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市场经济系统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补偿”理论

——系统科学视角的规范场普适意义研究

来源:系统科学进展时间:2020-09-02


摘要:(1)本文提出基于规范场理论的标准模型显示的物质系统结构,其普适意义的内涵;(2)对应物质系统结构普适意义的内涵,提出商品市场经济的“补偿”理论;(3)建立生产者时间坐标轴作为经济系统的量化基准;(4)基于时间坐标轴界定了商品蕴涵的劳动价值量、等价交换、价格;(5)商品市场经济对称变换的规范因子——比例因子;(6)商品市场经济的两种基本增长是满足对称变换引进的“补偿项”;(7)货币“内禀价值”;(8)基于“补偿项”的经济增长理论。

关键词:系统科学,商品市场经济,系统结构,经济增长“补偿”理论,生产者时间坐标轴,不变量,劳动价值量,等价交换,比例因子,补偿项,货币内禀价值


1.引    言

我国的系统科学与工程学科,以钱学森和许国志1978年的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为标志,至今已发展了38年。

从1978年至今,虽然已有很多专家学者投身于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但由于没有一个成为大家共识的学科体系框架,一直没有能更快地发展壮大。

钱学森院士在1979年提出了“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这实际上是我国发展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总路线。钱老深知建立体系的重要性,而建立体系的难点是创建基础理论。他身体力行,可以说自1979年以后的20多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了创建系统学(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1]

1998年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提出“总结20年,编写一本《系统科学》”,许国志院士亲自任主编,他提出,要力求提炼出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贯穿全书。但经过一年多的全国性讨论,未能提炼出大家共识的基本概念,只能先按钱老提出的四个层次的框架,综合理论和应用的已有进展,于2000年出版[2]

纵观国内外近几十年的研究过程,建立有基础理论的学科体系,还需要长期的不断总结、不断深化,是艰难的攻坚战,需要有志之士坚持不懈的努力。

系统科学是大跨度的交叉学科,她的发展需要有纵深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有广泛的应用研究,更需要有综合的总体框架研究。最近,郭雷院士经多年的努力,提出了一个综合古今中外有关研究成果的总体框架(见“系统学是什么”)[3],这必将有力推动我国系统科学的发展。

钱学森先生提出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是研究系统结构与功能(系统的演化、协同与控制)一般规律的科学。并指出,建立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系统学,要先对一个一个复杂系统研究。

当前出现了研究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的大好形势,这就是物理学界已经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系统的结构,提出了科学的“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即规范场理论( gaugetheorv)[4],我们也称补偿理论(compensate theorv)。

由于希格斯子(“上帝粒子”)的发现,以及最近观测到引力波,物理学的基于规范场理论的标准模型已成为得到验证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系统的结构,从“力”的涵义界定了“相互作用”。杨振宁曾在文献[5]就此作过说明:

“物理学家所追求的是物质的结构,先是普通所看见的物质,一块木头、一块铁、一块塑料,把这些东西仔细分析以后,就发现我们所看到的物质都是分子和原子构成,把分子和原子打破,发现里面有电子、原子核,把原子核打破,里面有质子、中子,依此类推。所以,基本物理学就是研究这些最小的结构自己最后是怎样构成的,以及它们怎样合起来构成分子、原子和一切物质。

归纳起来,这个问题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最小的结构原料是什么?还有一部分是,这些东西是怎么粘在一起的?用我们的术语是说:什么力量把它们凝结在一起?这两方面,最后的粒子是什么?基本力量是什么?这就是基本物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力量这个问题,规范场的理论起了关键的影响,现在已经被普遍认识到,所有物理现象中的基本力量,有四种,而这四种力量的结构都是规范场。”

对系统科学工作者来说,就提出了一个绕不过的基本问题:系统科学关于系统结构定义应是普适性的,必须能涵括物理学的最新成就,即基于规范场的标准模型所显示的物质系统结构理论;如果我们能提出这样的概念,也必须能涵盖其它领域系统结构的核心内涵,但目前系统科学界还没有这样的“共识”。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基于规范场的标准模型所显示的物质系统结构理论有没有普适意义的核心内涵,这样的核心内涵,回到物质系统,就是基于规范场的标准模型所显示的物质系统结构理论,但又能具体化到其它领域的系统。

我们认为:杨振宁说的物质结构的基本问题“成分和力”也是任何系统结构的基本问题;规范场的核心内涵,对各类系统的结构有普适意义。

在上海系统科学研究院的推动下,上海理工大学的系统科学学科形成了一个研究规范场普适意义的研究小组,2012年他们根据对规范场普适意义的研究,提出了商品市场经济的“补偿”理论,在2012 2013上海市科协课题“系统科学与经济、金融”的研究报告中阐述了这个理论的框架。

在提出商品市场经济“补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近两年来,又进一步探索,初步提出了商品市场经济系统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补偿”理论。本文是该理论的纲要陈述。


2. 物质系统结构的普适内涵

我们认为:基于规范场的标准模型所显示的物质系统结构理论,在“基本”粒子层次取得了以下的共识:

(1)自然界共有62种基本粒子和4种基本相互作用;
(2) 62种基本粒子中,有48种是相互作用的主体(统称为费米子),有14种是4种相互作用的载体(统称为玻色子);
(3)相互作用的主体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的载体传递某种守恒量;
(4)根据规范场理论,作用主体之间守恒量的传递,必须满足“整体规范对称”和“局域规范对称”。规范对称的核心概念是“相位因子”,从规范变换和规范对称性来说,“相位因子”可称为“规范因子”;
(5)满足“整体规范对称”和“局域规范对称”,必须引进相应的“规范场”。

杨振宁曾经说:

“规范场就是把相位这个观念的重要性提到最高,等于是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电磁波?为什么有引力?为什么有强力?为什么有弱力?这些,都是因为相位的对称的观念而来的。把这个精神抓住了,通过数学的讨论,最后就发展出来规范场”[5]。


3.商品市场经济的“补偿”理论

3.1  商品市场经济“补偿”理论的主要点

在规范场理论的启迪下,我们构建了商品市场经济系统结构的“补偿”理论。概略地说,交换商品是商品市场的“相互作用”运动,作用主体是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作用的载体是货币,传递的守恒量是商品及其蕴涵的“劳动价值量”;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是“作用主体”的运动,构成实体经济,使用货币的交易是“作用载体”的运动,构成金融。这就使“金融和实体经济”成了一种耦合的整体。从商品市场系统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认为是支持这个观点的。

商品市场“补偿”理论的主要点:

(1)商品市场显示的“相互作用”是在“相互作用”主体——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之间交换商品这种“守恒量”。作为经济系统的商品的这种“守恒量”,应有其经济意义,就是商品蕴涵的“劳动价值量”。
(2)商品的交换是通过货币这种载体(或称媒体)的运动实现的。
(3)商品交换的运动要满足整体规范变换对称和局域规范变换对称。“规范因子”是表示相对成本的“比例因子”。
(4)商品交换的运动要满足整体规范变换对称和局域规范变换对称,必须引进“补偿项”,即基于比较成本不等式的资源流动的“增值”。

以上各点,大体上是和上述“基于规范场的标准模型所显示的物质系统结构理论”的普适内涵相对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是我们基于系统科学视角的规范场普适意义研究的初步成果。

3.2  时间坐标轴与商品市场的不变量

“不变量”在规范场理论中有根本的意义。杨振宁规范场理论的奠基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杨一米尔斯方程”,就是把韦尔主要从电荷守恒定律中发现和提出的规范不变性,推广到其它守恒定律中去[4]。

研究商品市场经济系统的变换不变性,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不变量”。    我们基于“坐标”观念研究界定了商品所蕴涵的“劳动价值量”。我们发现:商品市场经济的“不变量”就是商品蕴涵的“劳动价值量”。

任何生产者(劳动者),消耗一定的时间,消耗一定的体力和智力,生产出产品。体力和智力如何计量,至今仍未解决,但时间是可以严格计量,产品也可以明确计数。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是和地球自转的时间同步计量的,是等价的,故各个生产者的时间,如一小时,是相同的,等价的。我们可以取地球自转的时间为基准,建立每个人的时间坐标轴,在同一的标度下,各个生产者的时间坐标轴是严格相等的,也就是严格等价的。

我们定义:产品的“劳动价值量”是生产者生产产品必需消耗的时间。据此,可以界定生产率,并可推论:生产率越高,产品所蕴涵的“劳动价值量”越小。

我们进一步作如下的界定:

(1)生产者生产的产品,都有其使用价值,也就是具有“效用”,基于每个生产者可在时间坐标轴上标出产品的“劳动价值量”,对于同一个生产者,劳动价值量相同的不同产品“效用”等价。

(2)不同生产者,按本人的“效用”需求,以一定的比例交换异质产品,由于各生产者生产的产品,都蕴涵生产者确定的“劳动价值量”,故交换产品的比例,就是交换劳动价值量的比例,按这个比例交换异质产品,就是“等价交换”。

(3)“等价交换”中,不同生产者交换一定比例的异质产品,虽蕴涵的劳动价值量不同,但“效用”等价,因此,交换者之间等效的“劳动价值量”等价。

(4)“等价交换”是等价劳动价值量的交换比例。在商品市场经济,有了计量不同商品“劳动价值量”的货币,劳动价值量的交换比例就成了价格。

在上述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在文献[21][22]论述了GDP的不变性。

3.3  比例因子与规范变换对称性

从上述基于时间坐标轴对不变量的阐释中,都存在着一种“测度”,即基于时间坐标轴的各种“比例”:在单个生产者的时间坐标轴中,存在着生产单个产品所消耗的时间和单位时间的比例(即单个产品所蕴涵的劳动价值量)、生产者生产各种产品蕴涵的劳动价值量之间的比例、不同生产者“等价交换”的异质产品所含劳动价值量的比例、价格标示的不同商品“劳动价值量”的交换比例。在商品市场经济系统中,“比例”这个测度,可类比物质系统中“相位”的角色。

3.3.1整体变换对称性

生产者在某种相关的充要条件下,生产某种产品,该产品所蕴涵的劳动价值量是不变量。我们界定:f1)该产品所蕴涵的劳动价值量就是生产者生产该产品的“成本”;(2)在一种货币流通的市场内,该市场是一个整体,各级生产者构成不同层次的局域,个体生产者是最基本的局域,以此为元素,构成逐级的局域,即生产者个体(含家庭)、企业、行业、国家。

市场在一个时间段,都有商品存量及对应等量的货币,通过货币媒体按价格系列进行交易,使存量变换为销量。这个变换可有众多方案,尤其是存在可以满足“最大效用”或“最大利润”的交易方案。但所有方案必须满足:在交易过程的任何时刻的“存量”和“销量”的总和等于初始的存量。而要保证这一点,就必须对货币标度的任何改变(即币值的改变,如欧盟各国的货币改用欧元,又如我国解放初期的金圆券换用人民币),商品的价格必须按货币标度改变进行调整,调整后,各商品的成本比例不变。这就是商品市场整体变换对称性。也就是说,由于这种对称性,无论货币的标度如何变换,其所代表的商品量(及其相应的劳动价值量)不变。

依此,有以下推论:

(1)个别交易的贵买贵卖,或贱卖贱买,只是个体之间财富所有权的渡让。因此,个体的“炒普洱茶”等交易行为,并不影响整体变换对称性,也因此,这类“炒××”的局部畸形交易行为,经过一段时间会回归常态。

(2)不是对应GDP而超发的货币,其实质相当于一次货币的标度变换,必然引起“通货膨涨”。这种超发会使原货币和商品持有者之间发生财富转移。据此推论,要维持物价稳定,货币的发行应“跟着GDP走”。弗里德曼曾说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每年增发3%货币(3%是美国战后到弗里德曼那个年代平均的GDP增长率)。货币增长3%的意思是货币的供应跟上产品的创造速度就行了。

总的来说,商品市场整体变换对称性说明了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实质关系。

3.3.2局域变换对称性

局域之间的实质差别是什么?我们认为:是比较成本,也就是说,两个局域对于两个相同商品的生产成本之比不一样,实质是反映了两个局域的两个产品的生产率之比不同。比较成本是一个比例式,比例不一样,就出现了比较成本不等式(也可称为机会成本不等式),从而就出现了通常称为的“比较优势”,两个局域就可以交换各自的“比较优势”产品,从而双方均可获得比自己生产两种产品更多的东西,即所谓“双赢”。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双方要将原生产比较劣势产品的资源,转移去生产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比原来更多的东西。双方分享增值的产品,才是进行交换的实质动力。这个机理,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国际贸易)体现得最为明显,这就是被所有的外贸理论尊为基本原理的“比较优势原理”。我们要强调指出:“比较优势原理”不仅适用国际,也适用国内,这一点,比较成本不等式的提出者哈伯勒在1936年就指出过[16]。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可把“比较优势原理”提升为“交换增值原理”,这是所有局域之间能够进行商品交换的根本原理。

下面我们根据“交换增值原理”阐述“局域变换对称性”。

局域内部的不同产品,可以按照均衡形成的价格进行交换,但在两个存在不同比例的局域之间,各自的产品就不可能按照在本局域内交换的价格比例,流通到另一局域去,就是说,商品(及其劳动价值量)比较成本比例这个局域内部交换的“守恒量”不可能变换到另一比例不同的局域去。但如果两个局域按照“比较成本不等式”的比较优势产品转移生产资源进行生产,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优势的商品交换,就可以增值,双方分享增值的产品。由于这种增值“补偿”了因比例不同而不能流通的障碍,实现了原局域“守恒量”的交换(一种变换)。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局域对称变换,显示了局域变换对称性。

以下再着重说明3点:

(1)每个局域把原生产相对劣势产品的资源(劳动力)去生产相对优势产品,从而比交换前的生产,商品总量增产了。
(2)由于交换的商品都是在原局域生产条件生产的,所以其“内禀价值量”没有变,是“守恒量”,这就是局域对称变换所交换的“守恒量”。
(3)局域对称变换必须是两局域之间交换商品+局域内部转移资源生产优势商品。

总之,局域对称变换必须引进新的东西,才能实现“守恒量”的交换。

3.3.3  比例因子与变换对称性

前面已经说明,商品的价格,实质就是商品交换的劳动价值量的比例。也就是说,如果黄金成了货币,以一两为单位,凡能和一两黄金交换的商品的劳动价值量和黄金蕴涵的劳动价值量的比例,就是该商品的价格,即该商品的价格是一两黄金,类推,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其劳动价值量和黄金的劳动价值量的比值,这个比值,也就是该产品的成本和黄金成本的比例。不同商品的价格比,就是比较成本的比例。由于生产商品的成本是不变的,因而比例也是不变的。如果货币的标度改变了,各局域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要作相应的改变,但价格的比例不变,这就是整体变换不变性。由于各局域的生产能力不一样,因而商品价格比也不一样,如前所述,必须引进新的东西,才能实现局域间商品的交换,这就是局域变换不变性。可见商品的比较成本比例,在商品交换的整体变换和局域变换中起了实质的关联作用,和规范场理论中的相位作用一样。因此,我们发现商品市场经济的比较成本比例式,就是变换不变性的“规范因子”,类比“相位因子”,我们称之为“比例因子”。

3.4补偿项

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的生产劳动,即人类通过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活动的综合行为,将劳动对象(资源)改造成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人类的生产劳动,自出现演化到现在,其根本的特征是产品不断增长,表现为产品的品种日益丰富,质量持续改进,单位时间的产量不断提高,可以概称为“生产率”的提高,按前述的界定,即体现为单个产品蕴涵的劳动价值量的降低。这种“提高”,是通过智力的创新而实现的。

熊彼特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对经济中的创新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系统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熊彼特并引进了“企业家”的概念,是“企业家”的活动实现了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企业家”的活动实质就是生产者的智力活动[12]

熊彼特上述关于创新的理论,和“补偿”理论有本质的联系。据此理论,可以认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即相互作用的主体)是生产者和生产劳动对象——资源;生产过程传递的不变量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为了实现这个“新组合”不变量的传递,必须进行智力和体力活动的综合行为(本质是智力行为),这就是必须引进的“补偿项”。这是第一类“补偿项”,这类“补偿项”的引进,贯穿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

前面阐述局域对称变换时,已经阐明由于各局域的生产能力不一样,因而商品价格比也不一样,必须引进新东西,才能实现局域间商品的交换。这个“新东西”就是各自生产“优势产品”进行交换时,产生的“资源环流”,这就是实现交换增值引进的“补偿项”,这是第二类“补偿项”,这类“补偿项”的引进,是商品市场经济活动的根源。

熊彼特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方式,是出现相对成本不等式的根源。因此,商品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实质上,首先是局域的经济创新的增值,再基于创新的增值而形成的比较成本不等式进行商品交换而增值,这种交换增值,只是“社会性”的总产量增长,而不是产品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如具体的商品交换成了“常态”,其实质就是交换商品的局域间出现了新的局域组合,在这个新组合中,形成了新的比较成本的比例式,形成了“新分工”的“整体”,在这个新整体中,形成了新的比较成本比例系列,从而新整体的总产值,远比原来局域的总产值高得多。这就是个别产品创新的增值(熊彼特创新),通过社会性的交换增值(即基于比较成本不等式,形成众多的交换增值)取得了多倍效应的过程。

两种经济增长,实质都是引进了类比“规范场”的“补偿项”。

3.5  货币——商品交换中“相互作用”的基本载体

当经济系统发展到“商品市场经济”形态时,产品交换成了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各交换主体交换的产品,品种繁多,数量巨大,时空跨度不断扩展。显示为大量局域间多对多的复杂局面。这样的交换过程,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交换对象的价格(交换的数量比例);(2)通行的购买和支付手段;(3)能够积累和保存价值。

对商品交换的主体来说,交换的产品一定是异质的,凡是自愿的成交,交换的数量比例,应视为是“等价的”。在一定的时空域,会形成统一的商品交换的数量比例,这就是价格系列。经过长时间演化,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品,在“等价交换”的前题下,解决了上述三个具体问题。这就是,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诞生了实现商品交换的“相互作作”的载体——货币,这是人类经济活动中伟大的发明创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论述了货币如何在“等价交换”的历史进程中诞生的;以及在演化过程中,货币如何具有了它的根本属性——内禀价值。

3.5.1等价交换和货币的诞生[6][7]

货币的出现是与交换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史料的记载和考古的发掘,在世界各地,交换都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先是物物直接交换,然后是通过媒介的交换。在物物交换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出现了通过媒介的交换,即先把自己的物品换成作为媒介的物品,然后再用所获得的媒介物品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这里说的“媒介”就是货币。货币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全面地对货币问题作了系统的理论阐明,揭开了“货币之谜”。

马克思是从商品和商品交换着手进行分析的。各种不同的商品是由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生产出来的,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如粮食是吃的、衣服是穿的等。不同的使用价值千差万别,无法比较。所以,使用价值不可能成为比较的根据。比较的根据只能是各种商品都具有的共同的东西。一切商品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耗费了一般人类劳动的产物。这种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抽象的劳动,就是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价值。各种商品的价值,在质上是同一的,因此量上可以比较。通过交换,交换的价值取得了可以捉摸的外在形式,这就是价值形式问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交换在不断发展,商品价值表现出来的形式,也相应地不断发展。马克思论证了价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产生。

早期物物交换的价值形式称为“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

交换日益发展成为经常的现象。这时,一种物品不再是非常偶然地才和另外一种物品发生交换关系,而是经常地与另外多种物品相交换,于是,一种物品的价值可由许多种商品表现出来,而所有物品都可成为表现其它物品的等价物,马克思称之为“扩大的价值形式”。

当日益增多的物品进入频繁交易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某种物品进入交换的次数较多,其使用价值较多地为进入市场的人们所需要。当各种物品都频繁地要求用这种物品表现自身价值时,这种物品就成为所有其它物品价值的表现材料,成为所有物品的等价物;而这种物品一旦成为所有其它物品用来表现价值的等价物,那么它就具有了可以与所有物品直接交换的能力。这样,直接的物物交换就让位于通过媒介的间接交换:物品要交换时先要换成媒介品,即先要求用媒介表现自己的价值;而一旦这过程实现,就可方便地用媒介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其它产品。这个用来表现所有物品价值的媒介,马克思称之为一般等价物;用一般等价物表现所有物品价值,马克思称为“一般价值形式”。

随着商品生产的继续发展,从交替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几种商品中必然会分离出一种商品经常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殊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当价值都用货币来表现时,马克思称之为“价值的货币形式”。

根据马克思的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认识:

(1)进行物物交换时,人们实际上付出了两种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和生产货币商品的劳动。
(2)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排他性”,即生产甲商品的劳动,不可能是生产其它商品的劳动。生产货币商品的劳动不具有“排他性”,即这份劳动可以表现生产所有商品的劳动。货币不具有“排他性”,可作为是载体的“判据”。
(3)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马克思关于货币诞生的研究,阐明了货币如何在商品进行“等价交换”中诞生的。我们在前文所界定的“等价交换”和马克思阐明的“等价交换”的含义是一致的。

3.5.2货币的商品价值和信用价值[6][7]

自物物交换出现货币商品至今,各种货币理论,关于货币职能,以及从便于行使职能出发对货币的要求,大体上是相同的。

货币的主要职能有:赋予交易对象以价格形态;购买和支付手段;积累和保存价值的手段。

一般说来,作为货币的商品要求具有如下四个特征:一是价值比较高,这样可用较少的媒介完成较大量的交易;二是易于分割,即分割之后不会减少它的价值,以便于同价值高低不等的商品交换;三是易于保存,即在保存过程中不会损失价值,无须支付费用等;四是便于携带,以利于在广大地区之间进行交易。事实上,最早出现的货币就在不同程度上具备这样的特征。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货币的形态经历着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演进。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日本、东印度群岛以及美洲、非洲的一些地方也有用贝作货币的历史。在古代欧洲的雅利安民族,在古波斯、印度、意大利等地,都有用牛、羊作货币的记载。在美洲,曾经充当古老货币的有烟草、可可豆等。

随着交换的发展,金属日益成为货币商品。金属充当货币的优点是非常突出的,尤其是金属可多次分割,可按不同比例任意分割,分割后还可冶炼还原。金属易于保存,特别是铜、金、银都不易被腐蚀。因而世界各地历史上比较发达的民族,先后都走上用金属充当货币之路。

金属货币最初是以块状流通的,这很不方便,从而发展出铸币(coin)。铸币是由国家的印记证明其重量和成色的金属块。所谓国家的印记,包括形状、花纹、文字等。最初各国的铸币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后来都逐步过渡到圆形。圆形最便于携带并不易磨损。

货币形态的一个重要演进是纸币的出现。中国在10世纪末的北宋年间,已有大量用纸印制的货币——“交子”,成为经济生活中重要的交易手段。最初是由四川商人联合发行的,在四川境内流通,可以随时兑换。后来由于商人的破产,官府设置专门机构发行。

银行券(banknote)是首先在欧洲出现于流通中的一种用纸印制的货币。与银行券同时处于流通中的,还有一种由国家发行并强制行使的纸制货币。

在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货币形态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由于计算机运用于银行的业务经营,使很多种类的银行卡取代现钞和支票,成为社会日益广泛运用的支付工具。

从古至今,虽然演化出形形色色的货币形态,但不管什么形态,都必须具有作为货币的根本属性——“等价性”,就是按货币的“数量标志”能兑换到等价的商品,如10元的货币能兑换到标价10元的商品。就这个根本点,即具有“等价性”来说,只有两种货币:一种是具有“商品价值”的货币,一种是具有“信用价值”的货币。

所谓具有“商品价值”的货币,是指生产这种货币的成本和能兑换到的商品的生产成本相等,由于这种“商品价值”确保了商品的等价交换。

所谓具有“信用价值”的货币,是指其生产成本低于能兑换到的商品的生产成本。这种货币所以能按货币的“数量标志”兑换到等价的商品,是政府赋予的法定偿付能力。这种货币的流通是基于政府的权力和信用。我们认为这种“权力和信用”必须有其实体经济的基础。

货币蕴涵的“商品价值”和“信用价值”,我们统称为“内禀价值”。


4.基于“补偿项”的经济增长理论

前文已阐释了二类“补偿项”,第一类是实现提高生产率而增值的“补偿项”;第二类“补偿项”实现通过交换和分工增值。本节,我们综合经济学已建立的主要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一个基于“补偿项”的商品市场经济增长理论,一定程度上,也是贯通经济全过程的经济增长概念框架。

商品市场经济有两种基本的经济增长,第一种是熊彼特创新模式,第二种是交换增值。前者对应引进第一类“补偿项”,后者对应引进第二类“补偿项”。

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增长方面,产生了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增长理论:(1) 1912-1926年熊彼特创立的“创新理论”;(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1957年以索洛为代表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等为代表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3) 1936年哈伯勒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量化为“比较成本不等式”。

4.1  熊彼特“创新理论”[12][15]

1912年熊彼特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1926年经大幅修改出版了第二版。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熊彼特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的五种情况: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的,其中的“市场创新、组织创新”,主要是就商品市场经济而言,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则贯穿于人类经济的全过程。

前面我们已阐释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补偿”理论是相通的。熊彼特的理论,可以对应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即相互作用的主体)是生产者和生产劳动对象一  资源;生产过程传递的不变量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为了实现这个“新组合”不变量的传递,必须进行智力和体力活动的综合行为(本质是智力行为),这就是必须引进的“补偿项”。

以上是熊彼特第一方面的理论首创,对说明经济增长的实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熊彼特还有第二方面的重要理论创新,就是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经济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像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in groups or swarms,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经济周期”。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波、中波、短波“三种周期”的理论。

从历史时期来看,最早发现的是中波周期,平均9-10年,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发现的。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发现短波周期,又称“基钦周期”,平均大约40个月。长波周期,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提出的,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些。

熊彼特在1926年修订再版《经济发展理论》时,只考虑了“中波周期”,直到1939年,在《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书中,才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提出了他的四个阶段周期: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见图1)。繁荣将让位于衰退,之后是萧条的到来,复苏阶段则是一个新的均衡状态的发现阶段。

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他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熊彼特认为,长、中、短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并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12]

表1是库兹涅茨综合了熊彼特的三次“长波”和四阶段波动周期的年代,显示了以生产技术“创新”发展为主线的四阶段波动周期的历史轨迹。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色,也是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的规律,就是著名的“破坏性创新”。熊彼特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

根据熊彼特“破坏性创新”理论,可以看到新旧技术发展的一种更替关系。首先,每一种技术的发展都显示出其“生命周期”(见图2):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技术的发展是一条条独立的“S型曲线”f见图3)

以上的规律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使我们认识到:当旧动能增长乏力的时候,新的动能会异军突起,就能够支撑起新的发展。

概括地说,熊彼特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有两大历史意义的贡献:

一是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熊彼特的这些论述,虽是就资本主义经济说的,但就其科学性来说,是贯穿人类经济的全过程的,反映了经济系统的本质属性。熊彼特的这些论述,也印证了“补偿”理论的基本观点(经济主体传递“守恒量”、实现对称变换必须引进第一类“补偿项”)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规律。

二是他的周期理论和“破坏性创新”理论,显示了经济发展规律性轨迹(即S型曲线),对分析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4.2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8,9,13]

当今,经济学界的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是关于商品市场经济的增长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这两个理论主要贡献是:1957年索洛拟合出技术发展轨迹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其导数就是它自身,即技术发展对时间的变化率与该技术的“量”成比例;1986年以罗默提出知识积累模型为起点的新增长理论,知识被当作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投入,开启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建立,是以索洛(E.R.Solow)为代表的。索洛有两大重要成就:一是,运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离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的贡献;二是,索洛通过对美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研究,拟合出技术进步产生的经济增长,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9][14]。自索洛模型提出后,所有的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都是技术进步,并且由技术进步产生的经济增长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索洛发现“技术进步产生的经济增长,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因为,只有对经济增长有根本意义的技术发展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才唯一地决定了人类的经济是不断增长的,是“报酬递增”的。

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没有得到解释,被认为是“外生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罗默、卢卡斯以及稍后的阿格因、豪伊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以“内生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新增长理论,着重分析了技术进步的过程以及技术进步产生的原因。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是知识积累的结果。从生产者的研究和开发(R&D,亦即生产企业的研究和开发部门)的生产过程,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进步发生的过程,研究与开发创造出知识,知识最终带来技术进步,技术是知识创造的。

知识是人类的大脑创造的,已是人们的共识。脑神经系统生产知识的微观机理,至今还不清楚,但知识产生的唯象规律,已有丰富的共识。人类的大脑创造活动是人的智力创造性的活动。

新增长理论证实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源于知识的产生和增长”,其根本的意义是实现了两个回归:一是到索洛的回归,二是到熊彼特的回归。两个回归完成了关于经济增长的追本溯源:经济增长的本源是人的智力活动。这就使我们认识到:要把资源改变为人类需要的东西,必需引进“补偿项”——智力活动。

我们要着重阐释一下“智力活动”具有“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的问题。因为这一点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

索洛发现了技术发展的时间轨迹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罗默、巴罗、阿格因等发现了:知识最终带来技术进步,技术是知识创造的。这一个回归,就自然说明了知识的产生也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但阿格因等在文献中对这点是作为“暗含”的,从未加以证明。这就引起了索洛的强烈质疑。索洛于2000年在其新版《增长理论:一种解释》中增加了六章,并在新的六章前,特写了作为桥梁的,题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评述”的一章。这章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强调了:由于技术发展的时间轨迹“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才显示出技术的发展,其变化和本身成比例,才使经济的增长能保证克服“报酬递减”!阿格因等既然发现技术是知识创造的,就有必要进一步实证:知识生产的时间轨迹亦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但阿格因等没有实证这一点。索洛指出:这样就可以用其它的方法来解析经济增长,这样一来,就不能保证增长和本身成比例,从而就不能保证克服“报酬递减”!

事实上,科学界早已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有共识性的成果。如普赖斯等,就从科技期刊和文献的增长、科技专家数量的增长、科技学科的增长、科技研究费用的增长等多个方面,印证了创造科技的知识,其发展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也就是印证了知识和科技发展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

F(t) = aebt  (a > O,b > 0)

式中,t为时间,以年为单位;a是初始时刻(t=0)知识和科技量化指标的数值;b为时间常数,表示持续增长率:b=[F(tn)- F(tn一1)]/F(tn-1)。

有了知识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的实证,根据“技术是知识创造的”,就可以进一步回到熊彼特:技术创新亦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

有了技术是知识创造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发展轨迹均满足“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属性”这两条,就可以统一刻画经济增长是自然指数增长和“破坏性创造”周期运动的统一轨迹:

图4所示,每一种技术的增长都是一条条独立的“S型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一个技术在导入期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一旦进入成长期就会呈现指数型增长,但是技术进入成熟期就走向曲线顶端,会出现增长率放缓、动力缺乏的问题。而这个时候,会有新的技术在下方蓬勃发展,形成新的“S型曲线”,最终超越传统技术。因此,新旧技术的转换更迭,共同推动形成技术不断进步的高峰,从而带动“新经济”的发展。

综合熊彼特“创新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得出的经济以自然指数加速增长和新旧技术交替的阶梯式发展轨迹,是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的。只不过,在近300年前,即工业革命以前的漫长年代,加速增长的“阶梯”不明显,其具体过程的规律性亟待研究,尤其是从农业经济如何发展到现代工业经济,我国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更需要从理论高度进行总结。

4.3  比较成本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Adam Smith)于1776年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所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theorv of absolute advantage),1817年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提出比较优势理论( theorv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他们论证了两个国家可以通过贸易都获利(双赢)。1936年奥地利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哈伯勒( Harberler)运用比较成本的概念解释比较优势原理,建立了比较成本不等式。这个比较成本不等式实质上涵盖了“绝对优势理论”。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原理(国际贸易发生的条件和根据),至此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此后,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保罗·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的出现,不断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推进到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些理论,都是在“比较成本不等式”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具体揭示了国际贸易发生的条件和根据是如何形成的,在国际贸易发生后,产生哪些影响,这些条件和根据又是如何演化和发展。

我们从国际贸易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两国两产品”贸易过程,阐释比较成本不等式的科学内涵及其意义。

我们在文献[20]证明了比较成本不等式是国际贸易利得的充要条件。这个证明有重要意义。因为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建立的“比较成本不等式”,其内涵的根据,是不同的生产者由于生产率提高的不平衡而形成的两产品成本比例的不等,由于“不等”,才可能交换而增值(双赢)。有了充要条件的证明,就说明了“比较成本不等式”和“交换增值”之间对应的唯一性。这至少可以消除一种费解。由于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时,举例说明:一国在两种产品方面生产率均比另一国落后,两国仍可能通过交换获利。那么,“可能”的边界或范围是什么?说得更科学点,这个边界应满足什么条件?李嘉图没有说,而“比较成本不等式”就表明得很清晰、明确:只要是“不等式”就行,如果是“等式”,任何情况下都不行!

比较成本不等式是国际贸易利得的充要条件,证明如下:


式③表示A国x产品的相对价格小于B国x产品的相对价格。式④表示x产品在A国的价格和在B国的价格之比小于y产品在A国的价格和在B国的价格之比。式③和式④分别是相对价格的两种表示方式,这两种表示是等价的。




比较成本不等式,以及它成为两国贸易利得的充要条件,看起来颇简单,实际上有很深的涵义,还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文献[17]是国际上权威的学术专著,书中就写了这样一件事:“由于比较优势原理否认生产力的绝对优势对贸易模式的决定作用,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似乎有悖于直观感觉。据萨缪尔森(1969)回忆:数学家斯坦斯劳·乌拉姆(Stanislaw Ulam)曾向他挑战,要求他‘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命题中举出一个正确而又重要的例子’。多年后,他终于想到了合适的回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在一个数学家面前,它逻辑上的正确性是无可争辩的;而它的重要性则已经由数以千计的重要而智慧的人们所证明。虽然在向他们解释此原理之后,他们也并未理解或根本不相信其正确性。”

比较成本不等式的深刻涵义有二:一是“比例”,即双方比较的是两种产品各自成本的比例(亦即两种产品各自生产率的比例):二是“环流资源”,即双方要将原生产比较劣势产品的资源,转移去生产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比原来更多的东西,双方分享增值的产品,才是进行交换的实质动力。

自从出现人类的生产劳动,就引进了第一类“补偿项”,这是最根本的,贯穿全部经济过程。经过漫长的“自给经济”阶段,才演进到“商品经济”阶段,其特点,是引进了第二类“补偿项”。这是由于各生产者生产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产品生产率比例的不等式,各自出于“获利”的动力,转移生产资源,交换产品,分享增值。而转移生产资源的实质,是社会性的向先进的技术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成本不等式”,在商品市场经济阶段,所起的推进技术发展的作用,可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在热力工程中,推动提高热效率的“判据”作用媲美。

关于“比较优势”,鉴于裴长洪在文献[18]中说的情况:“在我们的政策语言中,与这个知识体系有关且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比较优势’,但我们政策语言中的‘比较优势’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是不同的,后者说的是两个国家、在两种相同产品的生产中,都不具备生产率优势的一国可以选择劣势较少的某一产品来开展国际贸易,赢得专业分工的利益。而我们讲‘比较优势’,首先是一种工作状态和动员,也包括发现‘绝对优势’(你无我有),要素禀赋优势(你少我多),还包括创造竞争优势(你有我优、我廉)。所以,我们讲‘比较优势’,已经是一种演绎和发挥。”我们说明,本文阐述的“比较优势”只限于具体的“生产力层面”。

4.4  基于“补偿项”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点

综合熊彼特“创新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比较成本理论,我们提出:基于“补偿项”概念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内容有以下各点。

(1)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的生产劳动,即人类通过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活动的综合行为,将劳动对象(资源)改造成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经济系统的作用主体有层次性,不同的层次,主体不完全相同:第一个层次,是产品的生产。这个层次的作用主体是生产者和劳动对象——资源。第二个层次,作用主体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虽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统一于一身”,但在漫长的“自给经济”阶段,本身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而后演化到“商品经济”阶段,“分立”为生产者为别人消费进行生产,自己的消费是别人生产的产品,即必须进行交换。

(2)在生产产品阶段,生产者把“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不变量)传输给劳动对象,把资源变换为产品。实现这个“新组合”不变量的传递,必须进行智力和体力活动的综合行为(本质是智力行为),这就是必须引进的“补偿项”。这是第一类“补偿项”,这类“补偿项”的引进,贯穿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

(3)人类的经济演进到商品市场经济阶段,由于具备了进行商品交换的客观条件(如货币的统一或兑换、交通运输条件),则只要出现了局域(地域或国家)之间商品的比较成本不等式,就可以实现“双赢”的商品交换。这个过程的实质,则是必须引进“环流资源”的第二类“补偿项”。

(4)第一类“补偿项”的引进,实质是生产者生产知识的智力运动,体现为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产品蕴涵的劳动价值量的减少,显示为生产者的“时间坐标轴”上坐标的缩小。由于生产老产品的时间缩短了,在总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就可以有时间创造新产品,在坐标轴上就增加了新产品的劳动价值量的坐标。老产品的坐标缩小,新产品的坐标增加,可视为生产者时间坐标轴的“密度”变化。

(5)第二类“补偿项”的引进,是关系两个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实质是引进资源的环流,也就是资源向先进技术方面流动。可以视为,是两个不同“密度”坐标轴之间存在的具有“方向性”的“乘积”关系。

(6)不同生产者的时间坐标轴,可以构建一个高维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可按产品的劳动价值量构成产品空间(场),每个“产品点”对每个坐标轴有“内积”关系(投影为每个坐标轴的坐标),对不同“密度”坐标轴有“方向性”的“乘积”关系。从而可望在这个坐标系里,刻画、分析产品的运动及其变化的规律。

(7)形成经济增长的因素,有根源和条件之分。就根本源泉来说,只有第一类“补偿项”和第二类“补偿项”的引进。前者是发生于单个生产者,标志是产品生产率的提高(并显示为产品蕴涵的劳动价值量降低),后者发生于不同生产者之间,标志是产品的生产率不变,总量提高。在“原因”层面的增长,则首先是局域的经济创新的增值,再在基于创新的增值而形成的比较成本不等式进行商品交换而增值。至于条件方面的因素,如制度、文化等引发的增长,需引进其它类型的“补偿项”,本文未作阐释。“原因”因素和“条件”因素协同形成的经济增长,大体上相当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关于经济增长的根源,以及增长的因果关系、根据和条件,库兹涅茨曾表述过他观点: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供应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增长中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定义的所有三个成分都是重要的。商品供应的持续增加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用它来识别经济增长……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允许的来源,但是它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的条件,本身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到高效和广泛的利用,而且说实在,如果它自己的进步要受这种利用的刺激,必须作出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以实现正确利用人类知识中先进部分产生的革新。以现代经济增长为例,蒸汽和电力以及利用它们所需要的大规模工厂,是与家庭企业、文盲或奴隶制不相容的一  在早期所有这一切盛行于甚至发达世界的大部分,而不得不用更合适的制度和社会观点来代替。现代技术与农村生活方式,大家庭模式,以及崇敬不受干扰的自然界也不相容……人类知识进展中的主要突破,构成长期持续增长的主导来源和推广到世界大部分的突破,可以称为划时代的革新。而经济史的变化过程或许可以分为各个经济时代,每个时代用有它产生的增长的显著特性的划时代革新来识别。”[10]

我们很赞同库兹涅茨的观点,并将此作为本文内容如何陈述的一个原则。

以上各点反映了经济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形成了多层级的结构。自从出现人类的生产劳动,就引进了第一类“补偿项”。经过“自给经济”阶段,演进到“商品经济”阶段,在引进第一类“补偿项”基础上,又引进了第二类“补偿项”。作为系统理论,既要有反映现阶段规律的理论,还应有反映全过程规律的理论。当今,经济学界的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是研究工业化以来商品市场经济的增长,但也出现了研究经济全过程增长的。如文献[13]的第10章就综述了关于统一增长理论( unified  growth theory)。我国蔡昉于2013年发表了“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该文最后部分说:

“本文的目的,便是用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并展望未来……从相当长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国已经经历过四种增长类型中的前三个过程。而且,中国是以世界经济中的显著关注度经历了这些发展阶段的变化,不仅有着关于经验、教训、借鉴和启发的丰富素材,而且以其迅速的变化率提供了观察的便利。这样,我们得以利用更具备可用性的理论武器和得天独厚的发展历程,升华中国经验,把迄今的‘自为’行为变成‘自觉’行动,增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自信,增进对于未来挑战的认识”[19]

我们很赞同蔡昉的观点,本文的“基于‘补偿项’的经济增长理论”部分,首先是反映商品市场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力图成为一种可“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的雏形。


5.小    结

我们借鉴物理学规范场理论,很粗略地提出了商品市场经济的“补偿”理论,其核心内涵:一是商品市场的商品交换,二是交换主体——生产者(消费者)和交换载体——货币的统一运动过程;这个统一运动过程要遵循整体对称变换和局域对称变换的要求;为了实现整体和局域对称变换,必须引进“补偿项”。

关于从系统科学视角进行研究,具体说,主要有四点:(1)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应是各具体系统相应概念的共性内涵;(2)研究系统科学的问题,要深入相关的具体系统,先学习研究,再提炼共性;(3)钱学森先生十分重视的“研究复杂系统必须从定性到定量”;(4)西蒙(司马贺)坚持和强调的,在一个复杂性必然是从简单性进化而来的世界中,复杂系统是层级结构的[23]

我们的初步探索,是否有逻辑性问题和专业性错误,至诚祈盼得到相关学科专家的批评和指教!

致谢:本文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衷心感谢上海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院士和上海理工大学系统科学学位点学术带头人高岩教授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深切感谢中山大学李华钟教授、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黄涛教授、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朱栋培教授、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的专业指导。感谢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固体物理研究室主任谢雷鸣教授长期以来的帮助,特别感谢他2009年和2010年应聘来上海理工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和指导。感谢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汪秉宏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王有贵教授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在上海系统科学研究院的推动和上海理工大学系统科学学位点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规范场普适意义研究组”,已活动了十年,主要成员有:杨会杰、李星野、周石鹏、姜志进、奚宁、刘姜、黄建秋、许良、车宏安。本文是这个研究组成员长期研讨交流的部分成果,我们忝为执笔人,感谢大家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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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刘姜.GDP对称性与变换群.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3] 西蒙(司马贺Herbert A.Simon).复杂性的构造:层级系统,人工科学.第三版.武夷山,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本文摘自郭雷、张纪峰、杨晓光编撰的《系统科学进展》,作者车宏安、奚宁。

 

车宏安,生于1933年3月15日,江苏江都人。1952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机械科,曾就读于交通大学机械专业和复旦大学数学专业。上海理工大学教授。1979 1994年先后任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理工大学前身)系统工程系主任、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院院长。1998 2000年《系统科学》和《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副主编,具体负责全书编辑,《系统科学》获2013年中国图书奖。2005-2014年任上海系统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创建系统工程新兴专业》(十年总结)获1989年上海市高校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提高上海地区大规模集成电路各项指标的综合利用”获1985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主编《软科学方法论》获1995年机械工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发表“计算机集成制造-CIM”、“熵”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