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期，印度全国医学本科入学考试爆出重大泄题丑闻，引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教育公平、程序公正与政府问责再次成为该国无法回避的公共议题。本文以印度科学教育的困境为切口，追问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印度拥有海量理工科人才和知名工学院，为何孵化不出具有全球影响的原创成果？症结在于一系列彼此强化的制度性障碍。印度学术自由持续萎缩，在科学界形成广泛的自我审查压力；数字命理、轮回和占星术等伪科学借助政治支持渗入科学教育体系；研发投入二十余年停滞在GDP的0.6%—0.7%；顶尖理工院校师资高度集中于优势种姓；理工科教学又长期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割裂，学生较少思考技术如何应用于现实社会。文章具有鲜明的左翼世俗主义立场，部分论断带有强烈政治批判色彩，但其核心提醒值得重视：科学并非脱离社会的技术孤岛，一个国家的科研活力不仅取决于人才和资金，也取决于学术自由能否得到保障，不同群体能否平等参与知识生产，以及科研机构的决策是否公开并接受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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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彻底改革的科学教育体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近期印度各地爆发的学生抗议，其实是在呼吁采取建设性举措，帮助国家走出教育困境。就科学教育而言，我们可以从科学界已经提出的一些零散但具有进步意义的倡议中寻找答案。
不可否认，到2026年，印度科学仍深陷平庸之困。以人工智能为例，全球讨论中虽不乏印裔面孔，却几乎没有人提及印度自研的人工智能模型。在科研领域，这种平庸还表现为劣质论文大量涌现。印度是论文撤稿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之一。2025年，全球撤稿数量最多的十所大学中，有六所来自印度。
尽管促进产业应用与科学驱动型创新一直被印度列为国家政策重点，但这些目标始终未能落地见效。印度拥有规模庞大的知识工作者队伍，本具备实现“世界导师”（vishwaguru）级创新成就的潜力。然而，过去十年间，印度的理工科学生，乃至广大教师、高校教授和科研人员，却一直在与无处不在的体制性顽疾艰难周旋。
首先，限制学术自由在根本上就是反科学的。“学者风险组织”（Scholars at Risk）网络发布的学术自由指数（Academic Freedom Index）显示，印度的得分从2013年的0.6降至2023年的0.2，达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点，至2025年，又进一步跌至0.16，在179个国家中位列第156位。过去十年施加的种种限制，不仅因阻碍知识自由流动而适得其反，更因妨碍宪法所保障的言论与表达自由、和平集会与结社权而构成违宪。
1950—2026年印度“学术自由指数”的变化轨迹。当前数值处于这一时期的最低水平。图源：V-Dem Institute
在现实中，这种影响远不止于讲座被取消。孟买霍米·巴巴科学教育中心（HBCSE-TIFR）的阿尼凯特·苏莱（Aniket Sule）亲身经历过多次政府部门介入并压制印度科学界异议声音的事件。他列举了两起近期案例：其一，2025年在印度举行的国际天文与天体物理奥林匹克竞赛期间，竞赛国际理事会决定暂停以色列以国家队身份参加赛事。其二，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近期联名批评印度理工学院曼迪分校（IIT Mandi）面向学生举办的一场强制性会议，会上设有关于轮回转世和占星术的内容。苏莱指出，在这两起及诸多类似事件中，执政党部长均通过这些名义上享有自主权的机构负责人转达问询，要求查明幕后发起者，并解释为何采取此类“政治行动”。
此外，还存在更为隐晦的警告。苏莱常常为学术自由发声，因而深知政治性讨论并不受欢迎：“每次我们在各类委员会会议上与一些人见面时，都会有人口头告诉我们：部委对所有这类活动都一清二楚，你们最好小心点。”
来自高层的通报与警告，已经在更广泛的科学共同体中造成恐惧氛围。正如苏莱所言：“据我所知，科学界有80%至90%的人并不认同政府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太过畏惧，不敢坚持自己的信念。也许是担心丢掉工作，也许是害怕影响晋升，或者担心无法获得某个主任职位。”必须终止这种制造恐惧的做法，使每一位政府雇员、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学生都能摆脱思想上的束缚。
一、对伪科学的投入
印度的科学进步，还深受当前政府内部弥漫的神秘主义思维之害：从莫迪本人对数字命理学的痴迷，到2023年印度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NCERT）将达尔文进化论从十年级教科书中删除，再到一位退休高等法院法官声称“雌孔雀通过吞食雄孔雀眼泪而受孕”——这一说法遭到广泛嘲讽——以及其他无数由身居公职之人发表的伪科学言论。要释放印度的科学潜力，就必须叫停所有伪科学项目，并刹住在印度理工学院内部日渐膨胀的“印度知识传统研究中心”（Centres for Indian Knowledge Systems）的势头。这些举措只会服务于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意识形态的传播。
科学史学家米拉·南达（Meera Nanda）曾警告，将科学用于颂扬“吠陀经”的荣耀，是支撑印度教至上主义神话的核心支柱之一。而在“民族自豪感”的名义下，学生们正被剥夺他们作为未来科学家和工程师解决现实问题所必需的概念工具。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已悄然进入工作场所和课堂，而印度的研发（R&D）支出却在过去二十年中停滞不前，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0.6%至0.7%。这一比例仅相当于创新驱动型经济体通常投入的2.5%至5%的一个零头。过去14年间，印度纳税人实际上一直在资助本国科学机构的持续衰败。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扭转。
二、学生、学科的隔离
从印度社会教育机会分配的失衡，以及科研机构和大学由何人主导这两方面来看，上层种姓的支配地位在印度依然根深蒂固。种姓筛选早在大学阶段之前便已开始，并持续延伸至高等科学教育。在印度排名前五的理工学院与科学研究所内，98% 的教授来自优势种姓。塔塔基础研究所（TIFR）作为获评“卓越院校”的机构，不受宪法中关于为边缘化种姓保留配额之规定的约束，其情况即使不比前述院校更糟，也至少与之相当。在印度本科阶段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课堂中，阿迪瓦西人（Adivasis，对印度众多原住民或部落社会的概括性称呼，在法律上多数被列为“表列部落”）的占比不足5%。在博士阶段，顶尖印度理工学院中达利特人的平均占比仅为10%，阿迪瓦西人仅为2%，均低于法定的15%和7.5%的配额比例。
这种结构性不平等还伴随着沉重的人道代价。当达利特和阿迪瓦西学生及教职人员终于进入校园时，他们常常遭受骚扰，且有时酿成致命后果——2016年的罗希特·维穆拉（Rohith Vemula）、2019年的帕亚尔·塔德维（Payal Tadvi），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在院校对种姓骚扰的漠视中结束了生命。大学拨款委员会（UGC）的数据显示，五年间，歧视投诉增加了118%。2026年早些时候，UGC试图以较为温和的公平性规定作出回应，却在数日内便遭到强烈抵制，这与当前“取消配额”（aarakhshan hatao）论调所引发的反弹如出一辙。
印度顶尖理工学院中，达利特和阿迪瓦西在不同学术职业阶段的实际占比均未达到政府规定的配额比例。图源：Ankur Paliwal/Nature
与印度知识体系中的婆罗门至上主义相伴而生的，是这些机构中“顺从型”所长和副校长的任命，这种做法在莫迪执政期间已司空见惯。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CSIR）下属实验室、理工学院、科学研究所和科学教育与研究学院（IISER）的领导层任命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并隔绝政治庇护的影响。现有领导层已证明，其无力认真落实配额保留政策。例如，尼赫鲁大学副校长桑蒂什里·杜利普迪·潘迪特（Santishree Dhulipudi Pandit）曾将种姓歧视描述为“人为建构的现实”。全国仍有数千个保留教职岗位空缺，现有领导层始终未能填补，而人手不足本身也由此成为一种变相的排斥机制。
最后，印度学界已过于习惯于将人文学科与理工学科置于彼此隔绝的两个领域。缺乏对技术如何与社会互动的理解，这种纯粹的技术专长至今仍主导着印度的STEM教育。要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才，就必须将人文学科融入科学课程。技术进步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如果STEM学生不具备理解这一点的能力，我们便将继续重蹈覆辙：数十年的科研资助优先事项，最终无法转化为现实中由科学驱动的解决方案。
班加罗尔阿齐姆·普雷姆吉大学科学教育教师维蒂·吉里（Vetti Giri）在接受《科学人生》（The Life of Science）采访，谈及自己关于科学本质的研究时表示：“如果让学生认识到，知识的生成与占有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与政治过程，那么，他们就会对信息的性质保持一种批判性审视。”
中国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实践路径。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范鑫近期在《自然》杂志（Nature）撰文指出，科学与人文学科并非必然相互对立、彼此竞争。他认为，面对迅猛发展的科学，世界“需要人文学科研究来理解”快速发展的科学“背后的动因及其影响”。随着人工智能重塑劳动、医疗乃至信息本身，掌握技术钥匙的学生需要具备相应的伦理与历史素养，才能负责任地运用这些技术。
如果缺乏透明度与问责机制，上述各项改革建议都将无从落地。除“藏红花化”（saffronisation，即印度教民族主义化）之外，对《2020年国家教育政策》（NEP）的主要批评，集中在其对教育的中央集权化与私有化之上。这两者并非彼此独立的问题，而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决策权被集中在公众无法监督之处——无论是在德里，还是在不向公众开放的机构董事会会议室里。必须让全国各地的科学院系清楚认识到，透明度并非可有可无的行政礼节，而是推进其他一切进步措施的先决条件。过去十年，政府支持的印度教育体系改革大多止步于声势浩大的项目启动，随后便隐没于不透明的运作、经费与招聘流程之中。回顾来看，映入眼帘的只是一片政策计划的“墓园”，墓碑上镌刻着那些带有梵语色彩的缩略词。与这些计划一同被埋葬的，还有我们关于科学的一切抱负。
作者简介：阿希玛·多格拉（Aashima Dogra），印度科普撰稿人，拥有多年大众媒体科学传播工作经验，先后任职于《亚洲时代报》（The Asian Age）、《德干纪事报》（Deccan Chronicle），担任科学记者。
本文编译自印度《前线》杂志（Frontline）2026年8月1日文章，原标题为How to build a scientific India原文链接：https://frontline.thehindu.com/science-and-technology/indian-education-freedom-reform/article71290931.e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