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Speak Media Uganda/pexels
导读
2026年6月21日，专注非洲议题、以学者原创为特色的专业分析平台《对话·非洲版》（The Conversation Africa）网站刊发文章《非洲能否挺过全球援助缩减浪潮？答案是肯定的，但必须严守财政纪律》。
文章围绕全球对外援助大幅收缩的背景下非洲的发展出路展开论述，指出外援锐减、债务承压、气候危机叠加地缘冲突，使非洲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但危机同时赋予非洲争取更平等发展合作地位的契机。文章依托多项跨国调研及在非洲四国开展的圆桌座谈成果，以非盟《2063年议程》为核心框架，提出非洲摆脱外援依附、实现自主发展的核心路径：坚持税收公平，完善本土税源征管、遏制腐败与非法资金外流；以发展实效评判举债行为，拒绝低效劣质债务；深化非洲区域一体化，依托非盟自贸区凝聚大陆谈判合力，提升对捐助方和债权方的议价能力。
文章批判空泛的政策话术与政策惰性，强调非洲无需全新发展构想，唯有严守财政纪律、落实自主发展政策，才能真正掌握发展自主权，回应民众对民生服务与善治的现实期待。
非洲深陷外援缩减、债务高企、气候灾害与全球格局动荡的多重困境。2025年全球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同比骤降23.1%，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年度降幅；叠加中东局势分流援助资源，2026年全球援助规模预计再缩水5.8%，非洲将承受严重冲击。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亦发出警示：偿债支出正挤占本就稀缺的财政资源，致使教育、医疗、基建等各类发展核心领域投入不足。
本文认为，当下的局面不只是一场亟待渡过的危机，更是一次契机——非洲得以重新协商发展合作关系，争取更加平等的合作地位。
本文观点依托多项研究支撑：此前围绕社会信任、腐败问题与纳税遵从度开展的调研；依托“非洲-欧洲卓越研究集群”持续推进的课题，该协作平台汇聚各国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与实务从业者，聚焦非洲自主发展权、发展融资及可持续发展议题；近期在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南非、毛里求斯四国，与政界人士、学者、社会活动家及民间社会组织代表开展的多场圆桌研讨成果。
核心问题在于：面对变局，非洲的发展议程是继续由捐助国、债权方及外部政策框架主导，还是立足自身发展导向自主规划。非盟长期发展总蓝图《2063年议程》，正是为非洲提供自主发展指引而制定，其核心目标涵盖普惠增长、可持续发展、区域一体化、善治、和平繁荣与民生福祉。
这份蓝图的价值不言而喻：非洲并不需要全新的宏大发展构想，关键在于将现有蓝图转化为一以贯之的行动准则。
这套行动准则，首要落脚于财政资金。非盟已有明确政策导向：非洲必须自主筹措发展资金，保障《2063年议程》落地。落实到实操层面，意味着非洲各国政府要减少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健全公平的本土税收体系、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益、与捐助方、债权人和投资者展开更有力的平等谈判。
一、摆脱援助依赖，掌握发展自主权
对外援助长期支撑着非洲的医疗体系、教育事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安全，但援助从来不是保障国家主权的稳固根基。赞比亚裔经济学家、《援助的死亡》（Dead Aid）作者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曾警示，依赖外援的发展模式会让非洲长期陷入“永远无法独立的孩童状态”。一旦捐助国削减预算、地缘战略重心转移，或是其他地区冲突分流援助资源，非洲各国便会立刻陷入发展断层。
马拉维的现状直观暴露了这种脆弱性。该国财政预算近四成长期依靠境外发展伙伴出资。在马拉维布兰太尔（Blantyre）的一场圆桌研讨会上，一名参会者直白道出利害：非洲若不主动摆脱外援束缚，终会被外援体系反噬；倘若非洲各国无法主动构建后援助时代的发展模式，旧援助体系崩塌带来的冲击，终将吞噬整个非洲。
《2063年议程》的落实不能长期依赖外部援助。非洲各国若真正谋求自主掌控发展路径，本土财源建设便不能只停留在政策文本，而应上升为核心施政举措。
在本文看来，实现自主筹资包含三层核心举措：公平征税、合理用税；提高借贷资金产出效益；全大陆协同发力，提升整体谈判话语权。
二、追求税收公平，而非单纯加税
非洲民众早已承担沉重经济负担：消费税、各类行政规费、灰色私下支出，以及公共服务缺位带来的日常额外成本。如果公共资金肆意浪费、上层群体偷税避税、基础服务持续薄弱，此时再向民众加征税费，绝非合理的本土资金筹措，而是缺乏问责的无度索取。
问题的核心是税收公平。只有民众亲眼看见财政资金分配公正、公共服务持续改善、掌权者接受有效监督，才会自愿履行纳税义务。而腐败泛滥、公共机构公信力缺失时，民众绝不会认同这样的权责交换。多个局势脆弱的非洲国家相关实证显示，腐败会瓦解公众信任，大幅降低民众主动纳税的意愿。
完善税收体系需要多措并举：公平拓宽税源，优化征管流程、避免过度盘剥小微商户；遏制非法资金外流；针对矿产资源租金、大额财富、不动产及采掘行业强化征税；取消各类服务于权贵人脉、无益发展的税收减免政策。
民众纳税，不是为了让政府转而四处寻求外援，而是期待完善的公共服务、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与透明可监督的治理体系。唯有医疗、教育、道路、水电等民生设施提质，各类公共机构真正善待民众，让发展红利可感可及，《2063年议程》才不会沦为一纸空文。
三、债务：检验发展实效的试金石
债务问题同样折射核心矛盾：借贷究竟是助推发展，还是加深依附？外界谈论非洲债务危机时，往往简单将举债本身视作病根，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公路、电网、高校、灌溉工程、产业走廊与气候适应工程都需要巨额投入。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否借贷，而在于债务资金的实际效用。
若举债用于扩充生产能力，就能夯实国家发展根基；若资金仅用于日常行政开支、形象工程，或是流入贪腐渠道，后代将为本国过往的治理失当买单。这类劣质债务会削弱国家议价能力，迫使本国发展政策受制于债权方。
应当以《2063年议程》作为评判债务优劣的标准：一笔贷款能否提升本国生产、贸易、就业与创新能力？是否助力区域一体化、粮食安全、人才培育、基础设施建设或是拓展未来税源？倘若答案是否定的，即便这笔借贷具备合法手续，也不属于服务发展的良性债务。
四、凝聚大陆合力，掌握谈判主动权
一个无力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管控债务、公平筹措本土税收的国家，即便口头上宣示主权，实际发展仍深陷依附，在与捐助方、债权人和投资者谈判时毫无底气。
非洲的自主发展权，建立在充足谈判筹码之上。这份筹码不靠宣传口号，而是源于稳健财政实力、可信公共机构、深度区域协作，以及敢于拒绝不合理条款的底气。卢旺达便是典型范例：该国引导境外发展伙伴匹配本国核心发展需求，而非被动全盘接受对方提供的项目。想要拥有婉拒不合理条款的底气，非洲必须夯实自身支撑：强化大陆及区域机构、构建非洲内部合作联盟、联动海外侨民网络、深化南南合作。
正因如此，区域一体化不能流于形式。《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是非盟《2063年议程》的核心支柱之一，目标是扩大非洲内部贸易，让非洲在全球贸易谈判中发出统一、有力的声音，这一宏大愿景不能只停留在纸面。
依托这份贸易协定，非洲各国应当协同谈判，在债务重组、气候融资、外商投资、基建落地、电力普及、本土加工与公平产业链分配等议题上占据更有利地位。各国各自为战、分散谈判，只会逐一受制于外部制定的不平等条款
五、摒弃借口，直面改革
当下最大隐患是政策惰性：空有发展蓝图却不配套资金保障，对外公布改革方案却从不落地执行，一边承诺转型变革，一边保留阻碍发展的旧体制。空洞政策表述同样暗藏误导：各类诸如韧性、能力建设、本土化等流行术语流于形式，早已失去实质内涵。告别流于表面的概念空谈，用切实举措兑现发展目标，是争取自主发展权的根本路径。
非洲民众不需要晦涩抽象的发展话术，他们渴求体面就业、稳定供电、正常运转的医院、优质学校、通畅道路、充足水源、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权责明晰、接受监督的政府。民众难以容忍政府借危机之名，任由治理体系长期失序失灵。
非洲如今站在发展转折关口，但前提是当下的变局倒逼各国出台更务实、更具执行力的发展政策。非洲早已拥有清晰完整的发展蓝图，当下唯一的任务，便是将蓝图落到实处。
作者简介：哈夫特·格布雷塞拉西·格布里赫特（Hafte Gebreselassie Gebrihet），挪威奥斯陆大学、南非开普敦大学研究员
丹·巴尼克（Dan Banik），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斯陆“可持续发展倡议”主任、“追求发展”播客主持人
原文题为：Can Africa survive the global aid squeeze? Yes, but it will take financial discip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