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亮等认为，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可信性认知呈现出“上升—高位—低谷—再上升”的阶段性演进，这种认知演进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威胁感知、同盟制度与国内舆论三重因素耦合的互动产物。在威胁感知较低、同盟制度基础薄弱且反核舆论高涨时，日本政治精英多倾向于否认美国核安全伞的可信性；当威胁感知上升、制度深化且舆论约束依然强烈时，在“不得不依赖”的框架下，日本政治精英将其视为工具可信；在高威胁感知、制度深化且舆论相对缓和时，工具可信与价值可信并存。

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信任认知度，既非对外部现实的被动反应，也非由国内政治单向驱动，而是受多层次力量交互影响。威胁感知、同盟制度与国内舆论等三个要素构成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认知的分析框架。进言之，威胁感知通过外部安全压力解释了日本对美国核保护伞依赖的需求何以出现；同盟制度以制度保障提供了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认知下限，并使政治精英产生路径依赖；而国内舆论以社会规范与价值期待设定了表达的上限，约束着支持性认知的外延。这些影响因素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作用。

测量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认知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将国会发言中分散且隐含的认知表达转化为可系统分析的验证对象。笔者以“核保护伞”“核威慑”“延伸核威慑”“核威胁”“核武器”等为关键词，检索日本众议院相关发言，从而聚焦于日本政治精英围绕美国核保护伞展开讨论的语料，时间设定为1951年9月8日至2025年12月31日。经检索与整理，共获得2028条原始语料，每条均包含发言编号、日期、发言人姓名与段落内容。为便于量化分析，笔者分别对四类认知赋予分值，否定记为0分，中立记为1分，工具肯定记为2分，价值肯定记为3分。在数据分析时，笔者采用日语预训练模型“cl-tohoku/bert-base-japanese-v3”，构建了基于Tohoku BERT的监督式文本分类框架。文本与结构变量经统一编码后输入模型，最终模型输出四类认知的预测结果。

基于数据分析，揭示出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认知呈现“上升—高位—低谷—再上升”的阶段性演变。

1. 在认知上升期（1954—1969年），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认知经历了由普遍质疑其可信性到逐渐认可其工具价值的转变。苏联核力量迅速扩张并取得对美战略均势，以及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加剧了日本对自身战略脆弱性的认知，从而推动政治精英将美国核保护伞视为不可替代的安全手段。而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及后续多轮首脑外交中反复确认的防卫承诺，逐步将依赖核保护伞纳入双边安全合作的制度框架，为日本依赖美国核保护伞提供了现实路径。国内舆论则以强烈反核规范迫使日本政治精英在公开表述中刻意淡化核色彩，转而采用更委婉、更强调同盟必要性的叙述方式。

概言之，外部威胁的升级、同盟机制的深化与国内舆论的约束等因素相叠加，共同促使该时期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认知从不可信转向工具可信，并形成了一套强调同盟必要性、回避核武装联想的话语模式。

2. 在认知高位期（1970—1989年），日本政治精英普遍将美国核保护伞视为必要的安全机制安排，并在工具性依赖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定程度的价值认同。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曾出现阶段性缓和，但80年代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再度强化了日本对其作为直接威胁的感知，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安全依赖。该时期，通过一系列防卫政策文件、协商机制以及在全球核议题上的政策协同，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延伸核威慑从政策宣示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化安排，为日本政治精英形成稳定的认知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在日本国内，围绕安全保障问题的党派分歧逐渐缩小，甚至形成了支持日美同盟体制的共识，这为日本政治精英宣扬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奠定了社会基础。

概言之，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认知以工具可信为主，并伴随部分价值可信。尽管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认知随威胁感知和国内舆论的变化出现波动，但仍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其根本原因在于日美同盟在制度层面与实践层面提供了稳定支持。

3. 在认知低谷期（1990—2004年），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可信性的质疑明显增多，这一转变虽然与外部环境变化以及日美同盟“漂流”有关，但其主要因素还是来自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这种舆论环境制约了日本政治精英在核保护伞议题上的公开表述空间。该时期，日本的威胁感知呈现明显张力，全球核裁军进程降低了核战争的现实紧迫感，而朝核危机的持续升级强化了地区层面的威胁感知，客观上巩固了日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在同盟层面，尽管日美同盟经历所谓“漂流期”，但制度惯性仍推动日本在既有同盟框架内进行调整，而非彻底脱离同盟轨道。相比之下，国内舆论成为压低相关认知表达的关键力量。冲绳美军强暴事件与基地问题引发舆论反感，反对党借此强化对日本政府过度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批评，使政治精英在公开表述中趋于审慎乃至倾向负面。

概言之，这一时期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认知的整体下行，主要是由其追求战略自主背景下的国内反美舆论驱动的，威胁感知与同盟制度在舆论约束框架内发挥了有限的调节作用。

4. 在认知再上升期（2005—2025年），日本开始主动将所谓“中国威胁”、朝核问题建构为外部威胁，并通过战略协同、机制对话等方式，积极推动同盟合作深化来巩固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在巩固同盟依赖的同时，日本加速推进自身防卫能力建设，打造“潜在拥核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能力建设并非“替代同盟”的路径，而是“嵌入同盟”的路径，体现为一种“主动型依赖”的战略结构。另一方面，日本公众对核风险的感知度赋予日本依赖美国核保护伞一定的正当性，而无核规范又制约着公开的价值认同表达，促使政治精英的认知表达仍以工具可信为主、价值可信为辅。

概言之，在认知再上升期，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认知再度上升并超越冷战时期，呈现工具可信与价值可信并存的复合形态。这一阶段的认知回升，本质上源于日本主动建构外部威胁并推动延伸核威慑合作的深化。

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可信性的认知作为连接外部约束条件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媒介，通过重塑对同盟承诺的评估，影响日本在依赖同盟与强化自主防卫之间的战略权衡，进而改变其能力建设与资源配置的逻辑。

在安全战略层面，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可信性的认知，影响了日本对美国是否会履行核保护承诺的预期，进而影响其在核战略上的判断。当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可信性的认知上升时，日本更倾向于深化对美合作，在日美同盟框架内通过战略对接、机制化协商等方式，将美国核保护伞从抽象的承诺转化为具体的同盟实践，增强美国核保护承诺的可操作性与可预期性。当认知下降时，日本也未必立即脱离日美同盟而实现自主拥核，而是更倾向于在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同时实施战略对冲。

在能力建设层面，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认知会影响日本军事能力建设方向。当认知上升时，其能力建设更侧重于提高同盟威慑力，例如提升与美国的联合作战能力、情报共享能力、后勤保障能力等，进而提高日美同盟整体威慑力。当认知下降时，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降低对单一承诺依赖的风险，例如发展潜在拥核能力、反击与持续作战能力等，从而提升自主可控性与战略回旋空间，避免在同盟安全承诺波动时陷入被动。

在政策叙事层面，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可信性的认知对其核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影响政府对日美同盟的解释框架；另一方面，影响核议题的讨论边界，决定哪些问题可以被公开讨论以及如何讨论等。当认知上升时，日本安全政策叙事更倾向于强调日美同盟以及美国核保护伞的必要性，以增强国内民众对其的认同。与此同时，引导公众围绕如何提升核保护伞的能力展开讨论，为进一步深化日美安全合作营造舆论环境。当认知下降时，日本安全政策叙事将不再一味肯定美国核保护伞，而是强调其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从而为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建设提供话语空间。

从长期而言，日本“拥核”能否从政治讨论转化为实际政策，仍取决于国内共识、同盟条件与外部成本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具体而言，一是国内政治因素构成能否开启核政策调整窗口的首要条件。二是同盟条件决定了“拥核”是否会被日本政治精英视为必要的政策选项。三是外部成本划定了政策窗口的可操作边界。唯有当上述条件成套成熟并形成合力时，日本才可能具备实际跨越核门槛的现实基础；若其中任何一项未发生结构性变化，日本可能对内逐步弱化“无核三原则”的刚性约束，同时保持“潜在拥核”态势以维持战略对冲，对外则持续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并在同盟框架内拓展自主行动空间。

本质上，核保护伞既是一种基于力量不对称的“外部承诺”，也是一种受国内政治和身份叙事驱动的“内部建构”。通过分析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认知演变及其内在逻辑，不仅揭示了日本对核安全认知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也为比较韩、德等美国盟国对核保护伞的认知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事实与分析框架。

作者：尹晓亮，南开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张嘉钰，南开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日本学刊》2026年第2期发表（全文约3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