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错失加入自由贸易协议良机是过度政治算计所致

来源:三策智库时间:2020-12-29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原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成员国在2002年开始,所逐渐研议发起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演变而来。依据其原始章程草案TPP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Article 1.1.3)规定文字:“本组织支持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促进自由化进程,达成自由开放贸易之目的。”可证明此项贸易协议与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具有结构性的密切关系。

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建构初期,美国就曾经透过提出22条草案条文,希望该项自由贸易协议能够符合其国家利益,并让自身获得优势主导权。但此等条文受到多国反对,而当2017年1月23日美国特朗普总统发布行政裁决命令,决定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后,各国即刻放下了来自华盛顿的政治压力,同年11月11日宣布将该协议改组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并且于2018年3月8日在智利圣地亚哥顺利完成协议签署,由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以及秘鲁等11国共同参与,2018年12月30日该协议正式生效实施。

2020年美国大选特朗普败选,尽管拜登公开表达并无意愿参与任何自由贸易协议,但各方都相信华盛顿有机会调整政策,在拜登正式就任后不无可能将会检讨并考虑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而中国大陆在今年11月15日完成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后,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中明确表态,宣称中国大陆将积极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随后大陆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访韩日两国时,此项议题就马上列入会谈沟通项目,由此可见北京确实是相当认真推动相关进程。

面对这种发展态势,目前台北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摒除于门外,同时在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面前,也不得其门而入,虽然多次公开表达过愿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但其中政治与经济算计底牌究竟是什么?特别是在东京对于运用该项由其主导建构的自由贸易协议尽量争取贸易大国加入,以便顺势提升本身国际地位,明确表达强烈企图心之后,台北是否能够藉此顺利达成所望,这其中不仅牵扯经济贸易因素,更与政治考虑密不可分。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以及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成形过程阶段,台北其实就曾经产生过自欺欺人之错误想法,在评估时认为未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势必将由北京所主导,成为其在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架构下所能左右之政策工具与势力范围;认为当时若能抢先加入由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与多个贸易伙伴站在相同阵线,将能够产生制衡北京作用。

台北面对北京此种逢中必反的迷思式对抗心态,其实完全是错认自由经济贸易体制真正的意涵,所以才会产生如此不切实际幻梦心态。也因此,错过积极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各相关参与国协商的良机,最后搞到正式定案生效时,面对情势发展台北显得手足无措,尽管受到冲击的相关传统产业业者不断疾呼,但相关主管机构仍然没有具体政策指导与应对方针。

同样,在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时,台北高层更慌了手脚,不知是否仍应继续坚定推动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最后就算该协议在东京积极主导下,冻结美国所提出各项条款,化解许多加入该协议的重大障碍,改组成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架构,台北当家作主者仍无法鼓足全力尽速加入该项自由贸易体制,再让良机从眼前溜走。

实际上,不论加入任何贸易体制,总会有商有量有得有失,绝对不可能是仅寄望对手国放宽或是取消关税,本身却不必做出任何让步;所以必然的,有些产业会因此获利,而有些会受到冲击和挑战。在几家欢乐几家愁两难的矛盾困境下,找到解决方案进行产业调整,是考验各国经贸官员的关键所在。

台北当初表态要积极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是以为能够与华盛顿处在相同阵营,再加上当时北京并无意愿加入其中,因此错认该项协议将可以作为经贸围堵中国大陆的重要机制。此前台北政坛许多荒诞思维,都是围绕着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对抗制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打转,完全错认自由贸易协议真正本质,才让自身陷入当前两面落空的难堪困境。

自由贸易协议具备功能在于增加体制内各会员国间贸易,但却无法封锁或是抵制体制以外非会员国与会员国间的贸易往来,这是国际经贸上的基本常识。但对于台北内部,北京不在此自由贸易体制中,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拉紧与华盛顿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政治正确;能够充分满足内部政治消费,许多幻想冷战式经济封锁的政治对抗者获得了快意,才会让台北在当时的决策上,过分夸称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重要性,并且忽视积极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的迫切性。

而这种错误思维根本就经不起检视。一是只要对比两种机制所针对的产业类别与重点面向,就知道为何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个档次的自由贸易协议;二是对比两个自由贸易体制的成员国,多个国家能够同时参与两方,已经证明这两个机制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矛盾性与对立性,所以当初希望透过划设自由贸易体制涵盖面,来建构冷战围堵政经架构,根本是痴心妄想。

过去几年来,台北在国际经贸政策上不断空转,希望回避与降低的两岸贸易不断成长,希望建构参与的国际体制却缴交出白卷,就是因为决策者满脑袋政治,根本没有搞清楚经济贸易自由的运转轨迹与运作原则。当决策者只想到本身主观之政治意志,完全不顾客观之环境条件与政治及经济现实时,所有事情都要硬干到底,这若是不叫威权,那什么才能算是威权呢?


(作者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三策智库特约政治评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