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公共外交视角下的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时间:2020-08-24

SOUTHEAST ASIA INSIGHT 《东南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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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简介:本期采访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张鹏,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援助、全球治理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的发展转型及对新时期中国-东盟公共外交的影响探究”。

摘要:东南亚是海外华人群体最早及最大的聚居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群体不仅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在华人社会与所在国政府、华人社会与当地族群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迅速崛起,依托地缘-神缘-亲缘三重潜力,成为了中国与东盟的公共外交中一种颇具特色的跨国社会资本。本期学者观点对话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张鹏,探寻并解读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在中国-东盟公共外交中的桥梁作用、阻力困扰以及未来潜力。

 

1. 张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所关注的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及其对新时期中国-东盟公共外交的影响,为研究海外华人社会、地区新兴宗教、中国-东盟公共外交提供了独特视角和典型案例。但是在公共外交研究中,宗教团体,尤其是华人宗教团体,其实是一个受关注较少的行为主体,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在选择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作为研究对象时,是如何考虑的?

张: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来,公共外交已经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等共同构成当前中国外交最高层面的战略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公共外交在阐释国家政策、塑造对外形象、强化关系互动、优化战略环境等方面与“一带一路”目标契合度较高,例如: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时强调,“要促进青年、智库、议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流,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撑,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夯实双方关系的社会土壤”。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就此而言,为数众多且贡献颇丰的海外华人华侨和宗教信众理应成为“一带一路”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如何将优势悠久且内涵丰富的侨务和宗教公共外交资源转化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资源,也因此成为当前及未来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突出和紧迫问题。

就目前所能掌握的相关资料来看,论及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国-东盟公共外交影响的专项研究,国内外学术界总体上处于一个多重忽略的状态:关注中国宗教传统的欧洲汉学家们往往不重视海外中国移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以及基督教这样一个“洋教”;关注东南亚华人华侨和社会团体的国内外学者亦较少聚焦以基督宗教为代表的非传统宗教信仰问题;而关注中国-东盟公共外交和双方关系的国内外学者则往往有意或无意忽略宗教公共外交的独特功效。徐以骅教授认为“各种西方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往往能较西方民众更加真实地把握中国国内的宗教状况。同时,相较于中国自身而言,他们更加懂得亦更有能力将中国国内的真实情况告诉西方社会。这种双向的优势,使海外华人中的西方宗教信众完全有可能充当在宗教领域中外互相理解的传译者。”而日益崛起的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恰恰为我们研究海外华人华侨社会、海外侨民新兴宗教、新时期中国-东盟侨务-宗教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努力推进的这项研究正是属于世界宗教与国际政治学科交叉融合的一次全新尝试。

2.相对于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宗教、传统宗教及其他外来宗教,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有哪些主要的内涵特性?在您看来,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的这些特征是否有助于其在中国-东盟公共外交中发挥作用?

张:相较而言,近现代以来基督宗教在东南亚华人群体当中的传播尤为迅速,至80年代时已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跨地区、跨文化、跨族群的新兴宗教代表,与此相伴的则是传统宗教信徒在华人群体当中的显著减少。此外,与传统社会团体和海外华人社团相比,海外华人宗教社团不仅具备社会性、志愿性、组织性、自治性、合法性等一般属性,而且凸显了族裔性、信仰性、精英性、公共性、跨国性等特性。

值得一提的是,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在传播变迁过程中尽管充分汲取了西方宗教和当地宗教的相关成分,但中华传统宗教文化的实用性、兼容性、调适性等基本特征仍然顽强地得以存续;此类社团与西方教会只有信仰联络而无组织从属关系,大多坚持“自治、自传、自养”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这一点与天后宫和妈祖庙等华人民间信仰机构隶属于当地会馆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信徒呈现出年龄层次低、教育背景佳、经济地位高、参政意识强、在地化程度深、公共意识责任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强等一系列典型的精英化特征。

作为一种特殊的海外华人社团和新型的宗教非政府组织,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不再固守于一国内部的华人华侨宗教事务,积极通过“内联外引”回应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发展态势。这均有助于我们依托其社会导向性和影响力优势以点带面、纲举目张、有的放矢地开展针对东盟的侨务-宗教公共外交工作。

3.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基督教组织之间,官方/民间、双边/多边框架下的互动模式是并存的,在您看来,它们之间是相互支撑,还是存在张力?不同方式各有长处和短板,你认为如何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扬长避短,发挥好华人基督宗教社团在各模式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进而促进中国-东盟关系发展?

张:正如韩方明先生所言,“公共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的补充和发展,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一个国家塑造国际合法性和认同度的一项重要战略。……其中,政府是主导,公众是主体,媒体是关键,精英是中坚。”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的参与迎合了中国-东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由经济向人文拓展、由官方向民间深入的演进趋势,助推双方公共外交朝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由中国-东盟官方机构倡议发起的公共外交活动侧重政策宣示、战略沟通、形象塑造,具有“以官带民、官民并举”、“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显著特征,而能够对目标国主流民意施加直接影响的“意见领袖”等精英阶层则成为该模式的首要实施对象。其次,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直接进行交流认知的情感纽带,宗亲信众之间本身便存在着天然的亲近感与认同感,由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倡议参与的公共外交活动往往基于主观意愿和自觉意识,并显示出政治“脱敏”性、议程多样性、路径灵活性、持续稳定性等一系列优势。再次,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有望为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牵线搭桥,甚至以调解者的身份在有关主体之间积极斡旋,化解危机,弥合分歧。

从双边/多边模式的相互关系来看,双边跨境互动在外交关系传统稳固、华人社团底蕴深厚且基督宗教持续发展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体现得十分明显,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侨乡省份也一直与东南亚华侨华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十分注重与基督宗教社团首领建立互信互助的交流平台;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东盟侨务-宗教多边公共外交的启动相对较晚,但却因参与性强、受众广泛、影响深入而倍受双方重视。

4.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参与公共外交时,可能会受到来自当地传统宗教、政治环境和西方国家及宗教势力等诸多因素制约。再具体落到“人”,理论上,东南亚华人因其身份和认同的二重性,尤其在祖籍国和现居国的外交关系紧张或国家利益冲突时可能面临尴尬的处境,据您观察,他们是否确实受此困扰?要想在实践中克服上述困难,您认为相关行为主体应做出哪些努力是?

张:由于受到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东盟国家政局变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地区分离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势力有所抬头。2016年11月,“捍卫伊斯兰阵线”等强硬派组织更是直接发起对于雅加达首任华裔基督徒省长钟万学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加之社交媒体鼓噪“中国派出500人保护钟万学”等不实言论,此次和平游行后来酿成警民冲突,作为印尼族群和信仰“双重少数”的代表钟万学最终锒铛入狱。这些政治生态层面的消极因素已经影响到当地华人基督宗教的发展,其外溢效应又对当地稳定及地区安全造成了挑战。

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全球排名第四的人口大国印尼未雨绸缪,该国华裔更是积极响应、勇于担当,协助政府做好应急医疗物资储备等防控工作。其中,雅加达省前省长、国家石油及天然气集团公司现任董事长、华裔基督徒钟万学不仅力荐参照中国经验打造印尼版“火神山”医院,而且主动将其所在公司用地供给用于该医疗机构(Pertamedika Corona Center)的建设,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印尼新冠病毒医院仅用8天时间便全面建成,并分别配备了数以千计的床位设施和医务人员。据印尼侨胞联合总会总主席、印尼客属联谊总会永远荣誉主席钟家燕介绍,此次钟万学勇担社会责任的义举得到了印尼政府和当地群众的高度赞誉。

王赓武教授认为,那种把所有炎黄子孙包罗进中国侨务政策的做法并不恰当,因为当今东南亚大部分华人都已经当地化,成为住在国一分子,他们不应再成为当下中国侨务政策的对象。因此,在将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为代表的海外侨务宗教资源纳入中国公共外交范畴进行讨论时,需要对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演进、特别是华侨与华人基督信徒作为公共外交主体或客体的双重性进行客观评估以趋利避害,注重侨务政策与宗教政策的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上述钟万学例证充分说明,应积极引导中国基督宗教团体与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共同发掘宗教文化体系中的有益内容,同时密切结合自身历史资源与现实需求,对各自的优秀宗教文化传统进行系统梳理,着力阐释宗教理念与实践当中的和平、和谐、和好、和合等有益于民心相通的内涵,以期让更多的东南亚社会群体了解、接受、认同和分享“海外华人故事”和“中国宗教故事”。

5.我们注意到,您在分析和探究东南亚华侨华人以及中国-东盟关系时,做出了将宗教文化、侨务问题、外交问题打通的有益尝试。近年来在相关研究议程和研究方法中,“跨学科”逐渐成为了一种趋势,您如何看待这种研究取向?

张:众所周知,海外华侨华人研究已然成为一门多领域、多时段、多国别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方向。近年来,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者纷纷从各自学科领域和理论视角出发,努力对海外华侨华人问题进行综合研究与交叉研究,以期超越单一学科局限与解释边界,通过对话合作与优势互补展示海外华社的完整面貌。其中,从宗教学角度研究东南亚华人,采用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国别与区域、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路径,有助于拓宽东南亚华人研究的领域。

这种趋势在与公共外交相关的研究议程和研究方法当中也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公共外交视阈下的宗亲信众跨国互动不同于单纯的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宗教外交和侨务外交,其本质融合了“区域公共外交”、“侨务公共外交”以及“宗教公共外交”等多重意蕴,并充分体现出区域-侨务-宗教公共外交的功能叠加效应。因此,我们应突破单纯从中国外交、双边关系和国际移民出发看待华侨华人问题的思维定式,而应尝试从区域文化、世界历史乃至全球发展的角度来关注相关议题。

6.感谢张老师的分享!最后能否请您谈一谈,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参与中国-东盟公共外交还有哪些潜力或哪些重点方向待挖掘和利用?

张:作为中国-东盟侨务/宗教公共外交的关键载体,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充分发挥自身在公共外交领域的独特作用和特殊优势,在弥合公共外交“宗亲信仰缺失”以及回应“华人有害论”和“文明冲突论”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使中国与东南亚社会之间的民意通达由政策认知向理念认同的层次迈进,成为当前及未来中国-东盟和平互信关系的维护者、包容互鉴关系的促进者、合作共赢关系的开拓者。

首先,通过以海外华人华侨和信仰文明为载体的互学互鉴,东南亚基督宗教社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与东盟国家的人文交流和民间交流,也为各族群文化及宗教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提供了新的依托和助力。这对于抵御跨境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消除因族群差异引发的冲突、增进整个亚洲地区的文明对话和人民友好,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其次,通过侨务和宗教两大抓手,依托东南亚华人基督宗教社团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工作,我国主动向东南亚地区阐释内政外交的最新发展情况,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礼相待”、“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处世之道,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发展的正面了解,增强了我国在涉侨和涉教事务中的国际话语权。

再次,在官方主管机构和宗教社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和东盟国家以双边关系关键节日、基督宗教重要节庆、人道灾难爆发等为契机,持续开展了一系列涉及文化、教育、艺术、慈善的民间交流活动,侨务-宗教社团参与公共外交模式的完整性及连贯性已现雏形,公共外交的重心已逐步由礼节性互访转向实质性合作,这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共同推进区域-侨务-宗教公共外交从相知、相识向互友、互持层级迈进,进而促进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

 

陈旖琦,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中文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中国-东盟关系,区域一体化;谭纪婷、梁津源,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2018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