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在此次东盟峰会期间遵循两项核心导向：一是推动东盟与主要外部伙伴保持建设性互动；二是坚持东盟中心地位维持战略自主性。安瓦尔政府还通过推动东帝汶加入东盟、调解泰柬边界争端及拓展与南方新兴国家的战略联系，展示了马来西亚在东盟中的协调力与影响力。下文将从四个核心维度分析马来西亚在此次峰会中取得的主要成果及其对区域发展的潜在影响。

一、特朗普访马：安瓦尔政府在国内争议与东盟议程间的外交调适

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出席本届东盟峰会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马来西亚国内引发舆论分化。鉴于特朗普政府在巴以冲突中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以及对巴勒斯坦困境的漠视，部分政治人物与民间团体对其来访表示强烈不满。前总理马哈蒂尔呼吁安瓦尔政府“以明确立场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纵容”，并要求撤回对特朗普参加峰会的邀请。[1]马来西亚最大反对党伊斯兰党（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亦在吉隆坡市中心安邦公园、独立广场及美国驻马来西亚使馆外发起示威，抗议安瓦尔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屈从于西方压力”，[2]进一步加剧安瓦尔政府的舆论困境。

图 1：反对团体在安邦公园附近公交车站张贴的海报，作者拍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经济与政策研究机构则从务实利益角度支持特朗普的到访，强调不应因国内情绪化反应而影响马来西亚的经贸利益与外交稳定性。马来西亚马来商人和实业家协会（Perdasama）认为，美国是马来西亚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截至2025年1月，马来西亚对美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11.8%。与美国保持牢固外交关系有助于对美贸易发展，而贸然撤回对特朗普的邀请“会导致严重经济风险”。[3]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亦强调，美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之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并在科技、石油、天然气等关键产业中拥有深厚布局。从其角度来看，在东盟峰会这一多边平台上保持与美国的“富有成效的接触”，更符合马来西亚的长期利益。[4]

基于上述争议，安瓦尔政府选择以务实外交回应争议。安瓦尔公开强调，邀请特朗普“符合东盟长期惯例与原则”。作为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有责任确保东盟与主要经济体保持开放对话。安瓦尔同时强调，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推进和平与务实合作”，才是符合地区稳定与东盟整体利益的理性选择。[5]这表明，安瓦尔政府在舆论分歧与现实考量之间，试图通过制度性正当化论证与务实叙事缓解政治压力，并维持马来西亚在东盟外交中的协调与沟通角色。

作为泰柬和平进程的中立调解方，马来西亚在本次和平协议的促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0月26日，在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共同见证下，泰国与柬埔寨签署《吉隆坡和平协议》，承诺将从共同边界中撤出重型武器、合作开展排雷行动、打击诈骗集团和对边境进行联合勘探。[6]安瓦尔政府视该协议的签署为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达成的一项主要成就。在会后记者会上，安瓦尔对泰柬两国领导人作出的努力和承诺表示感谢，并强调“维护和平、拯救人民的必要性”以及“巩固东盟作为和平与繁荣地区定位”。[7]

和平协议的签署充满争议，也使马来西亚的中立调解人角色备受质疑。一方面，安瓦尔政府多次强调马来西亚“只是从中斡旋”，提供对话平台并协助双方沟通，而未向泰柬提出任何实质性建议或施压，意在确保调解过程保持中立。然而，协议签署后不久，泰柬边境即发生地雷爆炸事件，造成两名泰国士兵受伤，泰方随即宣布暂缓执行相关安排。[8]事件不仅动摇了协议的现实基础，也引发部分泰国社会的强烈反弹。在马来西亚驻泰国曼谷大使馆前爆发的示威活动中，一些抗议者指责安瓦尔政府“越权干涉”泰国对争端的自主处理，认为马来西亚在调解中扮演的角色超出了东盟主席国的应有范围。[9]由此可见，协议受阻暴露了泰柬之间深层的信任赤字，也反映了调解者在区域矛盾复杂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与角色界限上的敏感性。

另一方面，围绕协议的外部叙事也稀释了马来西亚的调解成果。部分舆论将协议简单归功于美国力量，而忽略马来西亚在前期持续推动对话的关键作用。特朗普访马前即公开表示希望在峰会期间主持协议签署仪式，凸显美国对地区和平的主导性。协议签署后，白宫亦迅速将其称为“只有特朗普总统才能完成的外交突破”。[10]但马来西亚和其他行为体在签署前期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7月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中国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促成泰柬开启双边对话，为后续进程奠定了基础。

尽管存在外界对协议成效和外部叙事的质疑，马来西亚在泰柬和平进程中的调解角色仍是毋庸置疑的。自安瓦尔政府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以来，马来西亚持续推动东盟在冲突调解中发挥主动作用，《吉隆坡和平协议》的签署正是安瓦尔政府外交努力的具体体现。马来西亚不仅为泰柬双方提供了中立的谈判平台，也在各方立场分歧中保持灵活平衡，确保协议在多方可接受的框架下达成。这一过程反映出马来西亚在东盟内部协调机制中的制度性影响力，也为东盟在处理区域安全议题上积累了新的实践经验。

图 2：东盟峰会期间吉隆坡市中心多家酒店悬挂东盟国家旗帜，作者拍摄

本次东盟峰会期间，东帝汶签署《东帝汶加入东盟宣言》正式加入东盟。自2011年起申请加入东盟，东帝汶因其基础设施薄弱、经济规模有限、对东盟制度与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不足等因素长期面临入盟阻碍。此次顺利入盟不仅是东帝汶多年努力的成果，也标志着东盟在扩员议题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马来西亚在协调与推动东帝汶入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担任主席国以来，马来西亚即将推动东帝汶入盟列为年度核心外交议程，主张以包容、平衡与合作为东盟区域主义的实践基础。安瓦尔政府明确指出，东盟的团结“不是排他性的共识”，而应体现出开放、互助与共同发展的精神。[11]在具体行动上，马来西亚多次主导召开部长级及高级官员会议，协调成员国在东帝汶入盟条件上的分歧，促成了区域范围内的政策共识。其推动设立的专项评估机制，为东帝汶在治理、贸易、教育及数字化领域对接东盟标准提供了切实路径，也为未来的扩员程序建立了制度化范例。

东帝汶入盟具有多重外交意义。于东帝汶而言，加入东盟将为其发展和国内能力建设带来巨大机遇。于东盟而言，东帝汶的加入完善了东南亚地区的地理版图，并强化了东盟长期以来秉持的包容性理念，象征着区域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12]而于马来西亚而言，成功推动东帝汶加入东盟，是其在平衡地区政治、强化东盟制度韧性和展示多边外交能力上的又一次重要实践。

在本届东盟峰会期间，马来西亚积极推动东盟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多边互动，邀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与巴西总统卢拉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这是东盟首次同时邀请来自非洲与拉丁美洲两大区域性经济体领导人到会，标志着东盟外交议程向跨区域、跨南北合作的新阶段迈进，也凸显了马来西亚作为东道国的外交主动性与议程塑造能力。

安瓦尔政府自上任以来，持续倡导“全球南方团结”理念，认为东盟应不仅是地区性组织，更应成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对话平台。通过邀请南非与巴西领导人参会，马来西亚试图将东盟的多边合作议程延伸至更广泛的南南网络之中，在能源转型、粮食安全、气候治理和数字经济等领域构建跨区域合作框架。这一外交设计反映出安瓦尔政府希望突破地缘政治竞争格局、以更均衡的伙伴关系拓展东盟外交自主性的战略思路。例如，安瓦尔强调马来西亚需降低单一市场依赖度，而应主动与“拥有共同理想与愿景的朋友”合作，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与外交战略的自主化。此次邀请巴西和南非领导人参与峰会不仅是东盟对外合作新格局的探索，还是马来西亚推动自身经济多元化与国际地位提升的战略延伸。[13]

安瓦尔政府此举具有多重考量。其一，以南南合作重申东盟的“包容性区域主义”理念，使其在全球南方国家间发挥更强的代表性与议题领导力。其二，通过引入非传统伙伴，马来西亚强化了自身在东盟内部的协调与倡议角色，巩固其在东盟轮值主席国任期内的外交声望。其三，南南合作议题本身也与马来西亚国内发展议程相契合。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扩大与新兴市场的合作有助于推动产业多元化与供应链安全。

安瓦尔担任总理以来，马来西亚外交既奉行全球南方团结框架，又注重务实原则。[14]在他看来，推动与南方国家的合作不仅是一种经济策略，更是一种政治立场。通过深化与代表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马来西亚可以将自身定位为东南亚及穆斯林世界与非洲和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桥梁。鉴于过去马来西亚对非洲和拉丁美洲交往的相对忽视，安瓦尔政府尝试通过邀请巴西和南非领导人列席东盟会议，彰显对多极化的支持。在推动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有助于塑造马来西亚积极、开放的国际形象。

本届东盟峰会不仅体现了东盟多边外交的新活力，也凸显了其制度的适应与韧性。作为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通过灵活协调和战略引导，在复杂的区域与国际环境中展现了自身影响力。峰会议程表明，东盟在内部争议、成员国多元利益以及外部大国互动之间仍保持一定自主性，同时为扩展区域合作、强化制度规范和推动跨区域交流提供了实践经验。马来西亚在此过程中兼顾现实利益与道义诉求，推动政策执行的务实性与外交话语的道德性并重，为东盟在未来处理区域安全、经济合作与全球南方对接等议题提供了新的战略参考。峰会成果反映出东盟制度的持续发展潜力，也展现了马来西亚在多边外交中塑造议程和引导共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