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永红:生物医药是战略性产业

来源:华谷研究院 时间:2026-02-03

——在中信基金会研讨会上的发言

20260203-2

今天我想谈的主题是:生物医药是战略性产业。

第一,什么是战略性产业?

我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内涵:

第一是对综合国力、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命脉具有关键影响,是国家必须抢占的科技和产业制高点;

第二是技术驱动,知识密集,进入门槛高,对相关产业具有明显的带动性;

第三是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

生物医药完全符合这样一个战略产业的定位,在保障国民健康、推进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助力健康中国等方面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最近中央刚刚发布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特别提出把生物制造与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并列为七大未来产业。生物制造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生物医药,目前最受各国关注、发展势头最快的也是生物医药。

第二,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取得重大突破。

20年前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专门设立了一个新药创制专项,当时中国的创新药物几乎是零,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很大。这个专项能不能取得成果,不少人抱有怀疑。今天可以看到,确实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

2024年我国批准93种创新药,创10年新高,其中42%是国产;全球占比达到39%,居美国之后第二位。2015-2024年,我国启动了4000多项首次人体试验,年增长率是20%。大量资本涌入生物医药一级市场,过去10年达到4000多亿。特别是生物医药领域的出海和对外授权,2025年最新数字已到了1300多亿美元,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在创新药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三,生物医药产业的差距和问题。

一是产业发展与市场潜力不匹配。我们的创新药市场占有率仅8.6%,美国达到了81.8%,欧盟是74.8%;创新药人均支出,我们只有美国的1/124.9,日本的1/24.4。我们华大基因的测序服务也是如此,中国14亿人口的市场只占到全球10%左右,3亿多人口的美国占到全球的50%,欧美国家加起来占到80%。如果按人均推算,我们只有美国的1/20。新技术不能尽快为国民所用,这是非常突出的问题。

二是标准与生态问题。现在我们在原创药方面还有差距,但我从来不以为技术问题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关键是生态。跨国公司不但提供产品,更提供一整套经过全球长期市场验证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服务,形成了强大的生态壁垒。目前排名前30的处方药销售公司,均为西方国家企业。我们的产业是追踪型的,从一开始就缺乏体系建构,基本上都是植入到西方的产业底座,底层架构都是别人的。很多产业领域尽管规模很大,但由于体系不完备,很容易被卡脖子。四中全会着重强调产业体系建设,这是抓住了根本问题。

三是政策问题。这些年来,为了扼制药品价格虚高,减少消费者的医药支出,相关部门通过集采方式大幅度降低医药价格,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目前我国创新药的价格大约只有美国的1/30-1/50。对于创新药来说,生产成本从来不是主要的,而是研发支出。一味降低药价,使企业无法在付出高投入、高风险后获得高回报,直接后果就是退场。

四是资本问题。这几年大量新药管线被提前授权或出让,业界称之为“割青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市场趋冷,研发企业资金链断了,只能“卖儿求生”。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第一,我国将失去造就巨大新药产业的机会,大批有潜质的企业只能沦为跨国药企的“研发车间”;第二,新药创新将趋于停滞,只能被动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创新链。

第四,几点建议。

对于大国来说,生物医药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问题,与国家战略利益和安全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性更是前所未有。为此我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重大交易报备制度。对生物医药的重大对外交易行为实行报备制度,这一点非常重要。国际贸易从来不是国门洞开,这与对外开放并不矛盾。我们的企业到美国去进行收并购,很小的一个交易都要上国会辩论,大量交易和交购活动被中止。我国目前在重大和战略性产业领域仍未建立起有效可控的报备制度,存在不少漏洞,需要尽快弥补。

二是统筹协调机制。现在研发、生产和应用环节是割裂的,研发管研发,生产管生产,医保管医保,医院管医院,基本上都是各行其事。这些环节本来是有共同利益的,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但现在都是各自为政,形成了很多政策悖论。当务之急是要形成统筹机制,小目标服从大目标,小利益服从大格局。

三是战略母基金。从目前资本市场情况来看,许多短板很难短期内得到健全。建议设立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战略母基金,并与地方政府基金、社会资本结合起来,形成千亿级投资规模,为那些有潜力的企业和管线“雪中送炭”。

四是AI+BT产业生态。美国最近推出来一个“创世纪使命”,很可能彻底改变科研范式,也包括生物医药研发范式。一个数据推动、AI推动的时代即将到来,整个赛道不一样了。对于我们来说,现在重要的不是选择与否,而是必须全力融入,在生物医药领域尤为重要。

五是中国版FDA。目前我国在这个领域的行政审批总体上还是趋于保守,新药、新仪器设备报批困难重重。最近中信基金会研究提出,把香港北部都会区作为国家生物医药先行区,我认为值得认真研究。我们过去做很多事情都强调试验示范,试点先行,改革开放就是从深圳等沿海开放城市开始的,生物医药也完全可以借鉴这样的模式。

最后再补充一点,中国医疗模式如果走美国式道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美国3.4亿人口,医疗支出将近5万亿美金,占到GDP的17%,这样的投入强度除了美国之外没有任何大国可以担得起。如果按照美国的人均医疗投入水平,我国有14亿人口,即使把全部GDP投入到医疗领域都不够用。

那么我们应当走什么路子呢?我认为就是要按照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康优先”原则,建构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和维护的健康保障体系,这是一个落地版的“健康中国2030”,必将造福亿万人民。华大基因近几年在河北省做了无创产前基因筛查民生工程,国家卫健委卫生经济中心评估费效比是1:17,用一块钱能够产生(节省)17块钱的效用,有哪个公共支出有这么大的回报?对我国来说,更为重要的不是换技术,而是改赛道。


作者:梅永红,华谷研究院理事长

来源:华谷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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