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家族近期再度被卷入舆论风暴，旧案与巨额财产疑云被海外爆料者重新推至公众视野。对菲律宾社会而言，这不是陌生话题；对观察东南亚政治的外部世界而言，它则更像一次周期性提醒：腐败在该地区并非单点事件，而是贯穿总统府、议会、地方政府与军警系统的链条化、家族化与结构化现实，难以通过一两次“雷霆整治”或制度修补就可以宣告终结。事实上，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都曾位列全球腐败感受指数排名靠后的位置，而在各国政治争论、选举攻防、国际舆论中，“治理腐败”几乎永远是最高频议题之一。为什么腐败在东南亚如此顽固？如果往深处看，它并不是简单的执法松懈，而是社会文化、经济组织方式、国家治理体系、国际因素共同作用后的产物。笔者聚焦菲律宾与印尼，从四个维度拆解东南亚地区腐败的成因，并呈现这些国家在反腐道路上的真实困境。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抗议活动。摄影：Jam Sta Rosa/AFP

从社会文化的维度分析，东南亚地区存在显著的互惠关系与公权私用现象。在以菲律宾与印尼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许多外界认定为“腐败”的行为，往往以公开、半合法的形式存在，背后是延续性的关系社会与互惠伦理。对不少地方官员而言，职位不仅意味着抽象的公共权力，更是资源分配的渠道、岗位机会的门户与选拔权的来源。在菲律宾基层政治中，“有职务就有资源照顾自己的圈子”是一种常识性认知；在印尼，“庇护—依附”的结构则表现为，官员以福利与机会绑定支持者、支持者以投票与助选加以回报的稳定循环。换句话说，贪腐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交换。这种文化逻辑形成一个循环：官员需要资源来维护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网络映射为政治选票、支持度；政治支持最终转化为职位和权力。由此，诸如部门优先录用“自己人”、预算被划为“特殊用途”的操作并不天然被视为不道德，反而被理解为互惠交易。这使反腐在一开始就失去了道德共识基础。

从经济与产业结构的维度分析，东南亚地区表现出机制不正规与资源依赖的特征。东南亚大部分国家产业结构长期呈现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特征。地产、食品、电信、港口等关键行业高度集中于少数财团，其核心盈利逻辑并非依赖产业创新或技术积累，而是依附自然资源、土地开发、特许经营授权及政府预算等稀缺性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政治精英与商业集团交织重叠，以菲律宾近期的防洪工程丑闻为例，涉案项目牵出与政商关系密切的人物，引发了国会调查和公众抗议。媒体与研究指出，这类项目长期存在“空包工程”“承包垄断”等问题，致使国家投入大量预算，却换来低质甚至不存在的工程，损失规模巨大。在这种模式下，资金被圈用、官企一体化，腐败被制度化为日常操作。印尼经济的资源依赖特征更是十分明显，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棕榈油等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些产业的运作几乎完全系于许可证与审批流程，使得许可制度成为资源型经济的核心关口。这意味着，在土地划拨、采伐许可、出口额度、税收优惠、外资合作审批等环节中，只要审批存在，就存在权力寻租空间。在不少东南亚国家，审批流程本身就承担了财政与政治功能。地方政府往往缺乏稳定的税收来源，而庞大的行政体系又需要资金维持运作，于是审批环节便被当作“收费口”。企业不贿赂无法推进手续，政府不接受“外部补偿”则无法满足行政运作成本，使得权限越大，腐败越公开。

抗议者在与警察冲突时扔掷瓶子。摄影: Aaron Favila/AP Photos

从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的维度分析，东南亚地区主要表现为强人政治与弱制度相结合。形式上的民主与法治并不必然带来廉洁，关键看制度能不能挡住人情关系和大资本的渗透。在菲律宾，多党制、媒体自由、选举高参与度、政策高公开度未能阻断寡头网络。民主程序反而成为合法化财富流转的途径，昂贵的选举成本背后离不开财团进行输血，形成“以预算换票、以政策换资本、以资本换执政”的闭环。轻度腐败被视为政治竞争的“成本”，而非可被零容忍的禁区，马科斯、阿基诺等家族政治因此具备回潮与延续的条件。在印尼，反贪机构曾一度凭借跨部门调查与独立权限形成震慑，但触及高层与关键产业网络后，政治回击随之而来。具体表现为取消独立调查权、行动审核程序加层与人员纳入统一体系，削弱独立性与调查强度。结果是“推进两步、反扑一步”的拉锯，使反腐成果难以固化，更不谈长效维持。

从国际因素的维度来看，外资进入与政治依赖强化了腐败链条。外资并非天然推动透明化，尤其在许可密集、地方权力强势的治理环境中，资本往往会适应既有博弈规则。外界普遍认为外资进入会促进透明制度化，但在东南亚恰好相反。大型矿业、能源与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县市级许可，而一旦审批卡点，企业的时间与资金将面临巨大损失，于是企业选择主动建立腐败链条。外交竞争也对腐败起到了放大作用，美国、日本、欧盟等在区域基建与能源领域的竞争，给予东南亚政府更多谈判空间。柬埔寨的“德崇运河”等大型项目，因有多方资金和技术可选，项目审批和承包就成了各方角力的舞台，招标、融资条件和施工安排常被政治化，透明度下降，腐败风险随之上升。融资和技术选择被政治化，审批从技术判断变成议价舞台，灰色费用随之产生，腐败得以合理化。

图片来源：Iya Gozum/Rappler

东南亚反腐为何难以破局，主要面临三重结构性障碍。第一，社会交换被打断的政治风险。停止以资源维系支持网络，会让官员在短期内失去选票与地方保护，因此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在菲律宾，政客“不养网络”便会被视为不可靠。 第二，技术上难替代腐败带来的效率。腐败在实践中常被当作行政服务的外包方式，若制度无法提供同等或更高的效率，企业与民众不会自愿放弃灰色通道。若无腐败，他们将面对更慢的政府程序，更长的项目周期以及更不可预测的风险。第三，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偏高。当公共服务不能覆盖基本需求时，民众对“有度腐败”的容忍度上升，反腐难以形成广泛的道德共识。民众认为：我既然得不到制度性权利，那至少需要非制度性好处。于是腐败便成为制度不完备时的补偿机制。

以菲律宾和印尼作为案例来看。菲律宾人看腐败很现实，他们并不把所有权力滥用都当成绝对不可接受的罪行，而是按“程度”和“分配方式”来判断。这种“有度容忍”使得腐败在社会层面获得一定的正当性空间，也让反腐话语容易被政治化。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使得普通民众更依赖人情关系获取机会和福利，当制度无法提供稳定的基本权利时，非制度性分配就成为现实补偿，这进一步削弱了对严格反腐的社会动员力。

若权力带来的好处能在地方网络里分一杯羹、变成工作或小额补贴，很多人会把它当作一种交换关系；但如果是独吞、明显侵害公共利益，或者把纳税人的钱变成私人腰包，愤怒就会爆发并要求问责。这就是为什么防洪工程案会引发大规模抗议，公众看到的不只是账面上的浪费，更多的是是工程质量差、受灾风险没被解决、承包和预算只惠及特定圈子。对马科斯政府而言，影响不是短期的舆论风波那么简单。受灾社区、媒体和社交网络把这些具体后果放大后，执政合法性、中间选民和受影响地区的信任都会受到削弱，反对派也会把此类案件当作政治武器。

抗议的年轻男子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并点燃了通往总统府桥附近用作路障的拖车轮胎。摄影：Ted Aljibe/AFP

而反腐行动常被对手解读为政治打击，马科斯家族与杜特尔特家族的争斗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同样在近期爆出的防洪工程丑闻上，总统小马科斯在国情咨文中点名批评腐败，试图借此展现反腐决心。但杜特尔特阵营则把公众愤怒转化为政治攻势，指责马科斯政府纵容利益集团，要求问责甚至呼吁下台。与此同时，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被指控滥用办公室的机密资金，引发舆论争议。马科斯阵营的支持者利用这一指控来削弱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声望，强调其不透明和滥权问题。而杜特尔特阵营则反击称这是马科斯政府的“选择性反腐”，把法律调查描绘成政治打击。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邦邦”·马科斯二世（左）和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卡皮奥（右）。图片来源：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Aaron Favila—AP

印尼的公共讨论则更喜欢把腐败拆成具体问题来看，比如乱收费、滥用审批、利益输送等。群众关注的往往是办事的效率和成本，而不是单纯的道德批判。这种话语便于用证据把案子串起来，但也带来更现实难题。资源型经济对许可和审批的高度依赖，使得寻租成为地方财政与精英网络的重要收入来源。若改革直接削弱这些渠道，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财政缺口会迅速转化为政治阻力。印尼的反贪机构（KPK）曾以高调侦办高层案件赢得公众信任，但当调查触及国企高层或关键产业利益时，政治反弹随之而来——包括对人员的清洗和制度调整，削弱了机构独立性，形成明显的“推进—收缩”循环. 2021年便有多名调查人员因具争议性的公职测试被撤换或被迫离职，这一系列事件明显削弱了KPK运作能力。这样的环境下，企业把“额外支付”视为计划内的成本以换取速度与确定性；若反腐不能同时提供可预期的审批时限与透明流程，企业的灰色偏好难以改变，治理改进也难以持续。

结语

东南亚的腐败并非源于个别官员的失德，而是根植于社会关系、经济结构与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中。从菲律宾的家族政治到印尼的许可经济，腐败往往被视为维系支持、推动事务的“现实手段”，而非绝对的错误。要打破这一循环，关键不在于一味惩治，而在于提供更可行的替代路径。制度若能在效率、透明度与公平性上超越旧有网络，社会与企业才有动力转向正轨。否则，换了主角，故事依旧。真正的反腐，是让清廉变得值得信赖，也值得选择。

作者简介丨余伟豪，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文章来源：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立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