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有大方致远，脚力不愁没海棠
——从李小云新作《发展援助的未来》一书说开去
李小云教授，在学界和坊间颇有人气，只要在网络上一点击，就会引来一连串的链接。然而，笔者第一次与他面交，还是几周前他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做演讲的时候。演讲本身给我留下印象已相当深刻和特别，加上会后阅读他于2019年新推出的《发展援助的未来》一书，更产生了写这篇文章的冲动。
冲动，首先来自相似性关联。
李小云，一个有特色有成效的农业学者、发展援助的专家，而我，是一辈子在高校工作的教书匠。那么，在教育与农业之间具有什么关联呢？
大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看到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有这样一段论述：
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
这句话，看似浅显，其含义，却非常深刻，影响了我后大半辈子。后来，我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加以解构。因为教育和农业，作为不同的系统，都具有要素关联的基本框架，它们在运行过程中，均具有很类似的特征，主要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系统的演变目标而言，两者都具有鲜明的预见性（predictive）。对农业来讲，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种秋收”；对教育来讲，就是每一时间周期，就会有一批批不同类型的“人才”从学校走向社会。
第二、就演变的边界条件而言，两者都要明确设防（preventive）。教育则更多关联着起始条件和边界特定门槛，对此，不仅要知道该做什么，还必须知道不能做什么，人们都较多地关注前者，往往忽略了后者；而农业的条件则涉及种子、土壤和水利状况等因素，运行中同样有设防的边界，以及难以预料的风险。
第三、就系统运行的外部条件而言，两者都要在特定的环境（environmental）中运行，环境的影响巨大和深远。对农业来讲主要是自然环境，加上社会文化环境。对教育来讲，主要则是知识结构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
第四、就系统的运行方式而言，两者都深深涉及到参与性（participation）。对农业来讲，主要是人的参与，及其参与的方式。而对教育来讲，主要是给受教育者提供有效的参与方式，并关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行道”的参与方式。
第五、就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关系而言，两者都具有“个性化（personalized）”属性。对农业来讲，既是“因地适宜”，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应着千差万别的农作物以及耕种方式。对教育来讲，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特别是不同个体的教育，都应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因材施教”，则是针对异质性需求的体现。
教育和农业，是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两大系统，在它们演化和发展进程中，这五个方面所涉及的要素，互相影响、作用和牵制。值得指出的是，某事某地某个要素，时而主导，时而式微，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深入挖掘和思考。
还有很重要一点，这两个系统关键性的主体和受体，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和生物。其呈现的“画面”，犹如荷兰艺术家埃舍尔的神奇的版画一样，尽管某一方是处在“背景”图案，一旦视角发生变化，那“背景”就会从画面跳跃出来，成为整个“画面”的主体。也就是说，系统的明要素与暗要素之间，主动要素与被动要素之间，是动态的、互动的、移位的。
李小云书中的所行所述，在一定程度上均展现了这些特点。
书中的序言，以小见大，见事见史，见人见路，给人鲜明的沧桑眼前的感受。
序言的叙事方式，好像给朋友讲故事，讲述了他涉足国际援助这一领域的原委，以及从1985年至今的主要经历和变化的过程。这30多年中，有人物，有事件，有阶梯，如同老农叙说玉米是怎样从田地里生长出来一样，叙说着他怎样从博士成为“真正的国际专家”的故事，语言很朴实，却带着幽默和睿智的风味。
于是，我以序言为线索，打开李小云这本新书，着重从以下几点进行评介和展开
一、原来，杜润生先生是他入行的领路人。
他说：“1987年，我在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有一个关于中国农业发展是不是应该依然坚持提高化肥施用量的讨论，我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中国人多地少，需要注重通过良种和化肥的应用，提高土地产出。这篇文章报给了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先生，杜先生在文章上做了批示，他讲文章写得很好。”因此，可以说，李小云是从杜润生团队里走出来的人。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我很关注农业与教育的比较，要关注农业，也就不能不了解杜润生先生这个特殊人物。再加上他曾在中国科学院担任要职，使得我这个一直在中科院系统工作的八十多岁老人对他具有特殊的感触，尽管这些感触是间接的。
说到杜润生，就不得不说邓子恢，他俩是引领我国农业发展的“双子星座”。张劲夫先生送我《怀念集》一书中，记载有他于1986年8月17日，在邓子恢诞辰九十周年的发言。他这样说：“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路线，理论与世界密切结合的作风，是邓老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他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原则，始终没有变。”
张劲夫先生发言中，特别使用了“严格”这两个字，我们都知道其后面有着许多令人感慨的故事。邓子恢是这样，杜润生也是这样，对农业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杜润生曾说过：“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正是在这条原则的引领下，杜润生在政策研究上，开创了“既可以沟通田野，也可以说服上层。”，“既有丰富生动的经验分享，也有深邃旷远的理性阐发”，这样的崭新的研究传统。只有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才能深切地了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杜老，是真正的“杜老”，活到了104岁。他那实事求是的工作风格与漫长的人生，使得他的影响，在中国成为一种传奇，其影响之大，影响之久远，成为了中国发展的宝贵精神遗产。难怪，他的团队中，无不将“杜老的弟子”作为自己的一种荣誉称号。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我们在李小云的身上，看到了“杜氏团队”的精神得到了坚实地传承。
二、“曾经沧海难为水”，“脚底下”趟出睿智的反思。
回到李小云这本新书，在短短的序言里，李小云讲述了他从入行到“真正的国际专家”的简要经历。这当中他身份的蜕变，最能看出其过程的巨大变化：从“中方副代表”到“当地合作伙伴”，再从“当地专家”（或者典型“发展掮客”）直到“知名的国际发展专家”。这样的叙事方式，既可以给读者以“整体”的概貌，又可以透过这些身份“蜕变”的足迹，看到了这背后的历史大背景。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李小云身份蜕变的时间段长度，仅仅是三十年的左右，放在历史的大视角之下，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他身份发生颠覆性变化，即从“受援者”转变为“援助者（而且是专家）”之时，也正是中国腾起和振拔之日，这对世界而言，更是颠覆性的变化。于是在李小云小系统个体，与中国这个硕大系统整体之间，具有特殊的平行关系，都属于颠覆性的大变化。这种转变对于我们的反思很有意义。
李小云的转变，简要地说，他关于西方的援助的看法，最初是“从来没有对这些理念提出过任何质疑”这种状态，经过亲身的实践和反思之后，最终认识到了“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这当中的跨度是很大的。当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这段路程时，连他自己也惊奇的发现：“我也完全没有想到，国际发展格局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变化。更没有想到，中国有一天会真的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发展研究’学科。”这是一种多么“自然”的“必然”，其说服力自然大哉。
李小云（左3）在坦桑尼亚项目村现场指导 图源网络
三、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乎？
李小云在序言中强调指出：“我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也不是系统的观点论述，而是在不同场合的观点的汇集”。我浏览了该书之后，也认为这的确是实话。然而，他这种如实说法，会不会因此而降低该书的“学术意义”和影响呢？我的回答，很干脆：一点没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下的中国面临问题很多，要应对的挑战也很严峻，在科技领域、农业领域和发展领域也离不开这种大态势。因此，在人们反思“卡脖子”技术的时候，同时也在反思科技领域的“评价体系”和“惯性思维”的局限性。对于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领域和学科，则更加需要这样的反思。也就是说，在学术理论和学术实践之间，必须恰当地兼顾好这两者的关系，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平衡点”。值得指出的是，李小云在这方面，很好地兼顾了“鱼”和“熊掌”的关系，给我们带来启示。
在学界，人们常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来形容那些“能上能下”，既具有勤于思考的睿智，又能甩开膀子实干，带来明显实效的学者。上则，双手高可触天，下则，双脚落地有痕。李小云，他何尝不是如此。为了“扶贫”（或者说“发展研究”），他用“双脚来研究”，其路径之遥远，可绕半个地球，从中国云南，一直延伸到遥远的非洲。他头顶日头，脚踏田野，用脚与田野“对话”和探索，用头脑思考和反思，既“低头拉车”，又“抬头看路”。
说到近处，他在勐腊艳阳的“小云助贫中心”，以“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为己任，为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出谋划策。经过苦苦实践和思考，他终于以“接入阳光”为切入点，开拓出基于当地资源优势，打造出特色农村建筑，帮助当地贫困农户有效地改变了面貌。
说到远处，他在非洲，从当地最切合实际的状态出发，“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与当地农户分享，并与当地农户一起，进行示范性的实践耕耘。就在几周之前，我们在CCTV上，看到小云团队工作成效的报道，听到了当地农民的中肯评价和赞扬。
李小云之所以把扶贫，从中国做到非洲，是因为他早在5年前他就看到，非洲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四大战略意义，并将这些内容列在书中最后一章里：其一，非洲正在成为中国地缘政治强有力的杠杆。其二，非洲是中国彰显国际道德义务的最重要地区。其三，非洲是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不可替代的伙伴。其四，非洲是中国未来自身利益和倡导国际正义的最重要的支持者。
这四条意义，着眼于世界格局的竞争，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发展，着眼于打造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因此，非洲的确很重要。然而，放眼看去，今天的非洲，大国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呈现着历史因素和现实乱局交互作用的复杂局面。因此，要切切实实将这四点得到切实的体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基于此，李小云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体验，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他强调的这三点认知，颇具启发性意义，我将其归纳为三个“主”：其一是我国要“主动”地纳入援助轨道，而不是被动地应对援助“诉求”。其二是掌握好关于非洲的“主体认知”，既要扬弃来自西方的认知，也要扬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自身经验的局限。其三是要搞清楚在发展援助中，谁是“主人”？应该是受援的一方，而不是出资的一方。这样才可以从西方援助的困境中走出，开创出具有中国原汁原味的一片崭新天地。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近六十年前，在清华大学大礼堂聆听龚澎女士的报告，这位意气风发的外交才女，生动地讲述了她随同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十国的精彩故事和体会。至始至终，她不用讲稿，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虽说残酷的时光已经将报告的细节记忆冲洗掉了，但是龚澎带来的那种轩昂的气息至今仍在胸中流淌，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周总理那次开拓式里程碑访问的意义。当今，在思考李小云书中那些品位新鲜的论述时，很需要和我国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结合起来，在传统中扬弃，给正在全面走向世界的华夏民族提供新的动力、新的视野、新的路径和模式。
应该看到，这种扬弃也并非易事。正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就很难走出。这对西方固然如此，对于我们也同样会产生“锚定效应”。因为，除了体制性原因之外，也还有心理学上的原因。
四、西方的困境，正是我们走向未来的突破口
西方国际发展援助的困境，是李小云这本书的重点。他从历史的视角，回应了如下关键性的基本问题：
西方的援助发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分有几个阶段？各有什么特征？为什么说基督传教是西方援助的起源？宗教式的西方援助是如何演变为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从马歇尔计划开始的近代西方援助发展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如何生产的？中国新兴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如何兴起，又是怎样给西方援助体系带来冲击的？等等。
正因为李小云亲自经历了，从“钻进去”到“走出来”的过程，从“发展掮客”到成为“中国援助专家”这样的转变，从“全盘接受”到认真“反思”这样的提升，他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更具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值得人们捧书细读。
在这里，我仅就我自己的阅读体会，简要的勾选两点加以评介。
第一、关于援助模式和程序标准问题。
李小云在书中强调指出，西方援助非常强调他们的援助模式和程序性标准的。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只涉及技术和程序问题，其实远非如此。他在给我们的演讲中，以及在这本书中，都明确地指出：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对其他地方的援助也如此），本质是通过这些“技术化”的特征，以求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旨在建立起一套西方的普世价值。
这些援助不仅带有明显的有附带条件，并且通过引入“人权需求”、“性别参与”和“参与式发展”等概念来不断冲击当地的价值观。除此以外，一旦建立起这样的路径，再要加以改变，就非常困难。正如，前面引用诺斯的论述那样。
第二、西方发展援助的话语体系问题
书中指出，在西方发展援助的背后，业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知识理论，并以此为理论和路径依据，指导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西方援助的这个话语体系，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如下议题上：是否以“改变制度”为目标？ 是照搬照套还是因地适宜？
中国的援助遵从的是“发展”的逻辑，即以受援者的经济发展为首要目的（就是上面提及的第3个“主”，谁是这当中的主人问题等），这与西方的援助很大不同，后者的潜在焦点是价值观改造。经过历史的教训和选择，西方模式的援助的绝对吸引力正在丧失，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接受中国的援助模式。当然，目前，依然是西方话语权占据着主要地位，而中国的援助模式也因其不透明性而受到质疑和指责。不能忽视的是：两种模式都是与本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连的，正因此，中国受到的种种指责。
针对这一点，李小云在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第六章）专门论述“中国与新发展知识”，其主要内容包括有：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中国发展知识能成为世界性质是吗？中国是否重塑了国际发展结构？中国如何分享农业技术？在全球发展合作中新型大国可以缺席吗？以及中国如何回应“全球有效发展伙伴”？等。
基于中国在发展上的迅猛崛起，关注中国自然成为世界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人们常说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或者说“局部的，地方的就是全球的”，从系统论来分析，这也是“主客体交替演变”的体现。李小云具有“理性诠释”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他这些的思考深入。
书中第六章的最后一节，是说“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社会科学家的在场性”，换句话说，社会科学家不能缺席。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无论从世界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的内部视野，都还处于“新思想资源的供给不足”的状态，因而致使“诠释乏力”。
在书中，李小云总结三种“思想资源”，一是基于“西方现代性的扩张理论”来看待中国。这当然不是中国的发展真相，尽管，改革开放的中国借用了不少西方的发展模式。二是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影响，他认为这“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取得快速经济发展这一重要现象”。三是围绕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作用进行分，但是他认为，这“既没有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框架，也没有超越‘中国特殊论’的理论困境”。
于是，李小云便发出了对“社会科学家”的呼吁，……。
但我阅读这一章的时候，我联想到我在撰写另一篇文章时的思考，这篇文章是关于罗素在一百多年前访问中国长达十个月后所写的《中国问题》的评介。 罗素在与中国“零距离”接触之后，预言中国会在一二百年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国家。罗素的预言固然让我感到惊讶，也对它睿智的观察力，及其如此准确的预见，不禁拍案叫绝。然而，这件事所引发的遗憾，同样也令我感到惊讶。我把这称为“两重惊讶现象”。
就在罗素访华大约仅仅百年之后，他的预言竟然提前成为了真正的现实，中国真正成为了仅仅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就在这个时期，我在网上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搜索，结果发现并没有所谓的“两重惊讶现象”同时出现，也就是说，这第二个“惊讶”是出奇意外地“缺失”了。如果说，这个“缺失”出现在西方世界里还可以有所理解，因为那里主流社会对罗素的后半生是持以基本否定的态度，这与政治取向关系极大。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学界也大体如此，大多数对罗素的预言并不以其为然。
受到这样一种现象的冲击，促使我对罗素的相关著作进行更加投入的思考。我在阅读时，特别注意罗素关注中国的重点是什么？简要地说，这个重点，就是“中国人”。对，没错，就是那些活生生的“中国人”，及其身上承载的特殊文化。在上个世纪初期，“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的眼里，简直就是一大堆负面词语的堆砌。但是罗素，这位享有西方最高荣誉的睿智精英恰恰不同，尽管他也看到“中国人”的一些负面特征，但是他更看到中国人的积极方面，从总体上持有积极和肯定的评价。特别是处于精英层次的“中国人”，更是好评有加，评价极高，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是“世界上最好的精英（大意）”。因此，我在暗暗猜想，这会不会就是他预言的基本依据？
再去看看李小云所总结的三个理论，其内容的基点大都涉及制度等因素，并没有涉及“中国人”，这个关系到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要素。在这里，我暂且不做理性分析，仅用改革开放时期留给我印象极深的一句话来简要诠释：“给我一点阳光，我就还你一片灿烂。”
表面上听起来，这是很像一句动听散文诗句。然而，在我看来，他就是经济学中“投入-产出”实实在在的生动写照。“投入”和“产出”的两端是那样的一种不对称、放大式的经济景观。而承载这种景观的载体，正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啊！对于这种转变“黑箱”的理解，只有身在其中的奋斗者才可以深切地品尝到其中的酸苦和艰辛。对于那些“外人”（更不说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士），怎么会理解！正如一般人不会看到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在脱下舞鞋后，眼前那带血伤的双脚，…..。
这种关系到人力资源产生的发展动力的良好传统，在最近几十年，得到了空前的放大，创造出让世界震惊的发展奇迹。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的“研究文库”中有一本书，叫做《以奋斗者为本—华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纲要》。当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才真正理解华为，理解为什么华为，能够成为今天的华为。我也才明白，为什么一个世界超级强国，一定要置该公司于死地而后快。因为，华为就是整个中国发展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它的人力资源管理智慧的“阳光”，带来了随后的“一片灿烂”。
一句话，讲“中国的故事”，是不能不讲“中国人“的故事的！
我的评介文章就要结束了，在这里我不是“就书论书”，而是“说开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把阅读当成自己的学习过程，也视作平等交流的一种有效方式。我们中国未来之路还很长很长，越是复杂的路径环境，越是需要路标式的“理性警示”，而李小云这本书是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
最后，以一首七言绝句作结：
援助沉浮境不同，
今朝华夏另鲜红。
域中带有邻邦律，
难问是西还是东。
（按语作者颜基义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会长）
李小云《发展援助的未来》序言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