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背景下我国典型制造业产业转移路径的启示

来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编辑部时间:2020-11-12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并不断升级,导致部分中美双边产业联系削弱甚至断裂,也将倒逼全球生产网络进行调整。在全球产业转移形势持续演变的背景下,中国能从过往的产业转移路径中得到哪些启示加以应对呢?本文基于一种新提出的产业转移价值量核算方法,对我国受贸易摩擦影响的典型制造业--“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 和“纺织业”在2000-2007和2007-2014年的产业转移路径变化进行了分析。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产业已出现异质性变化,并针对不同产业特征,提出了若干相应政策建议。

(一)受贸易摩擦影响的典型制造业在2000-2007年和2007-2014年的产业转移价值量变化与同类型行业相比已出现异质性。

本文中,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则指的是由于A国i行业的最终产品市场供给结构变化所驱动的B国i行业最终产品产能的转入或转出,例如美国的汽车市场中由于10%的家用小型汽车从国内供给改为从墨西哥进口,从而导致汽车行业的产能转入到墨西哥(从美国转出);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指的是由于A国i行业的原材料供给区位结构变化所驱动的B国j行业中间产品产能的转入或转出,例如美国汽车行业的生产过程中,来自日本的金属部件原材料被中国的金属部件中间产品所替代,从而导致的金属部件行业的产能转入到中国(从日本转出)。综合全球所有经济体所驱动的中国各制造业产业转移价值量可知,对于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2007-2014年,中国制造业所有部门的转移价值量较2000-2007年均有所增加,其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涨幅最为明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涨幅较为微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纺织业”的涨幅最为微弱,在两时期几乎持平。对于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2007-2014年,中国其它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价值量相比2000-2007年有较大幅度增加,仅有“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的转移量反向大幅减小,同时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的转移价值量相比2000-2007年有较大幅度降低,其中“纺织业”的降幅最为明显。因此,“纺织业”和“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两部门的产业转移特征与同类型行业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另一方面,“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是中美经贸摩擦中被率先加征额外关税的重点行业,“纺织业”则是具有一定产业对外转移基础,容易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加速对外转移进程的重点行业,因此这两个行业也都是受中美经贸摩擦的典型行业,这两个行业的产业转移驱动路径变化也尤其具有研究价值。

(二)中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产业转移驱动路径变化

对于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的价值量来说,中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在2007-2014年相比2000-2007年的降幅是全球所有经济体中最大的。这一下降主要受到美国、RoW(Rest of World, 指未列示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所有其他经济体的集合)、德国和中国自身的驱动变化影响,其中美国和RoW的影响最强,分别占中国总降幅的39.7%和35.3%。

相比于2000-2007年,2007-2014年美国和德国所驱动的世界各经济体“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中,降幅最大的都是中国,但中国在2007-2014年仍表现为产业转入;相对的,增幅最大的也均为美国和德国自身,且由2000-2007年的净转出转变为2007-2014年的净转入。即在2007-2014年,在美国和德国的“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最终产品市场中,中国的市场份额扩张幅度趋缓,美国和德国自身的市场份额开始回升。

在两时期RoW所驱动的世界各经济体“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中,降幅最大的是RoW自身,其次才是中国;相对而言增幅最大的经济体是美英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中国的驱动情况于RoW有一定相似之处,其中,降幅最大的是中国自身,且中国在两时期均表现为转出,增幅最大的经济体是韩美日三大发达经济体,其中,日韩的增幅体现为产业转移转入的幅度增大,而美国则由转出变为转入。这说明,在2007-2014年,在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最终产品市场中,中国本土产品的市场份额下降幅度进一步增大,同时,美国的市场份额有所回升,日韩的市场份额以更大幅度扩张。

对于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的价值量来说,中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在2007-2014年相比2000-2007年的增幅在全球范围内以非常明显的优势名列第一。这一增长主要受到中国自身的驱动变化影响,占中国总增幅的82.6%。但同时,仍存在部分经济体所驱动的中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价值量有所下降,这些经济体主要是西班牙、德国、芬兰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

2000-2007年,中国所驱动的自身的“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表现为净转出294.7亿美元,而2007-2014年则为净转入2655.9亿美元,不仅实现了从转出到转入的转变,且体量为之前的9倍。相对的,减幅最大的经济体为RoW、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这说明在2007-2014年,在中国各部门的生产环节中,更多地使用了中国境内的“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对进口的“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中间产品有所挤出。

相比于2000-2007年,2007-2014年德国和西班牙所驱动的世界各经济体“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中,增幅最大的都是美国,但仍表现为产业转出;而中国尽管呈现减少态势,但仍表现为产业转入。即在2007-2014年,在德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生产环节中,中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中间产品对其他经济体的替代有所趋缓,而美国中间产品的被替代也有所趋缓。

(三)中国“纺织业”产业转移驱动路径变化

对于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的价值量来说,中国“纺织业”在2007-2014年相比2000-2007年的减幅是全球所有经济体中最大的,但中国纺织业整体在2007-2014年仍实现了产业净转入。这一下降主要受到美国、俄罗斯、日本和RoW的驱动变化影响,分别占中国总降幅的30.2%,16.0%,15.5%和12.6%。

相比于2000-2007年,2007-2014年美国和日本所驱动的世界各经济体“纺织业”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中,降幅最大的都是中国,但中国在2007-2014年仍表现为产业转入;相对的,增幅最大的也均为美国和日本自身,但在2007-2014年仍表现为净转出。在2007-2014年,在美国和日本的“纺织业”最终产品市场中,中国的市场份额扩张幅度趋缓,同时美国和日本的被替代情况也出现缓和。俄罗斯和RoW的驱动情况变化同样存在一定相似性,除了降幅最大的都是中国外,俄罗斯和RoW自身也都表现为降幅,且在两时期均为产业转出。因此,在两经济体的最终产品市场中,中国“纺织业”产品或对其他经济体的替代趋缓,或被其他经济体所替代,而两经济体的本土产品则加速被进口品所替代。

另一方面,在上述四经济体驱动变化中,增幅较大的经济体集中在土耳其、印度和韩国,它们或是被替代的情况有明显好转,或是对其他经济体有进一步的替代。随着中国纺织业的替代效应的减弱,各经济体开始转向新的新兴经济体(如印度)或老牌纺织业比较优势经济体(如土耳其)。

对于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的价值量来说,中国“纺织业”在2007-2014年相比2000-2007年基本持平,增幅仅为0.3%。其中,受印尼、澳大利亚和巴西驱动的价值量有所提升,而受RoW和美国自身驱动的价值量则有所下降。

印尼、澳大利亚和巴西所驱动的世界各经济体“纺织业”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在两时期的变化存在一定相似性。首先,增幅最大的经济体都是中国,且中国在两时期均实现了产业转入,即来自中国“纺织业”的中间产品投入对其他经济体的替代效应进一步增强。其次,降幅最大的都是其身,其中印尼和澳大利亚由转入转变为转出,而巴西则是产业转出量进一步增大。最后,三经济体所驱动的主要增幅经济体同样集中在韩国、中国台湾和RoW上,这说明除中国外,RoW所代表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和韩国、中国台湾代表的老牌新兴经济体的“纺织业”中间产品均对其他经济体有所替代。

在两时期RoW和美国所驱动的世界各经济体“纺织业”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中,降幅最大都是RoW和中国,但均仍表现为产业转入。不同的是,在美国的驱动变化中,增幅最大的为美国自身,但仍表现为产业转出;而在RoW的驱动变化中增幅最大的经济体则集中在韩国、中国台湾和印度。这进一步佐证了前文中的分析结果,即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和老牌新兴经济体在“纺织业”的世界产业转移新格局中,均出现上升势头。

(四)受贸易摩擦影响的典型制造业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启示。

对于“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尤其那些同样涉及“中国制造2025”并被中美贸易摩擦所针对的行业:

1)巩固并提升我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最终产品在本土市场内的份额,利用国内消费和投资的需求来消化由于贸易摩擦导致的外需衰退。

中国所驱动的世界各经济体“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中,中国自身在两时期均呈现产业转出,且转出价值量在2007-2014年有大幅的增长,即在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最终产品市场中,中国本土产品市场份额损失情况进一步加剧。因此,我国内需消化“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最终产品的潜力较大,是应对贸易战造成的外需衰退的潜在解决路径。

2)依托一带一路等重大战战略,提升我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最终产品在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份额,尤其是第三世界经济体等具有巨大发展需求的经济体。

在RoW所驱动的“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最终产品驱动型产业转移的变化中,其自身也是主要降幅经济体,这也为我国在RoW中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扩张幅度提供可能。我国应依托一带一路等对外合作战略,进一步推广我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最终产品在如RoW所包括的第三世界经济体的最终产品应用,利用这些经济体巨大的建设需求来消化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外需衰退。

3)利用加工贸易产能的国产替代潜力生产链地提升我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中间产品对进口品的替代,消化由于贸易摩擦导致的我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中间产品的外需衰退。

当前我国仍是加工贸易出口的大国,而在加工贸易出口中,“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产品占据了半壁江山。因此,我国国内生产环节中对境内 “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中间产品的消耗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是应对贸易战造成的外需衰退的有效潜在解决路径。

4)加强并拓展与欧洲国家的全球价值链联系,提升我国在欧洲国家生产环节中的“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中间产品投入比重,寻求新的外需增长点。

在两时期驱动我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中间投入驱动型产业转移价值量下降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欧洲各经济体。而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参与者,欧洲各经济体在美国主导的贸易摩擦中必然也会受到消极影响。因此,中国可以加强并拓展与欧洲各经济体的贸易与价值链联系,在欧洲各经济体的生产环节中提升自身的中间投入份额,以新的贸易增长点来消化贸易摩擦所造成的外需衰退。

对于“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尤其那些对外转移已初具规模的行业,在中美贸易摩擦冲击的大背景下,合理有序组织产业进一步转移将是规避冲击的最有效手段。而在产业对外转移的进程中:

1)需时刻关注我国国内的纺织业创新发展,严防过分对外转移形成的“产业空心化”。

2)建立适当、完善的“纺织业”企业对外转移机制,在“纺织业”对外转移承接国的选择上更加多样化,不仅可以选择劳动力投入要素便宜的发展中经济体,还可以考虑具有传统“纺织业”比较优势的老牌新兴经济体,如韩国、土耳其等。
 

本文内容摘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40卷第9期论文《贸易战背景下我国典型制造业产业转移路径的启示》,论文全文请点击文末链接下载阅读。
作者高翔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产业转移、投入产出技术;通讯作者杨翠红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全球价值链、投入产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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