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5年10月28日，世界共同见证了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ACFTA 3.0 Upgrade Protocal）的正式签署。此次议定书增加了“供应链互联互通”部分，强调各缔约方吸取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教训，合作加强区域供应链的韧性和联通性。3.0版升级议定书的签署，是当前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国际经贸形势复杂严峻、区域产业链体系遭受冲击的必然趋势，也是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供应链合作逻辑发生的根本性转变与一致共识，即从“效率至上”走向“韧性导向”。
一、效率范式主导下的中国—东盟供应链
（一）既有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与合作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信息通信技术的兴起打破了地理约束，大大降低了企业协调成本。国际工资差距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环节转移。为了获得更高效益、提高生产效率，大量企业从“本地集群化”转向“离岸外包”模式，以零部件、中间品跨境流动为主的贸易增速，超越了传统制成品贸易。中国抓住这一机遇，依托大规模劳动力和国内市场，承接中高技术零部件进口与组装环节，成长为全球终端组装枢纽；多数东盟国家则凭借成本优势，专注零部件、组件生产与装配测试，与中国形成互补分工，形成了更为细化的专业生产网络，生产环节呈现碎片化、共享化和垂直化。
（二）效率优先下的结构性风险与潜在问题
然而，“效率”导向下的供应链存在着结构性隐患。首先，附加值链条固化趋势日益明显。由于关键技术多由外部掌握，各国在产业升级方面普遍面临瓶颈，附加值提升空间有限；其次，系统脆弱性加剧。中国—东盟供应链属于典型的跨境分工模式，然而当前东南亚地区物流、基建等承接能力尚不完善，抗风险能力较低。一旦面临地缘、疫情和灾害等冲击，生产供给难以对标市场需求，极易出现产能错配、成本激增等问题，损害企业利益。此外，东盟各国的市场壁垒与制度监管并不完善，多数中小企业受制于跨境物流成本和技术准入门槛，难以融入高附加值环节。由此可见，加强区域供应链韧性与可持续性势在必得。
二、韧性导向转型的内在动力与现实基础
（一）外部环境变动加剧全球供应链重构压力
除长期存在的“效率导向”外，供应链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成为韧性转向的重要变量。自拜登政府推进“印太战略”以来，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强化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布局。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本年度《国家安全战略》（NSS），呼吁印太盟友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对供应链的“威胁”，实质是引导盟友进口美国工业品，解决本国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日本等盟友也接连签署了《2023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供应链韧性计划》（SCRI）等一系列文件，有意识地推动进口商品多元化，对发展中国家商品“加码设限”，同中国“脱钩断链”。将进口来源由中国转向越南、菲律宾等关键伙伴国，分离中国—东盟的合作关系。
（二）区域一体化深化背景下的内生调整需求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经济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持续上升，逆全球化等浪潮愈演愈烈。无论是泰国“4.0”、印尼“制造业4.0”、中国的“新质生产力”等概念，抑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明确提出的“促进区域供应链环境”，无不体现了中国与东盟的共同愿景，即打造稳定的区域秩序、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前提下，优化各国产业结构、提升制造业韧性，构建更加稳定、高效的供应网络。
（三）数字化与绿色转型重塑区域供应链结构
传统区域供应链结构复杂、分布分散，常常导致分工失衡、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与东盟各方正积极探索供应链数字化和绿色化路径。一方面利用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引入人工智能等新兴业态，主动整合上下游供应链路径，促进贸易合作便利化另一方面通过提升能效、普及清洁能源，加强产品再制造或回收利用，致力实现产品与生产流程清洁化、可持续化。当前，中马“两国双园”正努力推进港口物流互联、信息共享，实现跨境供应链协同运作，提升通关效率；2025年6月，印尼政府主动宣布，将实施各种战略提高能源和材料效率，到2045年将镍行业的碳排放量减少81%，实现“低排放高能效”目标。
三、新合作逻辑下的布局实践与特征演进
（一）空间布局的“多元化”与“近岸化”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为加强供应链韧性，以全局思维锚定中高端价值链，从单一劳动密集型加工延伸至复杂产业链，形成多个制造集群。截至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ODI）流入东盟资金近350亿美元，同比增长36.8％。印尼、马来西亚等主要东盟经济体对华贸易额增长近一倍以上，中印尼“区域综合经济走廊”、中新苏州工业园、中老铁路、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重点合作对象和园区稳步推进。不仅带动了沿线产业园区和物流枢纽的建设，还成为中国与东盟共同推动产业联通和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真正实现合作布局“多元化”“近岸化”。
（二）基础设施的“立体化”与“智能化”
空间布局升级离不开两国基建的坚实合作。中国与东盟的运输网络、通信平台、服务设施等，不断实现空间叠加、功能拓展以及数物融合。在陆路方向上，铁路、公路与海运等多式联运体系日益完善，有效串联起中老、中缅、中越等多个跨境经济走廊，并依托中缅油气管道、中老500千伏联网等重大工程夯实能源与电网互联基础。在海向维度，以洋浦港、北部湾港等重点港口为枢纽，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推动5G网络与行业应用合作，加快跨境海底光缆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面向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提供高效便捷的跨境结算与投融资服务，加强数字化、智能化赋能，着力破解国际通道面临的“系统壁垒”与“数据孤岛”问题，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向更高水平迈进。
（三）治理机制的“协同化”与“标准化”
除了基建能力与空间布局的更新迭代，中国与东盟各国正共同推动治理机制规范化。双方致力于推动有关商业法规、准入规则标准化，加强跨境贸易门户的数据集匹配与翻译智能化；着力削减非关税壁垒（NTBs），在数量限制、技术法规和海关规则等方面持续“做减法”、提升便利度；同时，将第四次工业革命（4IR）成果融入供应链物流体系，广泛采用电子化记录、云端应用等技术，推动供应链智能化转型。
四、把握新供应链的合作策略与治理路径
（一）把握谈判窗口，构建多边机制框架
中国—东盟自贸区3.0协定升级，为区域开放合作注入了更强劲动能。双方应抓住谈判窗口，每年定期举办相关部长级与高官会议，深化民间智库交流合作；加快建设双方私营部门的磋商机制，促进私营部门的商业互动和伙伴关系；针对贸易摩擦和纠纷，建立有关争端调解机制，吸纳政府代表、行业专家、法律学者组成调解委员会，明确供应链有关争端的适用范围与执行路径。
（二）聚焦重点领域，打造韧性合作示范
同时，双方应聚焦于金融安全、绿色农业、数字基建等具体领域。例如完善“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维护本地区金融安全网；倡导可持续农业、有韧性和低碳农业生产方法；加大光缆、卫星等通信设施合作力度，提供低息贷款与技术援助，消除地区通信障碍；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完成相关园区节能改造；建立“中国—东盟中小企业跨境服务平台”，提供物流补贴、技术培训一体化服务；鼓励龙头企业开放供应链资源，吸纳中小企业参与配套生产等，打造韧性合作示范。
（三）秉持开放主义，防范封闭排他倾向
中国—东盟供应链在国际贸易、生产和投资中不断演变且愈加紧密关联。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将为双方及世界各国企业创造丰富的市场和产业合作机遇，对各国携手应对国际经贸挑战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结语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中国与东盟应当抓住战略机遇期，以更高水平的互信与协作为基础，推动区域供应链向更加安全、稳定、开放与包容的方向发展。通过深化制度对接、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数字化与绿色转型，双方不仅能够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与竞争力，也将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确定性。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中国—东盟供应链合作正迈向更加紧密、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丨罗圣荣，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西南联合研究生院，研究员，博导；李宁鑫，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