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信仰的选择:天才小提琴家神秘失联后的漫长寻觅

——评介加拿大电影《名字之歌》

来源:三策智库时间:2020-12-22

 

在叙事方式上,电影和中国的传统诗歌颇为相似,都非常讲究节奏的“起-承-转-合”。不同的是,诗歌的语言要严格按照“直线式排序”;而电影则可凭借蒙太奇的功效,采用交叉汇编的方式演绎出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大剧。

加拿大新近(2019)推出的电影《名字之歌(The Song of Names)》,就是一部音乐绝美、情节跌宕、主题深刻的影片。

“起”——万众瞩目等待着一位天才小提琴家出场

时间是1951年12月3日,地点是伦敦音乐厅,里面挤满了衣着讲究的名人,有皇室成员、议员,也有富翁和媒体。人们都在热切地期待一位天才提琴家的到来,他的名字叫道维多尔·拉普普特(Dovidl Rapoport)。

此时,银幕上出现了BBC正在准备现场转播的画面,观众可以清晰地听到转播员这样一段话:“有人说,在艺术中,非常优秀(very good)和真正伟大(truly great)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既是最短的,同时也是最长的。今晚道维多尔·拉普普特很可能会完成这一跨越。”

好一个“最短距离”,眼看着他就即将实现跨越!

然而,道维多尔并没有实现这一步跨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到场。至于是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因为,他没留下一丁点信息,如同遁地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于人们都相信,道维多尔兴许已经离开人世。

没法如期演出的后果无疑会非常严重。演出的主办人是Stanley Townsend,多年前将这位从华沙来的犹太音乐神童收留下来,让他与自己的儿子马丁(Martin)住在同一间屋子里。这场演出出人意料地夭折了,致使Stanley不仅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精神上的刺激也相当严重,仅仅三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他借给道维多尔的那把珍贵的小提琴,也一同被带走了。

对于道维多尔来说,Stanley无疑是伯乐。他赏识道维多尔的音乐才华,尽管家境并不算很富裕,也毅然决然地将这位犹太少年收留了下来,并曾承诺不会干预道维多尔的宗教信仰,然而后来的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道维多尔的父亲离开他回波兰时,给儿子留下一块精致的方块松香。众所周知,对于小提琴演奏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有用的物件。然而,对于道维多尔来说,这个对象的价值远不止它的物理作用,后来成为了道维多尔与自己亲人关联的信物。不仅如此,这个对象也是串联起整部电影的关键线索。


(小道维多尔在演奏)

他的父亲回到波兰不久,道维多尔的亲人在一次德国对华沙的大轰炸中全部罹难。这对道维多尔的刺激极大,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泣。从那以后,在每次演奏之前,道维多尔都要将使用这块松香的行为过程演绎为一种“神圣的仪式”: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这块松香,小心翼翼地从琴弓的这一端擦拭到另一端,擦拭完成之后,用双唇亲吻,最后将它放回到口袋里。

道维多尔的这些举动,马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承”——小天才道维多尔并不那么完美

小马丁和小道维多尔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练琴,一起玩耍。可是,由于家庭背景的悬殊、艺术成熟程度的极大差异,致使这两个少年的相处在开始阶段并不融洽。一方是居高临下,鄙视中带点妒忌;另一方是持才自傲,针尖对麦芒似的回击。然而,经过若干次面对面的交锋之后,他们倒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结下了纯真的友谊。

导演挑选的这两个少年,一个是饰演道维多尔的Luke Doyle,另一个是饰演马丁的Jonah Hauer-King。他们演得极棒,真实出彩,着实感人,影片把他们之间的情感演进过程描绘得真实可爱,构成了这部优秀影片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小马丁(左)和小道维多尔(中))

值得指出的是,影片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道维多尔的音乐才华,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真实的少年,一个小小心灵就承载着那么巨大伤痛的少年。这种真实不仅表现在他对家人的思念上,也表现在他并不那么完美的行为和品性上,时而淘气,时而做些出格的事情,这些与“乖乖孩儿”马丁形成鲜明的对照。

请看看影片中如下几段精彩对话。

当马丁问道维多尔,睡觉打不打呼噜?道维多尔回答说,要是我打呼噜的话,那鼾声也是带着“音调(tone)”的。

当马丁的父亲特意请来知名教授给道维多尔的演奏进行点评和指教时,教授对道维多尔说:“年青人,你还不是Kreisler(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啊。”道维多尔的回应,很霸气,也很睿智:“Kreisler也不是Rapoport啊。”潜藏在心底的那种年少轻狂,气度不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马丁嘲笑道维多尔的英语很烂时,道维多尔一口气说了五、六种自己掌握的语言。

当道维多尔问马丁会什么乐器时,马丁回答:会弹点钢琴。年纪稍大一点的马丁想对道维多尔动手时,道维多尔一下子就把马丁放倒在地,并大声嚷道:你就是这样,什么都只会“一点点”,连打架也是这样,只会“一点点”!

写到这里,BBC播音员说的那段“警句”该出场了:马丁和道维多尔的差别,不正是“very good”和“truly great”之间的距离吗!

让我们把视野放大一点,电影正是通过小道维多尔的这些言行细节,让观众看到他背后那个犹太族群的复杂特征,以及追求完美和至善的素质与传统。因为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其作者是Norman Lebrecht,一位多产的犹太才俊,在中国音乐人圈子里被称为“老莱”,如同称呼柴可夫斯基为“老柴”一样,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此外还有一些细节,当这两个小朋友骑自行车在外玩耍时,道维多尔会顺手牵羊地从路边小摊偷拿一瓶牛奶,然后两人一起分享。甚至,影片还描述了小道维多尔在轰炸之后,竟然从躺在废墟里的死者身上剥走贵重饰物,等等。

然而,小道维多尔这些不完美的行为和品行并不怎么招人讨厌,细细思量,是他的纯真和才华将这些都掩盖了。

“转”——35年后的转机,来自那擦拭琴弓的“仪式”

道维多尔的消失,显然是他精心策划的。对于追求完美,又擅长从“反面”提出问题和处理每个细节的犹太族群来说,道维多尔的设计完美而缜密,似乎没有一丁点漏洞。正因此,在道维多尔失联之后,马丁的寻觅没有任何进展,一拖就是漫长的35年。

系统科学告诉我们,任何系统不管设计得多么精密,都不可能是“不透风的墙”。数学上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告诉我们,精密的数学世界是如此,带有人性弱点或缺点的社会系统,更是如此。也就是说,道维多尔设计的“消失”事件,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

36年后,马丁已是音乐比赛的评委,但是家境平常一般,远比不上他父亲那时的状态。在一次音乐比赛时,有一个画面如同“非线性系统”中的那个“蝴蝶翅膀”一样,终于出现了。一位少年选手在演奏提琴前,慢慢地掏出一块松香,小心翼翼地从琴弓的这一端擦拭到另一端,然后亲吻这块松香。这不正是属于道维多尔的“典型”动作吗?

马丁坚信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就一定能找到道维多尔的下落。在这以后,他便展开了漫长的寻觅过程。真是凭借着一条“因果关系链”连接着另一条“因果关系链”,一环扣一环,最后终于找到了道维多尔。

在一环接一环的追寻中,下面两个情节是不能不交代的。

一个是名叫安娜的女士,曾和道维多尔待过一段时间。安娜说,道维多尔用他那美妙的小提琴演奏婉转感人的音乐,并不是向观众演奏,而是向那些埋在地底下的亲人的尸骨演奏。安娜还陪同马丁一起去了波兰的Treblinka集中营,那是道维多尔向死难者演奏小提琴的地方(据悉,这是该集中营主管方面第一次允许此地在电影中出现)。

于是,画面中重现了道维多尔一个人在这荒凉地面上,深情演奏那无比悲痛,音色绵绵不断,延展性极强的旋律。这样的琴声一丝一扣地穿透观众的耳膜,然后传递到心灵的世界,引发出难以言状的感受。

演奏完毕,道维多尔低垂着头,一手拿琴弓,一手拿琴身,独自站在灰蒙蒙的远处……这是一个黑白画面,加上那深情动听的音乐,让听众的情感得到了升华。

另一个情节,是在伦敦低矮昏暗的犹太教堂里,牧师领唱,带领着教堂里的其他人一起吟唱。歌词很简单,都是逝去的犹太人的名字,每次吟唱,挑选不同的人名。这种吟唱,与其说是歌唱,不如说是呼唤,对逝者的呼唤,与逝者的心灵交流,曲调时而高昂,回响于遥远,时而低沉,婉转于身边。陶渊明曾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确,再顶级的乐器也比不上人声,带着嗓音的声波,带着体温,伴着旋律,可以直抵听者的心灵。

后来,道维多尔对找到他的马丁说,犹太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在全体家人一起死亡时不能说卡迪什(Kaddish,犹太教哀悼者的祈祷文)。道维多尔又说,最长的一次,他连续演唱了五天五夜。

于是,电影在这里和盘托出了《名字之歌》的意义!

在此之前,我对犹太人的“异质性”多少有一点了解,但并没有了解到这样异乎寻常的程度。随后即做了一点点延伸阅读,对象是《塔木德》。这本诠释性的经书,在形式上有点像中国的《论语》,但其体量要远远大得多,且不是采用通常语言撰写,因此了解的人很少。

总体印象是,犹太人对族群的信仰和臣服,远远超过外部世界通常所想象的那样。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小小的窗口。

“合”—— 是完美的结局,更是令人沉思的新起点

这部电影和以往的大片不同,大结局并不属于“皆大欢喜”。然而,这不等于观众的观感得不到足够的升华和满足。这个“升华和满足”来自道维多尔在伦敦音乐厅的演出。

推迟了几十年的演出,地点没有变,演出的曲目结构没有变。这场演奏完美、高超,如同一坛经过几十年发酵的陈年好酒。回归社会的道维多尔,满脸胡须,那样沉着、冷静,脸上没有一丝微笑。

前半部分是道维多尔和乐团合奏,后半部分是他的独奏。上半场他身着演出礼服,下半场换成了他平时穿的外套。开始时,镜头摇动得很慢,很慢,气氛非常安静,空气似乎凝固了。道维多尔取出精致的松香,慢慢地开始了他那“神圣的仪式”,随后用琴声再次奏响了那首“名字之歌”。

伴随着旋律,过往画面一一重现:在Treblinka集中营的演奏,在教堂里牧师的演唱,不停呼唤着的逝者的名字……

这一段音乐的精彩程度,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正如电影中有一句台词这样说:音乐的力量比语言要大得多。只有亲自聆听,并且置身于电影这种特定的情境中,才能有此感受。有评论说,导演用琴弓让古典音乐在电影中得到完美展示,的确如此。特别要说的是,观众所听到的如此美妙的琴声,实际上都是由澳洲的华裔年轻音乐家Ray Chen(陈雷)所演奏。

演出结束后,马丁和夫人海伦来到后台看望道维多尔时,他又再次消失了,桌子上留下一把小提琴以及一封长长的信。在电影里,这封信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那些精妙的音乐。为此,我特地摘取几段翻译如下:

信件一开始,道维多尔是这样写的:我最亲爱的Mottl,你会记得我是如何被禁止为自己的家人说卡迪什语的,甚至直到家人的死亡得到证实之后仍是如此。这给我带来了剧痛。从你那里得知,我的失踪给你父亲带来了同样的痛苦,这使我非常难过。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不受伤害……

Mottl,是道维多尔对马丁自小以来的亲切称呼。第一句解开了道维多尔离去之“谜”,尽管马丁家对他很好,也是发觉他才能的恩人,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在二战中遭受屠杀的幸存者来说,还有更为重要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得不到表达所带来的剧痛,才使得天才悄然离去。

道维多尔接着说:两个月前,当你找到我时,我告诉你,我的生活已不再是你理解的那种方式了。我已决意放弃自我,而这与艺术家的必需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我所选择的是,把自己沉浸在一个充满信仰的群体里……这个群体是和自然界一样的社会有机体:他们具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记忆,而这一选择的代价,就是放弃自我……

在关于艺术和人生,以及信仰这些问题的选择上,道维多尔选取了一条与马丁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决意放弃自我,放弃艺术,说到底是因为自己的家人遭到屠杀所带来的创伤。电影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战争的屠杀所带来的伤害多么深刻,又多么不可消减。联想到张纯如在书写《南京大屠杀》时,这样说过:“不认罪,就是二次强暴!”

道维多尔最后的选择,是人生的自我选择。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对比,难于置评,更难分高下。正因此,道维多尔恳请马丁给他一个选择的自由,不要再去追寻他,他在过去欠下的“债务(即指那场逃跑的演出和那把贵重的小提琴)”已经做了补偿。但是,对马丁而言,这些“债务”不过是表面上的损失。

道维多尔的“二次消失”,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完美”。但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来说,有太多的动荡,太多的不确定性,道维多尔的选择也许是一条“清静”之路,真实的人生之路。

正如诗人艾略特所言,终点乃是起点,起点亦是终点。让我们为勇于做出自我选择的千千万万人祈福,天才的,非天才的!

 

(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