领带,正襟危坐,有仆人像喂猪一般分食。与老沈在一起,你可以翘二郎腿,穿“脏兮兮”的T恤牛仔裤,吞云驾雾,高谈阔论。什么叫文人聚会,名士风范?这就是,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沈昌文与友人

去年,我到北京,郑勇和《读书》编辑部的饶淑荣请我吃饭,问还想见谁?我脱口而出:沈昌文、吴彬!几年不见,老沈真的老了,他严重地耳背,坐在我旁边,却听不见我在说什么,更无法加入我们的闲聊。我有点悲哀,一个曾经是那样风趣横生、生龙活虎的老沈,敌不过岁月的侵蚀了。

我感觉,他似乎象征着那个过去的时代,八十年代的遗老以及遗少们,如今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王元化先生临终前感叹: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是的,随着老沈这代老人的谢幕,一个充满人文与趣味的时代已经翻页。接下来,就轮到了我自己。

但是,总有一些传统要传承,总有一种精神要坚守,在这个日益刻板而无趣的时代,我们能够指望的精神传人,他们在哪里呢?

△沈昌文(出版人)

 

原载脉望编:《八八沈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图片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