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俄罗斯政论网站RIDDLE刊发了社会学家谢尔盖·别拉诺夫斯基（Sergey Belanovsky）和心理学家阿纳斯塔西娅·尼科尔斯卡娅（Anastasia Nikolskaya）的文章《俄罗斯政治反对派的意识形态》。我们编译了该文以飧读者。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立场。

本文基于别拉诺夫斯基小组（Belanovsky Group）在2020年7月至8月对俄罗斯非体制内反对派代表进行的一系列访谈。共有60人接受了采访，他们分别属于以下政党和运动：人民自由党“PARNAS”、“亚博卢”、“开放俄罗斯”（Open Russia）、“新人”（ New People）、反腐败基金会和远东之声。有些受访者不认同任何运动，但与反对派组织的地方分支合作（有时与几个分支合作）。研究地域涵盖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下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托木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运动的普通成员和他们的领袖/思想家都接受了采访。下文将主要介绍普通成员的观点，领导人的观点另文分析。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现政权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可能形成新议程的思想光谱。

本研究假设存在两个意识形态主轴：民主-帝国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自己是民主派。在现阶段工作中，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尚未完全呈现。因此，研究结果是初步的、不完整的。如果不对帝国主义观点进行分析，就无法描述未来整体的政治状况。

至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处理其折衷主义的世界观（而沿着民主-帝国主义的路线，反而有鲜明的分界）。此外，"自由主义者 "和 "社会主义者 "这两个词在运动的普通参与者中的含义与它们在政治学术语中的含义不同。

大多数民主反对派代表的意识形态纲领是模糊的。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选择回避回答自己属于右翼还是左翼自由派这个问题。在澄清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折衷主义世界观占主流地位：一方面，受访者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商业、减税；另一方面，他们支持免费医疗和教育，支持累进税率，支持发达的社会福利。而这些观点往往出现在同一段话当中。

国家对公民生活的干预应该是最小的，但社会保障是必需的。

不应对最低工资征税，随着工资的增长，税收应该增加。

受访者心目中的重要价值观是：个人自由、民主选举制度、政治竞争、机会平等、社会救助。

在意识形态上，我支持民主价值，主张司法改革及政府轮替。主张拆除列宁纪念碑，为政治受害者平反。

我的意识形态是让俄罗斯恢复正常，从选举到经济和社会领域。我们还需要正常的联邦制。

我的意识形态纲领是打击腐败，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没有其他。

每个运动都有其以民主理想为基础的纲领。也就是说，他们宣布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实现的方法和手段不同。他们主要谈论的是政治发展——议会制、联邦制、各种自由。

有必要将很大一部分权力移交给议会。我们需要一个分权制度。

需要独立媒体，这将减小腐败的规模。需要正常的联邦制，有助于避免分裂主义。

政权轮替及对人民负责至关重要。

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在经济议题领域没有成熟的想法。一般来说，他们不关心经济话题。对问题的回答都很含糊，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专家。常常被提到的想法是：如果有必要，应当吸引专家来处理这一问题。

至于经济，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方面有专家。但我想说得是，要检查90年代的私有化是否合法。

我很难提出什么经济纲领，这根本不是我的事。我的任务是拯救人民。

只要政府更替，我们就会在任何领域任命有能力的专家。

受访者顺便谈及了社会政策问题，主要是全面福利国家问题。他们总是重复（也许没有意识到）克里姆林宫提出的国家发展计划。

首先需要进行创业培训，这样大家才能学到东西。（当采访者说道已经有这样的计划，受访者回答说。这些计划是不够的）。
关于医疗，应该有强制性的免费保险，但这些服务将伴随着某些不便——排队、等待预约医生几个月——这将迫使公民在必要时申请付费服务。

在其他政策问题上，受访者更加强调司法改革和基层民主。关于司法改革问题，受访者仅强调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唯一的具体建议是法院独立问题。

对我来说，独立的法院、言论自由、媒体自由都很重要。如果我现在上台，我会从改革司法体制（独立）、改革内务部开始。
需要司法改革、独立的法院。

关于发展基层民主，受访者赞成最大限度的政治竞争，民众参与决策（没有提出自治财政的问题）。

地方政府是一种新型的领导方式，即分散式领导，它创造了一个有着许多政治家的竞争的环境。此外，它还形成了许多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理念而努力的网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俄罗斯反对派的最终目标是民主的理念，其对国家结构、经济和其他公共生活领域的问题明显缺乏了解，也缺乏对当前形势的真实评估。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推迟到民主胜利的时候。这导致了一种期待社会奇迹的气氛，当现有的政权被民主政权取代时，据说社会奇迹就会实现。这种期待是今天民主反对派的普通代表真正团结起来的原因。

很难说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首先要打破现有的政治体制，增加当权者的政治代表性，然后再请专家来决定怎么做。

目前的研究尽管尚不完善，但仍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民主反对派对改革的观点与国家和经济改革的实际方案间存在着鸿沟。具有现实思想的领导人和思想家都明白这个问题。

现代民主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精英和民众的能力之间的差距。需要告诉选民他们能理解的东西，而不是政治精英实际做的事情（我曾给几位地方行政长官做助理，我感受到了这种差距）。我们不能按照选民的要求去做，我们和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

当喊着"把我们的税收留在本地区！"的口号走上街头时，没有人能够解释哪些税收应该留下以及会有什么后果。当然，人民应该有代表，以议员的形式。但人民该带着什么去找他们呢？应该带着有关操场的问题，而不是税收的问题。应该用这种语言来说话。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向人们传达更能够引起他们注意的信息。

在今天反对派圈子里，在没有后续议程的情况下，政权轮替是首要任务。白俄罗斯发生的事件以及哈巴罗夫斯克地区间接发生的事件也表明了这一点。反对派领导人也明白这一点。

除政权轮替更迭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全国性议程。

在威权统治下，一切都黑白分明：你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现行制度。政权的性质将所有反对派团结起来，即使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

因此，在突然发生民主变革的情况下，对具体步骤的讨论有可能被淹没在无法解决的政治冲突之中，这将导致治理的混乱和另一场危机。并可能导致需要"铁腕"恢复秩序这种的想法的大规模回潮。

为此，有必要提前思考新政府必须采取的具体步骤。在关键问题上需要达成尽可能广泛的共识。你不应该试图涵盖所有有问题的议题，重要的是把自己限制在那些不会引起争议和怀疑的问题上。

议程不应该太过具有反对派性质（直接针对当局），而应该是独立的、能够成为替代方案的。同时，还应包括对禁忌话题的分析，主要是外交政策。

遗憾的是，现有的专家团队已经过时了，倦怠了，他们的人也老了。反对派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制定一个好的方案是困难的，昂贵的，无用的，前两者是因为必须支付专家的报酬，后者则是因为专家不再富有动力。

2010年代特别是2018年以后，专家团队制定的战略文件，其质量明显下降。

吸引国家和企业的管理精英代表参与专家工作可能是一种解决办法。这些人并不参与战略方案的制定，也可能不具备必要的技能，但却愿意在访谈中提出自己的意见。一个例子是RBC频道和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TR）的活动，它们经常能够吸引到强有力的专家。但是，这些频道的工作受到一定框架的限制，他们也没有给自己设定系统化专家意见的任务。

曾在政府机构和大企业工作过的反对派领导人明白，高中层官员并不总是赞同要求他们推行的政策。这些人的经验和资历使他们能够发现和阐明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政治体制发生变化时，这种知识仍会被需要。反对派不应该把这些人（隐蔽的持不同政见者）视为敌人，而应该视为盟友，并且有必要与他们建立合作。

哈巴罗夫斯克前地方行政长官富尔加尔便是一例，它说明了行政机构的工作如何随着政治态度的改变而发生重大变化。受访者指出：行政部门的裁员并不多。富尔加尔已融入现存体系中华，但这一体系却在以不同方式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呼吁普京辞职的要求并不显得那么天真。但是如果认为国家机器是一切的障碍，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年布尔什维克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叶利钦最初对此也心知肚明。反对派的目标不应是对抗，而是达成全国性的共识，哪怕仅在关键问题上。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应该是与国家机器内部沉默的反对派寻求接触，并且仰赖他们的专业性意见。

（翻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https://www.ridl.io/en/the-ideology-of-political-opposition-in-rus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