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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中非治国理政交流正当时

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10月12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同中非合作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就此共致贺电。20年来，该论坛已成为中非交往的主要机制，为推动中非关系更好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贺电中，双方领导人强调，愿全面推动论坛北京峰会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成果落实，把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更高水平，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造福中非人民，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把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更高水平，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增进双方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都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无论任何时候，政治上的相互信任、理解乃至学习借鉴都是极深层次的关系写照。在笔者看来，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实质，就是中非双方领导人以及社会精英就国家制度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相互交流、借鉴经验，以实现作为后发国家的共同进步。中非同是发展中国家，具有近代被殖民被侵略的相似历史遭遇，如今又各自面临纷繁复杂的改革发展任务，对于实现现代化具有相同的渴望。因此，中非治国理政的交流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其实践贯穿了中非各自赢得近代民族独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如果粗略划分的话，可以中国改革开放为界，双方的交流大致经历了从革命经验到发展经验转换的两个阶段。在中国和非洲国家革命、建设、发展的不同时期，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历了一段艰辛的探索，最终经过改革开放，逐渐摸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道路和体系的正确性已经被实践证明。同样，非洲国家在赢得独立后，对于如何实现自我发展和现代化也经历了苦苦求索。20世纪8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受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听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实行私有化为主的“结构化改革”，但实效寥寥。90年代以来，非洲政界及学界对此失败教训进行深刻反思，认为国际金融机构的这个“药方”存在很大问题。进入新世纪后，非洲国家度过冷战结束初期的政治彷徨期，经过正反两方面对比，将取经的眼光逐渐从后现代的西方更多转向现代的东方。

二战后亚洲国家成批次、成梯队相继经济起飞，使非洲领导阶层深受震撼，他们认识到要借鉴东亚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特别是要强化政府能力建设，担负起制定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的责任。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以及后起的中国等东亚“优等生”，其发展模式都有政府强大并引导产业发展这一共同要素。对此，学界专门发展出一套东亚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市场并非万能，特别是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起飞阶段，政府要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一次次的强国崛起反复表明，后发国家开启工业化进程，需要政府集权的支持，后发国家学习先发工业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但同时后发国家可能很难在相同的经济领域与先发国家竞争成功，后发国家需要更多的国家干预才会扭转这一不利。说到底，发展首先是政治过程，其次才是社会经济过程。近年来，“发展型国家”的理论也开始在非洲有愈加广阔的市场，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以及毛里求斯和博茨瓦纳等国是非洲探索这一实践的佼佼者，它们虽然各有不同的发展国情和发展特色，但一致接受了该理论强调政府指引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非洲学界、政界两方面人士已有高度共识：胜任的发展型国家是推动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催化器，应该在驱动非洲的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基于对非洲需要发展型国家的共识，2013年非盟发布的《2063年议程》文件，明确将“创建胜任的发展型国家”确定为实现2063年发展愿景的重大驱动力量。这是非洲国家“向东看”的政策结果。

经历了新冠疫情肆虐的“大考”，世人可以看到东亚“发展型国家”普遍抗疫的成功，政府能力强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这也进一步彰显了政府在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面向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无怪乎许多国际观察人士都说，“大政府”回归已成为世界性的政治思潮转向。面对严重突发疫情，指望任何社会的自我组织和修复都是不切实际的，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抗疫表现说明，即使社会强大如斯，政府能力的不善仍是致命软肋。对于社会治理普遍趋弱的非洲国家而言，抗疫更离不开强政府的组织动员和积极作为。可以说，经此一“疫”，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包括政府如何开展危机管控、深入社会基层治理、保护疫情下的弱势群体以及重启经济发展等，正当其时。在后疫情时代，以提升政府能力为核心，中非双方发展理念的契合点、共同语言进一步增多，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有望得到更多非洲国家和人士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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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