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热点观察之：

罗建波：对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一点认识

从一次出访谈起

2019年10月，我同国内两位学者一道赴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Freetown），我们与塞方议会、政府官员和部分媒体人士进行交流，塞方高教部、贸工部等部门的现任部长或副部长与会。听众反响热烈，塞高教部副部长塞内西先生（Turad Senesie）在评论中激情地谈到，中国发展得益于长期的自立精神，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奋和创业热情。他说，塞方需要改变陈旧的观念和思维，指责他人很容易，但反思非洲自己的不足却很难。

我们一行原计划在讲座次日10点离开酒店赶赴机场，但塞内西先生执意要在我们出发前再次与我们进行探讨。第二天早上8点，他带着高教部的几位同行来到酒店，与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短暂交流，他说他的同事们太需要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了。就在当天，塞方主流媒体《协和时报》（Concord Times）在头版中介绍了中方学者一行在塞的主要活动，称赞中国治理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People Centered）的模式，并且拥有有效的治理能力。

我们一行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能说会道或者个人魅力，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功以及它展现出的强大吸引力。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实现独立后取得了两大历史性发展成就：一是实现了一个超大型国家长达七十余年的和平与稳定，二是有效实现了中国自身十四亿人口的减贫和发展。非洲国家正在追求发展和复兴，他们迫切希望更多了解中国发展背后的“密码”，希望从中国身上找到适合非洲的发展经验和启示。

如何讲好中国治国理政经验？

推进与非洲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既包括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与他们分享中国人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复兴、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也包括虚心研究和合理借鉴非洲国家的发展经验，更为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特点。在当前非洲国家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发展之时，我们尤其需要及时研究和总结中国自身的治国理政经验，向世界呈现更多讲得透、听得懂、记得住的中国话语。

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究竟如何总结和提炼？回答这一大问题，需要从非洲实际出发，挖掘中非双方在发展和治理领域的最大公约数，并从这一角度理解和把握中国经验最一般性的本质。我以为，中国经验在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一种成功探索，是人类社会在解决发展和治理问题上的一种重要实践。我们需要从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因而需要解决若干发展难题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发展经验，从发展中国家推进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因而需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制度选择。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说，中国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选择。

讲好中国治国理政经验，还需要了解非洲的治理状况。自实现政治独立以来，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多数国家在发展和治理上仍存在三点不足：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比较滞后，一些国家有增长而少发展还很典型；二是多数非洲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吏治腐败和治理不善；三是部分国家、局部地区至今仍被政治不稳定所困扰。这是三个表象，背后还存在三个更为基础的原因：一是多数非洲国家的民族一体化进程尚未真正完成，也即是说，在后殖民时代要在现代国家框架下构建一个现代统一民族，这个进程还没有走完；二是非洲国家的基本制度（Institutions）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导致政府治理能力相对低下；三是非洲国家多党民主政治发育还不成熟，特别是政党政治还不能有效化解原本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

由此可以看到，当代非洲发展涉及三个核心命题：一是民族建设，即如何推动非洲国家的文化整合与民族一体化，在尊重族群多样性的基础上建构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二是国家建设，这涉及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即如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以实现国家的良治和发展；三是政党政治建设，涉及如何发挥政党在国家发展中的应有作用，并建立更为成熟的政党文化和政党政治，以推动多党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并由此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着眼中非在发展和治理上的相互对接，中国经验有几点显得特别重要，即独立自主、渐进改革、有为政府、社会共识。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始终坚持根据中国自身国情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始终注重凝聚国内对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共识，这是中国成就自身伟业的最根本经验。

中国治理模式呈现五个显著特点，即五个“State”：

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中国发展模式有个显著特点，即把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注重发挥党和政府对发展的引领和助推作用，同时主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有为政府（Effective State）。一些学者习惯于用“强政府”来指称中国治理模式，其实这一词汇在政治学领域并非是完全意义的褒义词。从发展方向看，中国的国家治理应是一种“有效国家”或“有效政府”，即国家或政府在有限的治理范围和必要的制度约束下行使富有效能的国家权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良性互补。

回应型政府（Responsive State）。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中国不断得以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原动力。我每次在中央党校会见外宾时，都乐于带他们去参观校园中心的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的是两句话：一句是“为人民服务”，另一句是“实事求是”。我以为，这两句话最为集中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和原则，最为集中地阐释了中国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

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State）。中国政府具有超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相对“自主性”，因而能够制定相对长远的国家发展目标，且能够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地追求。

共识型国家（Consensus State）。放眼世界，无论何种文化传统，无论何种政治选择，政治制度包括政党制度的功能和诉求都是一样的，即在尊重社会多元的前提下，最大程度鼓励政治上的良性竞争而非恶性竞争，最大程度培育社会共识而非扩大社会分歧，最大程度维护秩序稳定而非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

对中国经验及其特点，非洲有识之士给予了高度肯定。卢旺达治理署新闻与传播主任吉拉德·姆班达（Gerald Mbanda）专门写过一本书，以共识民主（Consensual Democracy）来概括中国和卢旺达在政治发展上的相似性，认为这种政治模式值得非洲国家借鉴和学习。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居（Charles Onunaiju）曾专门谈及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认为这一制度能够通过富有弹性的机制把各种利益相关者团结起来，有助于避免单纯一党制的固有弊端，也可以避免竞争性多党制带来的无序权力竞争。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合作成效

2017年夏天，尼日利亚编辑协会主席、《新电讯报》总编凡克·埃贝默德女士（Funke Egbemode）受邀来华参加治理经验交流研修班。她在中国的三个月时间里，乘坐了中国的高铁，参观了北京、上海、杭州的城市建设，调研了中国的多个经济开发区，也去中国内地目睹了中国的农村发展和农村减贫。回到尼日利亚，她在尼日利亚的《太阳报》上撰文《中国如此美丽，尼日利亚何去何从》的系列文章，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认为中国展现出的坚强领导力以及务实的发展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

记得在北京交流和学习期间，埃贝默德女士曾向我谈及她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解。她把中国经验概括为三点：中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很有远见；它领导的政府很有治理能力。这个概括或许谈不上特别深刻，但却简单明了。非洲朋友主动讲中国经验，或许比中国学者讲得更明白，更贴切。

据我的观察，非洲朋友来华参加研修和交流，他们可以借此获得具体的发展知识和技能，诸如减贫、经济开发区建设、政府管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切身体会到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迸发出的积极创业精神，进而增加他们从事非洲发展的信心、勇气和激情。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在四十多年前还与非洲国家一样贫穷，而如今，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有着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我们谈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与发达国家的，也有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上，两者的出发点和着眼点确实很不一样。与发达国家谈经验交流，着眼的还是增信释疑，核心一点就是想说明中国的制度和理念是适合中国自己的，我们寻求的主要还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这里面也有变化，我们从以前的谦卑变得更自信了，对方由以前的傲慢变得更平等了，甚至有些西方人也愿意倾听了。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不太一样，着眼的是培育共识、增进互信。它在本质上延续的是南南合作精神，是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互信互助互利合作。

按照我的理解，中非命运共同体有三大内涵，也即三大支柱：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知识共同体。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通过观念和制度层面的互学互鉴推动各方提升发展能力，更好思考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通过文化、思想和观念层面的相互分享推动打造南南知识和价值共同体，进而推动人类文明格局更加多元更加均衡的发展，这正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包括更大范围的人文交流，是21世纪中非合作的重要生长点和着力点，也是我们大有可为的地方。

对于中国，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非洲民众更好了解中国，有助于中国向国际社会真实全面地讲述“中国故事”，有助于扩大中国发展经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对于非洲，它们有了更多了解中国发展经验的机会，这为它们思考自身发展道路多了一份颇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以前，发展中国家要学习发展和治理经验，要么去纽约、华盛顿，要么去伦敦、巴黎。今天，越来越多的非洲朋友来到北京、上海，也有越多越多的中国人来到非洲大陆。以前，知识的流动在结构上是纵向的，从北方国家流向南方国家。今天，发展中国家在继续学习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的同时，也开始加强横向的交流互鉴。自近代以来，世界长期延续着以西方为中心，以亚非拉为外围的“中心—边缘”垂直体系，而如今，以发展中国家互利、互惠、互助、互鉴为特色的横向合作正在全面展开，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多中心化”甚至“去中心化”的趋势。伴随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不断深化拓展的南南合作，世界的物质、权力和观念格局都在发生某种富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这是当今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方面。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应坚持的几个原则

我们务必做到三点：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存异求同。这种经验交流，不是中国发展经验的单向输出，不是中国治理经验的单方面宣介，而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即便是其他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时走过的弯路和相关教训也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帮助我们更好思考和规避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诸多难题。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在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时，务必做到三个“尊重”，即尊重非洲国家的本土知识，尊重非洲国家的自主选择，尊重非洲国家的平等地位。我们不要试图代替非洲人发现非洲，不要试图代替非洲人思考非洲，不要试图代替非洲人治理非洲。

在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时，中非双方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是互学互鉴的关系，我们不能强推，不能居高临下，不要抱有过高过多的期待。特别是，从事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尽量不要去辩论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制度的孰优孰劣，而是尽量发掘双方最大公约数，找到各方的关切点、相似点、共同点，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探讨制度选择和能力建设，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构筑共享的文化、思想和观念。我们需要自信地认识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世界影响，又要怀着谦虚精神、客观态度对外阐释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这既有助于照顾对方的心理感受，也有助于避免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某些误解和猜忌。

我们要摆正自己的心态。虽然很多非洲国家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对中国发展的羡慕，表达过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趣，表达过开展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愿望，但我们也要看到，很多非洲国家对西方发展理念、制度和经验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援助也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我们可以乐见非洲国家“向东看”，但希望它们在战略上“向东走”，显然并不完全现实。非洲国家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自然会平衡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自然会有选择性地借鉴外部世界的发展经验，我们对此要有正常的心态。

最后想说的是，非洲是一个拥有54个国家的大陆且各国在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十分巨大，政治、政党制度有着显著差异。因此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还应注重因地制宜、因国而异，在讲共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差异化”，在此基础上稳步推进、有序展开。中国学者也应更为细致地去研究非洲的洲情、区情、国情、民情和社情，更为深入地提炼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智慧，从而为正在开展的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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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建波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