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新挑战与生物经济
梅永红
——在中信基金会专题会议上的报告
第一，新时期的新科技。
在近代历史上，人类经历了多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包括蒸汽机革命、电器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大转移。从英伦三岛到欧洲，再到美国，整个过程都有非常清晰的演进脉络。我对科技革命归纳出三大特征，第一是要有革命性的科技突破；第二是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第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构。对于当下的中国科技来说，有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背景或趋势。
一是中美科技竞争的新态势。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科技实际上就是拜美国和西方为师，包括派出大量留学生，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可以说都是在学习中。当年的“863计划”、“973计划”和科技攻关计划，基本定位都是跟踪学习。对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能够跟踪就是成就。
今天，中国科技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中美科技关系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近20年来，我们突破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瓶颈，比如北斗导航、“天宫一号”空间站、5G、大飞机、高速铁路、无人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三代核电站、盾构机、核磁、万米载人深潜器等等。这些突破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关系着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一变化之快，变化之大。
以大飞机为例，我曾深度介入这一战略的前期研究。当年我在科技部当调研室主任，组织了一批专家，跑遍了中国的飞机公司，访问了各个相关部门。那时许多人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感到惊讶，似乎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说不重要，而是因为太难了，我们做不了，可以说这是当年的基本调子。两院院士咨询评估，结果也是NO。但是，今天C919已经投入商用，C929、939也已经在路上，中国辽阔的天空再也不是空客和波音双雄的一统天下。
再比如万米载人深潜器。20年前也基本上是零，最初只是从俄罗斯引进的，4000米都是遥不可及。今天，我们自主研发的载人深潜器，已经视万米深渊如履平地，是目前全球唯一可以重复到万米深海开展正常科考工作的国家。我两年前有幸去过一趟，到南海1380米左右的深海进行科考。当时有两个强烈感受，一个是太美了，寂静的海底依然生机勃勃。那么多的各类生物，在漆黑而高压的极端环境下，它们是怎么生存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另一个感受是骄傲，中国人也有能力走到世界最前沿，有能力探究星辰大海。在占地球71%的海洋中，95%的深海人类尚未涉足，中国人终于来了。
5G也是中国科技的重大突破。当年推出3G标准时还非常艰难，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是TD-SCDMA，同时还有欧美的WCDMA、CDMA2000，总体来看我们是落后的。所以国家不得不同时批准启用了三种标准，这是非常罕见的，相当于我们在享受一项电信服务的时候需要付出三倍的成本，这就是技术落后的代价。到了今天，我们的5G已经是国际领先，正在研发的6G也是全球领先的。
总之，这是中国科技井喷的20年，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现在美国要对中国进行科技脱钩，也就是科技去中国化。在丛林法则下，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后来者的追赶和竞争。这种态势意味着中国科技的传统学习路径发生了改变，我们失去了靠近和追赶的目标，不得不进入无人区。这是挑战，也是机遇，没有了学习的捷径，可能倒逼中国科技进入一种新的状态，换一种新的活法。
华为是科技产业浴火重生的典型。多年来，华为一直追求全球化，75%的供应链在国外。芯片被美国卡住后，相当于断了氧气，许多人都认为华为只能投降。然而，仅仅三年后华为就把供应链全部转移到国内，真正实现了自主、安全、可靠。华为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大国的坚强后盾，是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也是中国多年的工业积累、科技积累、人才积累。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跨越曾经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对中国科技实力的一次极限压力测试，华为扛过去了，美国人没有想到，中国人也很少想得到。
大模型也是如此。当高端GPU被卡住了，相差100倍的算力，出路在哪里？在一段时期里，不少人都对中国AI的前景表示悲观。一位知名学者调侃说，足球越追越落后，AI也是一样的。但当Deepseek横空出世后，大家都为之一振。我们终于意识到，虽然算力有差距，但在算法上还有很多机会。AI并非只是算力决定论，还有算法，有应用，有能源，有生态，也就是黄仁勋多次强调的AI体系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脱钩是不是对中国科技的神助攻？
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之战是科技竞争，这种格局将会长期存在，并且不可逆转，我们永远不能抱有幻想。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过，如果中国一直专注于制造和销售低端产品，到底实行什么样的主义，我们根本不感兴趣，也不会去关心，我们只关心能否购买中国低端产品而已。这句话说得很直率，也是给中美科技关系一个最好的注脚。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需要。我经历了中国从极端贫困到今天中等发达水平的全过程，常常感慨万千。90年代初，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6%，人均差了70倍。即使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我国的GDP也只有美国的12%。当时我国经济界有一个非常乐观地估计，认为到2050年我国经济规模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实际上，2010年我们就已经超越日本了，今天日本只有我们的一个零头，他们是四万亿美元，我们已经接近二十万亿了，相差了5倍。这一切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有幸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巨变。
这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最初就是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的加工贸易，之后则是投资扩张。即使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也是主要通过从“三来一补”到引进技术推动制造业规模扩张，支撑了经济繁荣发展。外延式增长，而不是基于创新的内涵式增长，这条路我们整整走了40年。到了今天，如果继续这样一个路径，我们还能走多远？
很多人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开药方，有的认为还要继续追加投资，也就是投资驱动；有的认为是消费不力，14亿人口的消费比不过3.4亿的美国。这些分析都有道理，我们仍需加码投资和消费。但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是结构性矛盾。当中国制造业已占到全球30%，我们需要做的将不再是过去短缺经济形态下的规模扩张，而是结构调整与升级。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就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试图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性问题是行不通的。
日本的情况就是如此，90年代初平成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从失落的十年，到失落的二十年，到今天失落的三十年，至今仍然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结构调整，经济总量与30年前相比不增反减。
东南亚国家同样如此，90年代初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甚至菲律宾的发达程度远超我国，当时泰国人均收入是我们的7倍，马来西亚是我们的10倍，菲律宾是我们的3倍，此后几乎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止步不前。
拉美许多国家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富国俱乐部了，上帝特别眷顾他们，资源、生态、气候、地缘等得天独厚，今天反而一个个变成了穷国。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近郊看到，一个贫民窟多达40万人。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城市的一半是富人消费区的阳光、沙滩和咖啡，另一半则是漫山遍野的贫民窟。
所有这一切现象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没有完成结构转型，也就是经济学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我国来说，如果破解不了这个结构性矛盾，很难说会不会也陷入这种陷阱。目前我们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3万美元了，但也只有西方俱乐部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平。未来的增长靠什么，继续进行一般性的规模扩张有出路吗？我做过一个测算，以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即使把欧美日的制造业都拉到中国来，我们的人均GDP也只能达到4.2万美元，跟今天的西班牙水平差不多，跟美国今天8万美元的水平几乎差了一半。我并不否定中国继续把现有产业规模做大，但必须有新的空间，那就是做优，做独一无二，做开天辟地，做星辰大海，这就是结构调整。
这是科技和创新主导的时代。科技不再是自成一体，阳春白雪，而是要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近党的四中全会提出再造一个高技术产业，相当于再增长17万亿元。这不是口号，而是抓手，是我们必须要走的道路。我国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现实而紧迫的要求。
三是大科学主导的新范式。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从17世纪开始的。最初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好奇心驱动，个人兴趣使然，以个人或者学派自由研究为主，可以称之为小科学时代，牛顿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到了18世纪，开始有了一些学会的性质，虽然是松散的，但已经有了一些制度化的交流和合作，跨学科的交流也开始出现了。19世纪后，科学家纷纷走出象牙塔，工业化应用成为科学发展的主要目标，科学研究已经跟工业紧紧融合在一起，甚至于战争也成为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到了20世纪，有组织的科研开始上升到国家甚至国际化规模，科学的整体化、技术化、工程化趋势开始呈现出来。比如美国的国家实验室，中国的“863计划”，强调的都是国家层面上的大目标导向、大平台支撑、大合作协同。正是由于国家力量的全面介入与推动，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有人断言20世纪的最后20年，人类所获得的知识超过了以往2000年的总和。
到了今天，科学又是什么样的形态？最近有一个热门词叫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引起广泛关注。这很可能是一次巨大的裂变，大数据驱动、人工智能驱动，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比如在生命科学领域，没有大数据就无所谓生命科学，面对复杂的生命体，过去的还原论模式已经很难走通了。当人类对宇观和微观的认知不断趋向极限，个人的认知、能力和智慧是极为有限的，AI的到来将成就一个真正的大科学时代。自由探索和好奇心驱动仍然必要，小科学仍然有其特有的生命力，但一定是小众的、偶然的、不可预见的。问题导向的科学，一定是大科学范式主导。
四是企业创新主体的新阶段。最近我向深圳市政府提交了一个决策咨询建议，题目是“进一步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希望重提“四个90%”，支持企业主导技术创新活动。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什么我还要不断重提？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个论断是二十年前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首先提出来的。当年曾经遇到很多的阻力，特别是学界普遍不认可，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即使到了今天，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着很多的政策障碍。但不管怎样，我认为过往二十年中国科技体制最大的突破就在这里，企业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国的技术创新主体。
我们可以用数据说明。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中，企业占到了79%；技术发明中，有70%以上来自企业。在深圳市，企业研发投入占到全社会的93%。华为一年的研发投入已接近2000个亿，比中国科学院的全部投入还多400个亿，是教育部直属高校研发投入的总和。而且他们是30年向着移动通讯这一个垛口冲锋（任正非语），几万名科研人员，每年上千亿投入，一路走到今天，这种阵势无论如何都是传统的课题制（PI制）无法相提并论的。
华大基因也是这样的，在基因组学领域，从最早代表中国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到今天积累的基因组数据全球第一，自主研发的工具全球第二，几十年、几千人、每年十几个亿投入到这个领域，在中国没有第二个机构能达到这种投入强度。据我所知，深圳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比如腾讯、大疆、比亚迪、中兴通讯、迈瑞等等。全国就更多了，研发投入达到十几亿甚至上百亿的已经数不胜数。这种趋势带来的是深层次的科技结构性变化，也是中国科技体制最深刻的变化。
在我看来，这也是知识形成路径的回归。过去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大多来自于书本理论，发端于经院，是一个从科学理论到技术发明，再到产品应用的线型过程。实际上并非如此，人类所掌握的全部知识有90%以上源于需求应用端。一百多年前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了技术需求，比10所大学更能推动社会进步。今天更是如此，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技术能力的进步不只取决于理论的先进，更在于技术和产品的不断迭代。这个结合点主要就在企业，在生产实践，在市场需求。
在这个方向上，中国恰恰拥有无与伦比的独特优势，我们有大量的应用场景，有海量的创新型企业，有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来自应用端的知识，构成了我们最大的知识宝库和知识优势，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范式。新的科技战略和政策，应当建立在这个新的结构和规律之上。
五是AI时代的新变革。美国最近推出一个“创世纪使命”计划，被称为“新曼哈顿计划”。什么是曼哈顿计划？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的核武器计划，动员了大量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几十万人参与，历时长达14年，是名符其实的举国之力。克林顿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三个科学工程之一，此外两个是阿波罗登月计划和人类基因组计划。“创世纪使命”计划之所以被提到与曼哈顿计划相提并论的高度，是因为这是一次推动科学范式变革的国家行动，它是把算力、算法、大数据和自动化实验室进行整合，将人工智能从科研辅助工具升级为科研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形成一个AI驱动的自主实验室。这对于美国和全球科研意味着什么？
举个例子，去年《Science》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荷兰一个研究团队做的一项研究，历时10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反复，终于做出了理想结果。他们选择了一个AI大模型，输入一些初始数据，试图看看人工智能到底进化到什么程度。结果这个大模型仅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全部推理过程，得到的结论完全一致。他们感到非常震惊，认为AI已不仅仅是辅助工具，而是具有许多超越人类的智慧，可以成为科研的合作伙伴。
这个案例带给全球科学界的影响是震撼级的，因为AI带来的已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可能超越人类的理性选择。在高度依赖大数据的生命科学领域尤其如此，AlphaFold几乎砸了众多结构生物学家的饭碗，一年时间完成了2亿个蛋白质结构预测，而全球科学家历时半个世纪也只完成了20万个，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更重要的是，与物质对象完全不同，生命科学是包含物质、时间、空间和环境等多维的复杂系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传统的机械论、还原论解释不了生命，依靠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很难把握其内在规律。我们将亲眼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生成式AI到智能体AI，从试验验证到大数据驱动，从试错到质询，一个AI+BT的工程生物学世纪将把人类带向更新、更高维度的认知。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数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今天，当新的历史机遇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几百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到与世界顶级水平相近的起跑线上。这是中国难得的历史机遇，我对中国科技的未来充满期待，充满信心。
第二，生物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早在二十多年前，科技界就认为，如果说20世纪是IT技术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BT技术的世纪。那时我们不知道这个BT技术的世纪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到来，100年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我可以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每一个人正在链接新的时代，我们的吃、穿、用，我们的生命和健康，还有我们的产业，都在发生裂变，一个由BT带来的世纪裂变。
以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例。二十多年前，当华大基因决心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当时学界普遍不认可，他们不理解要那么多基因组数据干什么。当时人类基因组计划被称之为“人类生命天书”，后来还被克林顿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三个科学工程之一”，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科学工程，6个国家的2000多名科学家，用10年时间测一个人的基因图谱，总的花费是38亿美元，由此可以想见这个工程有多么浩大。到了今天，华大基因旗下的华大智造自主研制r的T20测序仪，一天就可以完成200个人的全基因组测序，完全无人化，而且把测序成本降到了百美元级。把这两组数据比较一下，这是多大的数量级跨越？
就像今天网络和计算机得以普及一样，通量、速度、成本等的巨大改变，使得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上个世纪90年代，类似砖头的“大哥大”手机，曾经是有钱人身份的象征。后来的BP机虽然只能留言，但也被许多人视为时尚。3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变成了网络生存，变成了地球村，为什么？就是因为摩尔定律——芯片的晶体管集成数量每18个月提高一倍，芯片性能同步提升一倍、成本持续下降——使得互联网和终端走进了千家万户，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与此相比，BT领域的发展速度更快，我们把它称之为“超摩尔定律”。正是有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已不再是高大上，而是正在惠及人人。
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抢占生物经济的主赛道。以美国为例，他们在整体科技和产业实力方面走在世界最前列，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和政策，围绕生物经济、生命科学进行国家层面上的战略布局。美国新兴生物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认为，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的前沿，这场革命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驾驭生物学的力量。英伟达的黄仁勋说，工程生物学是未来科技的主导，说明BT在当下AI热潮中的关键地位。美国政府提出的《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的明确目标》，更是对许多生物制造的目标进行了明确量化，最终要形成30万亿美元的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美国。
我国生物技术和产业也在突飞猛进，不谦虚地说，当今IT领域的国际竞争实质上已变成了中美之争，BT领域也是如此。请看看这些年我国在生物技术领域有多少突破，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值，论文产出，产业链，产业集群，可以说是系统性突破，这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美国现在在前沿领域确实走得比我们更远，但中国的系统布局也颇具优势，甚至于在某些领域已经走到了领跑者的位置。
以生物基材料为例，美国20多年前的第一批创业公司基本上都倒下了，由于没有大的技术突破，成本比不过化工材料，在市场上很难存活。而在我国，以凯赛生物、华熙生物、华恒生物等为代表的一批生物企业，充分利用中国在发酵工程、合成生物、产业链等方面多年积累的优势，突破传统产业的强大惯性，闯出了一条生路。凯赛生物更是创造了多项"全球首家"0到1的技术与产业化突破，成为全球合成生物制造的领航者和标杆企业。他们在全球首家实现生物法长链二元酸聚合级产业化，成为生物制造完美替代化工原料的典型技术和商业案例，目前已主导全球市场，占比超过80%。
OECD预计，全球化工产品市场规模是4万亿美元，未来五年生物制造在工业化学品的应用增速将达到27.5%，未来十年至少有20%将由生物基材料替代。近期波斯湾爆发冲突，对全球石油供给及化工产业形成了巨大冲击，石油价格暴涨到100多美元一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超乎想象。对我国来说，石油短缺一直是个大坎，将近80%的石油要从海外进口，极易被卡脖子。有没有可替代的路径，这个是重大战略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发展新能源可以部分解决能源供给问题，但材料工业仍然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把生物材料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上，用生物基材料逐步替代化工材料，是一条现实可行的战略路径。低碳，可持续，加上大规模应用后的成本优势，这就是颠覆式创新，是产业升级，是中国特色的道路。
再比如生物医药，可以说实现了井喷式突破。20多年前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设立了一个生物医药重大专项，那时我们在新药方面几乎是零，所有的药厂都是做国外专利过期的仿制药，自己研发新药似乎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2024年中国的原研药首次超过美国，达到了704款。2024年全球大药企从中国引进创新药的交易额达到了470亿美元，2025年迅速增长到1360亿美元。这是实打实地卖知识和服务，表明我们的技术能力已经被认可，人家愿意掏大钱了。
我国农业的出路，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技术的突破。在我看来，中国农业仍然还有许多未解的难题，14亿多人口，只有20亿亩耕地，是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淡水也很稀缺，是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其中70%用于农业。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农业高度集约化，家庭农场规模多达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即使每亩收益100元，年收益也可达百万元。即使以兼业农业为主的日本，农民户均耕地也达到50亩。我国农民户均耕地不到10亩，即使每亩净收益1000元，户均年收益也只有区区1万元。农业自然禀赋带给我们的世纪难题，不只是粮食产量问题，还有农民收益问题。
近年来，中央反复提出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我认为非常值得关注。也就是说，现代农业不能只是传统的生产环节，食物也不能只是所谓主粮。比如，如果能够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秸秆等非粮作物高值化利用，那么农民就不只是依靠多产粮食，秸秆也可能变成农民获取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再比如，如果秸秆制糖和淀粉实现了工业化，是不是意味着将来有许多食物将不再来源于耕地，而是出自于工厂？对中国来说，生物制造技术的大发展，完全有可能为农业结构转型和粮食安全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这些年来，我积极致力于搭建生物制造的交流合作平台，专门发起成立了生物制造产业联盟，目前已有60多家头部企业加入。在此过程中，我实地走访了许多联盟成员企业，与企业家们进行交流，由衷感受到生物制造产业的蓬勃发展态势。
第三，生物制造的新方向。
生物制造关乎国运，这是我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因为这不只是一个产业规模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战略需求，包括经济结构调整、大宗货物安全、现代农业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新的出路。另外，在房地产退潮以后，中国最大的资金池在哪里，最可能容纳的就业空间在哪里，我相信生物制造一定能够位居前列。目前可以概括为四个大类：生物医药，生物基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农业，每个大类都在裂变，具有无限成长的空间。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有以下几个新的发展方向。
一是AI+BT时代的新变革。我在前面已经谈过，无论我们是否认可和接受，这个趋势都将不可逆转。生命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数据量，越来越多的跨组学数据，都必须借助大模型的演算推理。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是科研范式的重大变革。在伟大的时代洪流面前，我们需要的不是选择，而是拥抱。包括工具、方法、资源配置、组织形式等，都需要进行新的重组。大科学主导的生态下，课题制（PI）要改了，还原论要改了，分科之学要改了。
去年底，华大基因推出了一个生命科学大模型Genos，从数据量来看应该是当今生命科学领域最强的大脑，姑且称之为BT领域的Deepseek。这是华大与浙江的之江实验室合作的成果，是我国生命科学最大算力、最强算法与最多数据量的完美集成。在这个强大的平台上，神秘的生命科学将呈现出最绚丽的色彩。
二是海洋生物制造的新赛道。这是我近两年高度关注的一个方向。我们理解的生物制造，通常就是所谓的细胞工厂，通过对模式细胞、底盘细胞的定向改造，最终获得所需要的目标功能。因此，底盘细胞往往就成了关键因素，找到一个好的底盘细胞，几乎就成功了一半。最近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方向“海洋生物制造”，也许能为生物制造提供新的机会，开辟生物制造未曾涉足的星辰大海。
这个思路的形成，一方面源于中科院深海所与上海交大、华大基因的合作，从万米深海中获取了大量的生物资源，这些资源是在极端条件下形成的，其中90%以上是地表没有的，由此建立了比已知数据库高一个数量级的海洋生物数据集；另一方面，清华大学合成生物中心陈国强老师团队积30年之努力，围绕嗜盐菌的研究形成了完整的合成通路和工具，可以为深海微生物改造提供成熟的平台支撑。有了独一无二的资源，又有了先进的方法和工具，也许我们可以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生物制造新路。
由此我又联想到，占地球71%的表面是海洋，其中95%的深海尚未被人类涉足，那里究竟有什么？那里究竟是什么？在生物制造领域，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模式微生物，但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基因编辑器，经过亿万年演变创造出来那么多的精灵，造就了如此色彩斑斓的世界。其中还有多少奥秘不为人知，我们对生命现象的认知可能还没有真正入门。所以我相信，生物制造的研究方向既包括模式微生物，也应当包括非模式微生物，它能够为我们的工业化底盘菌株提供一个新的选择。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意味着整个生物制造的架构将彻底发生改变。
三是农业生物制造的新天地。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数据，目前全球还有9亿多人口面临饥饿，每9人就有一人挨饿。我国对粮食安全也高度敏感，每年进口量达1.6亿吨，按照结构来分析，相当于8到10亿亩耕地的产量，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一旦国际上风吹草动，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风险。
去年看到一则报道，有一个美国人来中国转了一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伟大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有多少现代化的工厂，而是能够让14亿人吃饱饭，实在太难了。我查了一些数据，我国目前年产粮食7亿吨，全球第一，此外还有7亿头猪、173亿只家禽、3588万吨鸡蛋、7366万吨水产品、5100万头牛。许多人对自己每天吃进多少食物不以为然，或者认为理所当然，但如此海量的产出堪称天下第一难事。
我认为未来农业有三个方向与生物制造密切相关。第一是生物育种。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这是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过的，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芯片，让中国耕地种中国的种子。现在许多方面已经做到了，比如水稻、小麦。但还有许多没有做到的，比如猪、鸡、牛、羊，还有蔬菜、花卉，大豆、玉米的单位产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传统育种的路子走不通了，今后的生物育种必须走向数字化、智能化，形成设计育种的能力。
第二是农业的工业化。一产、二产整合，向非粮生物质要蛋白。有人算过一笔帐，如果我们能够利用6亿吨的秸秆进行转化，相当于新增13亿亩耕地，同时也让广大农民不再单纯依靠种地获得收益。试想一下，将来生产粮食不是在耕地上，而是在工厂车间里，那将是怎样的情形？现在主要卡在成本和商业模式上，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我相信这些卡点终将被破解。
第三是农业微生物的大文章。耕地能够种出粮食，是因为有营养成分，但这些营养成份的分解和吸收要靠土壤微生物发挥作用。这些年来，我国耕地退化比较严重，南方的酸化、北方的盐碱化没有得到有效扼止。我在黑龙江北大荒看到，中国唯一的黑土地只剩下30公分黑土层了，而对面的俄罗斯远东黑土层还有70多公分。我们不能像美国、俄罗斯一样实行休耕，还需要土地产出更多的粮食，出路之一就是做好土壤微生物的文章，通过微生物改良土壤。农业是一个长周期的生产体系，种子固然重要，但微生物同样重要，农业微生物这篇文章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
四是区域生物制造的新布局。我了解到，生物制造正在得到许多地方政府的重视。深圳是把合成生物列为八大未来产业之首，天津依托天津大学和天工所构建国家级合成生物创新中心，上海生物制造产值已经破万亿。这些布局和行动令人震奋。
湖南常德是个普通的三线城市，在生物制造方面没有什么基础和优势，但通过历届政府多年的持续发力，形成了生物制造的“常德现象”。他们最初是从酶制剂开始起步的，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化工、新食品在内的产业集群，汇聚了近40家生物制造企业，打造了全国重要的生物酶制剂、甾体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生产出口基，。他们设立生物制造专班，建生物制造产业园，建中试平台，组织合成生物制造大奖赛，设立专项投资基金，提供特有应用场景，并且还是全国第一个将生物制造立法的城市。常德把一个无中生有的生物制造做得风生水起，极为难得，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最后，我再就深圳和前海的科技创新谈一点感想。20多年前我在科技部调研室工作期间，就对深圳的创新模式非常关注。那时我调研考察最多的城市就是深圳，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四个90%，即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90%的发明专利是由企业创造的，还有90%的成果转化是由企业主导完成的。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在当年的深圳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对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最好的范例。
作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关注者，我清楚地知道目前还面临很多难题，有些问题甚至成了尾大不掉的顽症。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国际化和市场机制是这座城市最鲜亮的符号，企业主体仍然是深圳走向国际创新型城市最大的底气。由此带给中国科技的影响远不只是自身创新能力的成长，更在于能够为中国科技体制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科技结构调整的一个风向标。特别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我们寄希望于深圳继续充当改革的排头兵，就像20年前确立企业技术创新性主体一样，带给中国科技体制新的变革样本。
作者：梅永红
来源：华谷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