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研究综述及前景展望

来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编辑部时间:2020-10-20

摘要: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贸易成本的下降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进而驱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以及贸易核算方法的革新,本文介绍了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研究,总结了全球价值链的定量核算研究,进而综述了全球价值链对产业经济发展和环境责任核算的影响,并指出了相关的研究空白,然后,总结了不同文献研究全球化分工对中美就业和福利影响的不同结论,以剖析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贸易保护主义的逻辑与效应,最后,本文从全球收入链、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挑战、变化新趋势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研究展望。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异质性;产业转移与升级;贸易摩擦;环境责任


1 引言

近三、四十年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革新以及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生产中的跨国分工与合作日益频繁,为实现成本最小化以及最优化利用全球资源,众多企业选择将产品研发设计、购买原材料、零部件生产、加工组装、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分散至全球不同经济体进行,附加值在每一个环节上被依次创造、累加,并通过国际贸易传递至下一个经济体负责的环节,进而形成“全球价值键”。

Baldwin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二次“解绑”,第一次“解绑”出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19世纪以来,随着运输效率的提升以及运输成本的下降,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可以运输到不同地理位置的消费市场,与消费者在地理位置上的距离已不再是束缚企业发展的瓶颈,而消费者也可以在同一个市场上购买到来自世界各国的产品,第二次“解绑”则发生在生产者之间,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企业可借助电话、互联网等远程传达生产指令、协调生产进度,进而使跨越国境的生产分工合作成为可能,贸易壁垒的下降进一步加速了国际分工的发展,如今,全球价值链已覆盖全球大部分经济体,成为连接世界各国经济的纽带,其发展为价值链上的各参与者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及挑战,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贸易核算研究等带来了挑战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全球价值链给就业、收入、产业转移和升级、环境等多方面都带来了全新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及其相关的研究迅速发展,并于近二十年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

然而,自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世界中间品贸易和贸易总量都大幅减少,贸易增速已低于经济增速,特别地,英国脱欧以及美国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更是加剧了人们对“逆全球化”的担忧,为什么全球化会引发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挑起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如何?如果“逆全球化”趋势形成,中美经济和世界经济走势如何?中国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打造自己主导的价值链?这些都已成为目前学术界和政策界非常关心的问题,有的问题已经或者正在被研究,有的则非常值得下一步深入的研究。 

本文接下来将对近些年全球价值链本身及其相关的重要研究进行综述,然后对未来的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读者对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梳理,并为未来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


2 全球价值链概念及理论研究

价值链的概念较早由Porter提出,描述的是单个企业的创造价值过程被细分为若干相对独立,但在功能上又彼此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些经营活动创造的价值进而串联形成”价值链”的最初形态,考虑到企业间交流与协作的日益频繁,Porter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上承供应商、下接分销商的“价值链系统”概念,将原局限于单个企业内部的价值链拓展到企业间,管理学领域亦将这种企业间的纵向合作称为”供应链管理”。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供,供应、生产和销售等的合作不再局限于某个区域或者某个经济体内,跨地区、跨国之间企业的纵向合作成为可能(即Baldwin所提的第二次“解绑”)。面对这种变化,Gereffi和Korzeniewicz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的概念,链上的参与者从某个国家内部扩展至全球的各类企业或机构,从而实现资源的全球性优化配置,为了摆脱“商品”一词的局限,并突出价值在生产网络中的创造和传递,Gereffi等采用了“全球价值链”的术语,考察国际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与网络内企业之间价值分布,类似的概念还包括“国际供应链”、“跨境生产网络”和“全球垂直生产网络”等,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全球价值链”更强调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过程,因此,在现在的经济学研究中更为常用。

生产分工的全球化和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得价值链的概念产生了延伸和转变,也使得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产生新的发展.在传统的贸易模型中,国家间的分工主要发生在最终产品层面,然而,随着生产分工从企业内部走向企业间、地区间直至全球化,传统贸易模型中有些基于最终品贸易的设定已经不再适用,在这一背景下,序贯生产(sequential production)(或“分阶段生产”、“垂直专门化生产”等)和“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s)等概念被引入传统贸易模型中,从而更好地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

“任务贸易”这一概念由Grossman和Rossi-Hansberg提出,将全球价值链上贸易的范围从最终产品、中间投入品等实物扩展至附加值创造的每一个环节,即每一项“任务”,每项任务依靠不同的生产要素完成,企业可将任务外包给其他国家完成,不同类型任务具有不同的经济收益和离岸生产可行性,因此,企业将在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评估后再决策将哪些任务外包,“任务贸易”使得附加值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被创造,并通过国际贸易在价值链网络中传递,进而又形成了“增加值贸易”(value-added trade)的全新概念。

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一个国家已不仅仅是在最终产品层面分工生产,往往集中于价值链上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那么,什么因素在影响价值链上的分工结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要素禀赋理论等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别决定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决定了分工结构和国际贸易格局,然而,一些新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影响着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格局,例如,Bald-win和Venables从企业外包决策的角度对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结构进行了分析,该研究将产品的生产结构分为“蛛形”和“蛇形”两种,前者表现为某一个生产环节(如装配)处于核心节点,其余环节均与之相连;后者则代表了从上游至下游的依次生产模式,在实际生产中,两种组织方式往往混合出现,企业在组织生产时需进行抉择:一方面,地理位置上的靠近可降低相临环节间的协调成本;另一方面,不同环节的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比例不同,进而可通过外包来利用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差异降低生产成本,因此,最终的均衡分工格局并非仅由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还会受到各环节间协调成本的影响,并与产品生产结构(蛛形或蛇形)相关。Costinot等则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价值链上的分工决定因素,该研究将技术差异表示为一国在生产中的出错概率,基本模型假设为:一件产品的生产包含若干前后连续的步骤,且每一步都存在出错的可能,一旦出错,将无法继续下一步的生产,该模型在自由贸易均衡下存在唯一解,国家间生产率的绝对差异(生产率高的国家在每一步生产中犯错的概率都较低)决定了分工中的比较优势,由于生产后期的犯错代价较高,因此生产率高的国家集中在更接近最终产品的价值链下游生产。

Antras和Chor首次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结合产权理论与连续生产模型,将全球生产视为连续的序列过程,建立了厂商组织形式选择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如何影响最终品生产商与不同上游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如何沿着价值链来配置控制权以引导上游供应商贡献其最大的努力程度,该文表明,沿着价值链的所有权最优配置取决于生产阶段是序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当最终品产商面临的需求弹性大于投入可替代性,投入是序贯互补的,则存在唯一的“临界值”生产阶段,在其之前的相对上游阶段都外包,而在临界值之后的相对下游的所有阶段一体化生产,反之,需求弹性相对低于投入可替代性,阶段投入是序贯替代的,则得到相反的结论:对相对上游阶段的最优策略是一体化生产,相对下游阶段的最优策略是外包。


3 全球价值链核算

3.1 产品—企业—产业多个层面的核算

传统的贸易数据以贸易总额为统计基础,无法区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序贯生产过程中各生产环节的价值创造者,一国的出口既包含了本国创造的附加值,又包含了来自之前所有生产环节的累加部分,产生重复计算问题,进而扭曲了双边及多边贸易的不平衡状况,随着全球分工的日益细化、中间品贸易比重的提高,这一问题愈发严重,为正确衡量各经济体在全球化生产分工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多种全球价值链的核算研究应运而生,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核算研究可以概括四类:通过企业调查数据和贸易数据对单个产品或单个产业进行研究;利用单国投入产出模型对一个国家进行分析;从区域或全球角度利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整体分析;利用大样本微观企业数据计算企业、行业和总体的出口增加值率。

对某种产品或某个产业的全球生产链的追踪,主要是在企业数据和贸易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估计和推算进行研究,比较典型的案例分析包括苹果产品和诺基亚手机等,这些研究大都揭示了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生产链尤其是技术密集型生产链中获得的增加值是非常有限的,而大部分增加值被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获得,案例分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打开了视窗,但这类研究无法衡量某个经济体整体的贸易利益,产品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消耗关系,一种产品的生产往往需要其他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因此,国际分工的增加值分配与其说是全球价值“链”,更不如说是全球价值“网”,仅对单个产品和单个产业进行分析,很难正确把握整个生产过程和全面的全球价值链信息.

投入产出模型利用棋盘式的格局,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各个国家或地区以及各个部门之间产品的生产消耗关系,目前,投入产出表已成为追踪产品流向和全球价值链的主流工具,利用单国投入产出模型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国内成分)以及研究出口中包含的进口品(国外成分,称为垂直专门化)。垂直专门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较早由Hummels等量化定义为,一国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品(VS),或者一国生产的出口品被其他国家作为中间投入且再次被出口的部分(VSl).Lau等证明了出口总值等于其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和包含的进口值之和,因此对单位出口增加值和垂直专门化率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解释,同时,他们测算了基于出口增加值核算的中美双边贸易差额,发现基于贸易总值的测算远远高估了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顺差地位,相关研究同时包括李昕和徐滇庆,CCER课题组等。

单国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对象为单个经济体,无法刻画全球化分工下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关联及生产分布,因此,常常利用区域间或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来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整体分析,研究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经济收益和产业位置等问题。Johnson和Noguera较早提出了一套利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双边贸易中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方法,并证实了利用增加值和贸易总量衡量的双边贸易差额具有很大差别.Koopman等认为HIY方法计算的VS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此将出口总值按照价值流向分解为增加值出口、返回的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中间品贸易等组成部分,从而对价值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追踪(KWW方法)。王直等进一步将分解贸易流的方法延伸至双边贸易和部门层面。Los等则提出较简捷的“假设提取法”分解一国单边及双边贸易流,与KWW方法所得分解结果一致。Dietzenbacher等构建了平均传送长度(APL),来确定生产网络中平均每个分支上包含的生产阶段的数量.Antras等和Fallv等则提出了衡量一个产业在价值链中地位的上游度指标和价值链长度指标。Johrisori, Baldwin和Lopez-Gonazles和Amador和Cabral等的研究也为全球价值链核算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和重要的研究启示。

除对贸易总值进行分解外,研究者们也通过分解最终品对价值链进行分析,例如,Timmer等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将每个国家每种最终产品的价值分解为了各国各行业所贡献的劳动者报酬和资本报酬,从而对价值链进行分析。Los等将世界经济分为四大区域,将最终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程度,分解为区域内分工程度和区域间分工程度,并发现1995年至2009年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更主要是区域间分工程度的加深,说明当前的国际分工是真正的全球化,而非仅是区域化。Wang等提出了分别分解增加值和最终品进而衡量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

除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外,一些研究者也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把握每个企业在投入品选择上的异质性,基于“由微观到宏观”的思路,对中国企业、行业和总体的出口增加值率进行研究,例如,Upward等,Kee和Tang和张杰等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进而测算中国企业的出口增加值,他们均发现中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随时间不断增加。

中国经济在空间上存在巨大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国内不同区域自然禀赋、区位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也体现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着不同区域在直接对外经济贸易联系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一些学者利用中国的区域间(省际间)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问题,例如,苏庆义利用中国2007年省际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各省的出口总值进行分解,发现传统以贸易总值衡量的出口高估了沿海地区的出口增加值,低估了内陆地区的出口增加值,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对接的重要性,因此一些学者将中国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国家间投入产出表,进而进行中国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研究,例如,倪红福和夏杰长将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嵌入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中,对1997、2002和2007年中国各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其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内陆地区正通过加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而不断深入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3.2考虑异质性的价值链核算

在进行全球价值链的核算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在投入结构、技术水平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忽视这些异质性有可能使得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核算结果以及定量研究结论产生一定的偏差,因此,不少研究者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对全球价值链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贸易方式异质性、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和企业规模异质性等方面。

首先是不同贸易方式生产异质性,主要针对的是贸易中包含高比例加工贸易的经济体,陈锡康等在21世纪初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研究中美贸易差额时发现,中国出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加工贸易出口占有很大的比重,加工出口生产所需的大部分原材料及零部件均来自国外,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加工为成品后出口,因此与其他产品的生产具有重大差异,如果笼统将加工出口和其他生产混为一谈,将会严重夸大中国出口对增加值的贡献,因此陈锡康等提出了一种适用于中国和墨西哥等加工贸易出口比重较高地区的新颖的投入产出模型: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该模型将中国国内的生产分为加工贸易生产和其他产品生产,简称DP模型,在后面的研究中,进一步发现,一般出口的生产和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其投入结构也有比较大的差异,进一步对模型扩展为DPN模型,即将该模型将中国国内的生产分为三个部分: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加工出口生产和一般出口生产及其他。Lau等对此模型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论述,在此基础上,陈锡康、杨翠红和他们带领的全球价值链课题组相继编制了1995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等多个年份的中国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核算了中国出口增加值以及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多个经济体基于出口增加值核算的双边贸易差额,核算结果表明,基于贸易总值的测算远远高估了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顺差地位,而且不单独区分加工贸易将严重高估中国的出口增加值以及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差额(基于出口增加值的贸易差额)。Koopman等利用二次规划方法,也在中国单国投入产出表中单独区分了加工贸易,并证明,如果不单独区分加工贸易将严重高估中国的出口增加值;Chen等在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中,将中国的加工出口生产单独区分出来,测算了中国与多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差额,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进一步说明在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中区分中国加工贸易的重要性;Dean等和Yang等进一步发现,不区分加工贸易不仅将严重低估中国的垂直专门化率,而且也将错估其随时间变动的趋势。

考虑企业所有权异质的国内增加值核算也是全球价值链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Koopman等将中国贸易区分为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对于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的区分,此后,内、外资企业的异质性信息逐渐应用于对出口增加值的核算中,具体地,Ma等在区分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研究发现2007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增加值中的占比高达45%,而本国加工贸易企业的贡献却不到5%,Jiang等和Liu等在研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时也对贸易方式和内外资的异质性进行了区分。

此外,由于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区分企业规模异质性的研究也受到全球价值链领域的关注,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在经济系统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增加值,但是相比于大型企业,其在国际市场的参与水平较低。van den Berg研究表明挪威有85V0的小型企业不参与国际贸易,而大型企业不参与国际贸易的比重仅为30%。Bernard等也证实了中小企业相比于大型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参与程度更低,因此许多国家通过实施多种政策来刺激中小企业的对外贸易水平,而实施有效政策的前提是需要对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理解,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学者对不同规模类型企业在一国经济、外贸和环境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Chong等编制了荷兰区分大型和中小型企业的供给使用表(SUT),研究发现虽然中小企业对进口的依赖性要低于大型企业,但是由于中小企业作为很多大型出口企业原料、零件等的供应方,因此中小企业具有较高的间接出口。USITC编制了区分大型和中小型企业的美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表明美国中小企业的出口增加值占出口增加值总量的4I%。Kee和Tang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海关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测算了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增加值率,研究发现大型企业进口投入的比重较高,使得其出口增加值率较低。Tang等编制了同时考虑大型、中小型,以及国有、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区分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的中国投入产出表,通过该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有更高的出口增加值率。Meng等利用该表测算发现中国的中小企业贡献了碳排放总量的52%.Zhang和Yang进一步区分了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之间的差异性,编制了同时考虑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2007年和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研究表明由于小型企业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程度最低,小型企业单位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和就业最高,同时通过比较2007-2012年间不同规模类型企业的动态变化,发现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型企业的国内品的中间投入对其进口品投入的替代效应最为显著。

虽然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已受到全球价值链领域研究学者的关注,但是由于企业异质信息的获取难度较高,目前对于企业异质性的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还较少,大多数研究都基于单一年份,另一方面,现有关于异质性的研究基本上基于单国表,鲜有对于国家层面或区域层面的对比研究,这些问题也是全球价值链未来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方向。


4 全球价值链对产业经济和环境责任的影响

4.1 全球价值链与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是指某产业的部分或全部生产能力从一个区位向另一个区位的转移,随着“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垂直专业化生产的“解绑”,生产工序被不断细化并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利用当地的技术优势、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时空演变直接推动了产业转移规模的持续增长,正如Coe等所说,“全球价值链具有内在的动态性和变化性,而对于一些行业而言,这导致了该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上的快速转移”,产业转移通常以对外投资或者贸易的形式发生,在过去三、四十年来,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飞速发展,根据Baldwin和Lopez-Gonzalez的研究,G7经济体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自1990年的65%迅速下降至2010年的47%,减少了18个百分点,而同时,全球外商投资流出量(以2008年价格为基准的不变价)自1990年的2390亿美元跃升至19970亿美元,增长了约8倍。

产业转移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视角:狭义层面的产业转移是从微观角度考察企业产能的变化,是指企业将部分或全部生产功能从原生产地转移到另一区域;广义层面的产业转移则是从宏观角度考察产业规模在各区位间的变化,是一定时期内不同区域比较优势改变导致的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重新调整,这两类不同的视角也大致将对产业转移机理和路径的研究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宏观角度的研究大多直接从产业层面入手,研究产业在各区位间的相对规模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机理,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产品生命周期模型,雁阵范式,产业边际扩张理论。微观角度的研究则立足于对产业转移的实现主体一跨国企业,研究跨国企业进行生产转移决策和生产区位选择的机理。Dunning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总结出决定跨国企业行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三个最基本要素: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tion)、市场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又被称为OLI范式;Jensen和Pedersen则证实了生产区位选择的决策偏好是基于区位特征和产业转移动机的互相匹配,其中产业转移动机可以被归纳为:自然资源谋求型,市场谋求型,效率谋求型,以及战略资产谋求型。

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最首要的是采取合适的方式对产业转移进行测度,目前,这类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基于企业调查数据的产业转移测度,这一类研究从企业层面入手,通过探索企业转移调查数据与企业特征、业务数据之间联系,以微观角度揭示新时期产业转移的新特征,由于数据获取的可操作性较强,这一类研究广泛存在于狭义视角下的产业转移研究。Jensen和Pedersen根据丹麦企业的调研数据库对先进制造任务和欠先进制造任务(less advanced tasks)的对外转移的不同动机进行了探究,结果显示非技术工人的低劳动成本和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是欠先进制造任务对外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获取国际竞争力、获取跨境知识流和外国技术资源是先进任务对外转移的主要动机;Roza等则根据离岸研究网络(ofishoring research network, ORN)这一国际研究合作组织的调研数据对不同规模企业对外转移的动机进行了探究,发现成本因素对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均是最重要的对外转移驱动因素、资源因素对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都非常重要、而企业家精神因素对中型企业是最重要的,然而,由于涉及样本有限,调查数据通常只集中于某一区域或者某一产业,难以覆盖至全球产业转移的全景。

第二类是基于宏观公开数据构建的指数型产业转移指标,这类指标通常采取Balassa指数形式,从产业层面入手刻画产业在各区位间的相对优势变化,间接揭示产业转移发生的方向和强度,是目前从广义视角下对产业转移实证研究的主流.Savona等构建了国际产业转移指数(international relocation of pro-duction),并基于此分析了意大利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向意大利转移的产业对其本土就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同时也对下游创新型服务产业有挤出效应的结论;陈建军构建了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根据其动态变化对长江三角洲的产业转移进行评估,证实了1980年后自上海向其周边城市进行的产业转移促进了长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优化,然而,由于指数型指标的构建基于各地区的总产出数据,其测算通常受到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产业转移的揭示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同时,指数型指标所揭示的产业转移强度与实际产业转移价值量之间不存在线性映射关系,难以准确估计真实的产业转移量值。

第三类是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及其模型对产业转移价值量的核算,这类方法同样从产业层面入手,对区域间具体产业的转移价值进行测度,直接刻画产业转移的方向和强度,此外,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包含的区域间生产链关联信息也为这类核算体现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转移提供可能,刘红光等和Gao等分别针对区域间产业转移的不同定义提出了基于投入产出框架的产业转移价值量核算方法,但总的来说,目前聚焦这一方法对产业转移进行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发布的滞后性也对这一方法的实证研究有一定制约。

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视角入手的产业转移实证研究,均就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全球产业转移的驱动作用达成了共识,并且部分研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转移的新特点、新趋势以及产业转移对转移双方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分析。

自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英国脱欧和中美贸易摩擦极大地增加了世界经济和全球价值链演变的不确定性,引发了研究者对“产业回流”的关注,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高端制造业的“回流”(re-shoring).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上一轮世界大规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在逐渐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其在全球产业转移格局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也将逐渐发生转变,对新时期全球价值链演变中产业转移格局的及时、准确的把握;对新背景下产业转移机理的发展和创新;对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阶段的产业转移特征的捕捉和深入分析等亟待研究人员的进一步探索。

4.2 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

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一个共生话题为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兴起之前,产业升级主要指的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演替变化,或者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之间的演变,对于发达国家,需要依靠“创造性破坏”(新技术和新发明等)来实现产业升级;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前提是要素禀赋的变化,即资本和劳动的比率从较低水平提升到较高水平,在传统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一般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来推动本国工业化发展和产业升级。

近几十年,随着生产工序的全球分割化,产业升级的含义得到了外延,不仅包括传统的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升级,更包含产业内部的工艺、功能或价值链等多种形态的升级。Gereffi认为产业升级是指提高一个企业或国家进入获利更多、或者技术上更先进的资本及技能密集型活动的能力,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通过对价值链的治理,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产业集群实现阶梯式的升级.Humphrey和Schr-riitz对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产业升级内涵进行了划分和阐述: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通过改造生产流程或采用新技术来提高投入产出转化效率;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种类;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改变自身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提高技术和知识含量,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从低加工水平向深加工水平的演变;价值链升级(inter-sector upgrading),从现在所处的价值链跨越到新的相关的价值链,如中国台湾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利用最初获得的电视生产技术,跨越到利润更高的价值链,为跨国公司生产笔记本电脑和视频仪器等。Tian等提出了8个量化指标,利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和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衡量了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这几类产业升级的程度。

关于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目前有不少不同的研究结论。首先,对于发达经济体,可以归纳出两类主要观点,第一类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发达国家可以将低附加值、低效率的生产任务外包给工资水平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并专注于高附加值高效率的生产任务,这一专门化分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升级,另外一类则认为发达经济体过多融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技术外溢和国际竞争力转移等问题,不利于产业升级。

类似地,对于发展中经济体,也可以归纳出两类主要观点,第一类认为全球价值链是发展中经济体产业升级的重要契机,发展中经济体可以通过承接发达经济体外包的生产任务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而不需要掌握这类产品的所有生产环节和生产技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进口中间品包含了更多的技术含量,价值链中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并且这种溢出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和产品进口中表现更为显著。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经济体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干中学”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然后逐步向更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攀升,实现产业升级,不过,“干中学”的最终效果与当地的制度、政策和环境有关,例如,Wei等利用中国企业的专利数据,发现中国创新资源配置(政府补贴)存在明显错配和扭曲,在创新领域,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的竞争地位不平等,知识产权保护和教育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然而,另一类观点则担心全球价值链分工可能会将发展中经济体锁定在价值链低端。

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原有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难以持续,我国原有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节点的加工产业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分流,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中高端节点向发达国家回流和中低端节点向发展中国家分流的双重压力将我国产业沿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尽管目前有些文献研究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路径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从某一角度来分析产业升级的路径与策略,缺乏多维度的综合讨论,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将产业升级与国家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如创新驱动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等,研究这些发展战略对产业升级的意义,为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战略、推动产业升级提供创新性的思路,另外,目前对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更多地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这主要是因为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的测度方法和研究数据尚需要进一步突破。

4.3 全球价值链与环境责任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延伸,与各制造环节相关的资源投入与环境排放也随之被分割和分配,由于各地区在资源使用效率和环境排放损失的异质性,全球价值链对全球环境问题产生了更复杂的影响,在如今全球环保意识大幅增强的背景下,对全球价值链发展背后的环境成本或环境影响的讨论正在不断升温,学界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全球价值链中“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的测算和研究,“生态足迹”指的是对各类生产、消费活动对资源消耗或环境排放的贡献进行量化,目前主要集中在对“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和“水足迹”(water footprint或virtual water)的研究.而随着“生态足迹”研究的不断完善,学界也逐渐发现,在全球价值链促使了“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从自给自足模式下的同一地区向生产链分割模式下的不同地区分离的同时,“生产者”所进行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排放并不一定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可能是被其他多个“消费者”所驱动,这也将全球价值链中环境影响的责任分配问题复杂化了。

目前,对全球价值链中环境影响的责任分配体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完全“生产者”责任制,即“生产者”承担所有环境影响责任,谁污染谁治理,这一责任分配体系被广泛地应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等,尽管这一责任分配体系可能可以有效地提高高排放经济体(如中国等)的资源利用率以减少环境排放影响,但却同时会鼓励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以促使前者满足约定排放目标,由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源使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意识普遍低于发达经济体,这一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反而可能导致更多的环境成本,而目前,已有相关实证证据显示这一过程和相关结果正在温室气体排放密集型产业中发生。

另一类全球价值链中环境影响的责任分配体系是完全“消费者”责任制,即最终产品的“消费者”承担该产品生产链上的所有环境影响责任,谁需求谁治理,这一责任分配体系基于生命周期评估方法(life-cycle assessment framework)所建立,并取得了大量的关注,然而,其在解决完全“生产者”责任制的潜在问题的同时,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即“生产者”可以随意进行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以刺激经济增长、享受就业和福利增加的同时,却不用承担相应的环境影响责任。

因此,完全的“生产者”或“消费者”责任制都无法有效解决全球价值链中环境影响的责任分配问题,反之,“生产者”和“消费者”既然同时受益于全球价值链发展,也应共同承担相应的环境影响责任,近期,关于如何量化责任分配,合理建立共享责任分配体系,使得全球价值链内的所有参与者共同承担全球价值链发展背后的环境影响责任的相关研究进展有所涌现,但相关研究结果仍有待全球价值链研究者们的进一步分析和讨论,相关体系机制的建立和推行也有待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们的进一步推动。

另一方面,从“生产者”或“消费者”角度对碳排放责任进行合理分配的前提是对一国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进行有效测度。因此,有不少学者对全价值链下的贸易相关的能源消耗或碳排放展开了测算和研究,包括对于单一国家的研究,多个国家或区域的研究以及对一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双边研究。对于单一国家的研究多集中于测算一国的出口隐含碳排放或进口隐含碳排放对于一国碳排放总量的贡献,而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碳排放大国,对于其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现有研究发现1997-2012年,中国的出口隐含碳排放占总排放的比重达18%~27% 。对于多个国家或区域贸易隐含碳排放的研究,一般认为低收入国家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碳转移,对生态环境的发展增加了负荷。双边国家的研究一般以发达国家之间或者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隐含碳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大部分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发展较高,多数为贸易隐含碳的净进口国,而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中,中国都是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净出口方。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广泛研究。

最后,环境影响和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因果关系在当前也更加复杂化,如上所述,全球价值链发展自然会带来环境影响的变化,而另一方面,来自公众环保态度的压力和对可持续化发展的要求也愈发地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演变方向,在未来,这一复杂的双向因果作用机制,伴随着新时期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特征,将对全球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有待研究者们的进一步探索。


5 中美经贸博弈及其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起因及影响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与发展推动了全球中间品贸易的繁荣发展,相对于传统的最终品贸易,中间品贸易给全球价值链参与者的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带来的影响更为复杂,特别地,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贸易对两国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的影响吸引了不少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极大关注,有的研究结论为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了支撑。

自由贸易对经济与福利的提升作用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Costinot等从需求面出发的估计结果显示,美国从贸易中的福利获益占到美国GDP的2%~8%.正如Feenstra所言,贸易主要可以通过增加产品多样性、推进破坏性创造以及竞争效应降低成本加成等途径增加总体福利,但其中推进企业的破坏性创造过程中,确实会涉及到新旧产业企业工人的调整问题。与贸易的总体福利作用相比,学术界和政策界争论更为激烈的正是贸易在分配上的作用,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作用。

关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的影响,普遍的观点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促进了我国的就业增长、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不少实证研究结果也都证明了这一观点,比如,Los等利用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和中国的就业数据核算了1995 2011年中国出口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发现这期间中国出口对中国的就业,尤其是低技术工人的就业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关于美国与中国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响,目前有着不同的学术结论,针对中国加入WTO之后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影响力最大的当属Autor等的研究。Autor等认为由于中美贸易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且美国的劳动力在各区域间的流动性很差,因此传统工业区遭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进口冲击后,就业岗位减少,同时失业人员无法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转移到其他地区,只能进入本地区非制造业部门(如服务部门),挤出其中低学历的劳动力,根据他们的估计,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有四分之一可以被中国的进口增加所解释,随后,Autor等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并且指出了几点由进口冲击所带来的进一步的影响,包括:因为受冲击影响部门的产出减少,其上游部门的需求也相应减少,故而进口冲击的影响扩大为直接影响及对上游行业的间接影响;贸易还扩大了贫富差距,按照Melitz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生产率较高的美国企业才会选择出口,因此高生产率的企业在贸易中扩大了生产,增加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这部分人的工资率上升,同时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企业受进口冲击影响,工资率下降,工资差距扩大;此外,失业率的增加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下降,经乘数效应作用,降低全国GDP的增长。Pierce和Schott也将美国2000年以后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归咎于关税下降带来的中国进口的增加,这三个研究都将2000年以后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与中国加入WTO之后对美国贸易的大幅增长联系起来,成为美国发起贸易保护的重要依据,引起了学术界与政策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然而,Wang等的研究挑战了这些结论,他们认为,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性,从2000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中间品的份额是在不断上升的,即便是制造业企业,也有大量从中国进口中间品,从而相应地实现规模的扩大,而这些中间投入品进口的增加会促进进口企业雇佣工人数量的增加,从而促进就业,因此,考虑了供应链的机制后,来自中国的进口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有三种渠道:第一种是直接的竞争效应,这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就业;第二种是通过供应链的作用对美国上游企业的影响,那些不直接与中国进口竞争,但是为其他美国企业提供中间品的企业被挤出,其提供的就业会相应减少;第三种则是美国的下游企业,这些企业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中间品而实现了扩张,增加了就业,其中直接的竞争效应只会影响到较少一部分行业,而下游渠道影响到的企业几乎是美国整个经济体,包括服务业,根据他们的估计,综合三种效应,与中国的贸易导致美国各地的就业平均增加了1.27%,并且平均有75%的美国工人因为与中国的贸易而实现了工资的增长,因此,与之前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此文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贸易对美国就业,包括制造业就业的正面作用。

Fort等的研究同样对Autor等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将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完全归咎于中国的贸易冲击是不严谨和有失偏颇的。Feenstra等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强调在研究贸易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时不仅要考虑制造业受到的负向冲击,也应考虑美国服务业出口扩张对就业的正向推动作用,他们在同时考虑这两种效应之后发现1995-2011年美国对外贸易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对就业的总体效应是正向的。Lee和Yi也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出发,批评了中国贸易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恶化的结论,他们构建了一个多国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生产是多阶段的,不同生产阶段对应不同的生产率和不同的要素密度,贸易成本的下降导致了国家在其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和生产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从而改变了劳动力需求,导致了工人更多转移到符合他们比较优势的部门中,此文将这一模型运用到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模拟了中国加入WTO后中美贸易成本下降的冲击,模拟结果显示,中美两国劳动力的技能溢价都有所上升,而全球价值链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中国冲击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于不同技能的劳动力是有差别的,美国政府更应着眼于通过再分配机制缓解内在的不平等。

虽然目前不同研究对劳动力市场整体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仍然存在争议,但是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贸易自由化进程导致了不同收入阶层的重新分配,问题在于,面对这种重新分配的结果,挑起贸易摩擦,采取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好的应对策略吗?

针对贸易开放导致的不同阶层的收入重新分配问题,理论上存在一种帕累托改进,使得每个个体的福利得到提升,然而,这一帕累托改进可能不会自动形成.Lvon等试图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选择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经济体在面对贸易自由化时应该采取的最优混合政策,他们发现,最优混合政策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所做的那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关税,而是在保持低关税的同时采用一个更加激进的累进税收系统,累进税收制度为贸易相关的劳动力收入风险的不完全保险提供了代替品,特朗普政府采用增加关税而不更改税收制度的政策,对于改善收入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Barattieri等则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出了质疑,他们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探索贸易保护主义的作用,并利用高频的贸易政策数据分析了这些暂时性贸易壁垒的动态作用,模型和实证分析的基本结论是,即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能够轻微改善贸易赤字,其代价也将是经济的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几乎在所有情形下都不是宏观经济刺激的有效工具。

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会对中国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重要冲击,与此同时,给定美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应对策略也会进一步影响各国的贸易和社会福利,李春顶等运用一般均衡模型模拟考虑中美相互加征25%、35%、45%和55%的进口关税带来的经济影响,结果表明在相互加征45%的关税情形下,中国出口和进口分别减少了11.77%0和2.67%,美国出口和进口则分别减少6.11%和4.58%.刘元春采用标准静态GTAP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模拟分析发现,中美双方各自对对方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居民福利下降83.78亿美元,GDP下降0.34%.Guo等基于Eaton-Kortum的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表明,如果美国政府对中国进口采取45%的关税增加政策,那么国际贸易将会遭受巨大的负面影响,文章研究了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采取相应加税措施和不采取加税措施四种情形下的影响,发现无论哪种情形,美国都会遭受巨大的福利损失,而中国的损失相比于美国则小得多,因此,中国在面对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有更大的政策空间。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贸易摩擦中被制裁的经济体很可能只是负责出口产品整个全球生产链上的某一部分生产工序,这一过程需要从上游国家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等,被制裁国出口生产的减少将导致其进口投入的下降,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很可能来自于很多经济体,甚至是贸易保护的发起国。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的贸易摩擦很可能使得全球生产链条发生断裂,生产链上的所有经济体都将因此遭受损失,损失的程度则依赖于链条的分割情况以及各个经济体之间中间品贸易的关联程度,因此,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剖析贸易对相关国家经济和就业等方面的影响以及评估相关国家贸易政策的影响对于双边贸易和全球多边贸易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更多深入的研究。

5.2 中美经贸博弈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依赖于全球化的发展,然而,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世界贸易总量大幅下降,作为全球价值链重要指标的中间品贸易大幅缩水,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放缓,并且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普遍下降,特别地,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便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使得中美经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升级给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重大威胁,也引发了人们对“逆全球化”的担忧,不难想象,以加征关税为主的中美贸易摩擦或许只是中美经贸博弈的开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关系已步入新时期,强调自身利益优先的美国正在并且将从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崛起,中美经贸博弈可能延伸至技术、投资和金融等多个领域。

在中美经贸博弈过程中,全球价值链将受何影响,是否会发生重构以及发生何种重构?“逆全球化”如何度量?“逆全球化”对中美经济以及世界经济有何影响?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是否会通过掌握关键技术环节和贸易投资新规则的话语权,力争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布局,并推行“制造业回流”措施,促进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节点回流?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大幅度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近,我国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比较优势减弱,加上美国贸易壁垒抬升的压力,“中国制造”是否会向越南和孟加拉国等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问题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业和产业发展等具有重大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全球价值链的变化,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巩固国内价值链、打造自己主导的区域价值链?这些研究将为我国应对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实现我国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攀升,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就业的稳定奠定重要的研究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6 研究展望及结语

全球价值链的核算是从贸易增加值口径修正传统贸易差额,贸易增加值关注的是国内增加值(GDP),其中包含了支付给外国生产要素的报酬,这部分并不属于本国国民收入(GNI),而国民收入才是真正属于本国的经济收益,也是人民福祉提高的根本保障,资本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使得出口生产对外国要素的依赖也愈加显著,出口增加值包含支付给外国要素的报酬,因而仍无法反映实际出口收益,贸易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国民收入和增进国民福祉,因此本文认为,以反映收益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国民收入指标衡量贸易的经济收益是更为确切和有效的方法,目前,李鑫茹等已经从国民收入视角重新核算了中美双边贸易差额,然而,由于技术和数据等方面的限制,目前从“全球收入链”视角核算各经济体的“贸易收入”的研究还很少,非常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除了“全球收入链”之外,前文已对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和环境责任等方面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也梳理了中美贸易摩擦的起因和影响,并阐述了其对全球价值链发展带来的挑战,其实,中美经贸博弈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不仅限于双边贸易摩擦,在中长期,中美经贸博弈将会对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未来的投资行为和跨国投资布局进而对全球价值链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通过系统性梳理经贸博弈对投资格局影响的大量文献,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多侧重于从某一角度探索贸易壁垒与投资格局的关系,而缺乏对经贸博弈对于投资格局影响机理机制的系统全面分析;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定性分析中美贸易壁垒对跨国企业投资的影响,而缺乏对其影响方向、影响强度的定量分析;已有研究缺乏从跨国企业异质性、产业异质性方面研究贸易壁垒对投资的影响,因此,后续研究可以充分考虑由于中美经贸博弈引起的中美双边乃至全球跨境投资布局的变化,系统全面分析中美经贸博弈对投资格局的影响机理机制,在研究中充分纳入对现实情况的考虑,进而研究分析中美经贸博弈对跨境投资格局、全球价值链和我国经济的影响方向、影响强度等,这些研究将为我国各级政府以及内外资企业应对中美经贸博弈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价值链发展正在发生新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机制已经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主导区域贸易协定新规则,全球价值链重构内生化趋势明显,全球价值链分层逐步形成,附加值获取日益固化,面对全球价值链变化的新趋势,中国应该积极采取对策,比如,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加速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及落实,构建全球贸易网络;以中国自主的电子商务平台为依托,发展区块链技术,打造中国数字经济新优势;继续对外开放,打造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复杂全球价值链,提高贸易利益获取能力,等等,持续关注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以及我国的应对策略,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难点之一。
 

本文摘自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主办的《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40卷第8期,作者杨翠红,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宏观经济分析,投入产出技术;通信作者:田开兰,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产业经济;高翔,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产业转移;张俊荣,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能源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