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而治之:东南亚国家对特朗普2.0政策再平衡的初步反应与战略调整

来源:东南亚学人 时间:2025-11-29

编者按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东南亚国家实施“分而治之”的关税战略,其通过精准差异化的税率、具体化的交易条件及工具化的关税外交,旨在瓦解东盟集体立场。面对压力,东盟集体层面陷入协调困境,而成员国则呈现出“单独议和”、“积极磋商”与“原则性不满”三类差异化反应。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调整核心在于推行“多向避险”:经济上通过产业链升级与市场多元化降低对美依赖;外交上强化“东盟中心性”以维护整体自主;安全上则采取政经分离的实用主义,寻求降低对单一国家的安全依赖,力图在中美博弈中拓展战略空间。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单边关税和“交易主义”为开端,从“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叙事,回归到以“对等关税”为核心的交易性双边谈判。其关税政策具有“分而治之”的鲜明特点,针对不同东南亚国家设定不同税率,意图瓦解东盟统一立场。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压力测试,东南亚各国将如何破局应对?其战略又在经历怎样的再平衡?这一系列战略调整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

一、特朗普2.0政策的鲜明特征:“分而治之”与关税武器化

相较于特朗普1.0时期的碎片化政策,2.0版本呈现出系统性升级。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分而治之”与关税武器化,瓦解东盟统一立场。

(一)关税精准差异化

在国家梯度划分上,美国关税政策形成鲜明的“奖惩差序”。对新加坡,美国维持着10%的基准税率,这一最低档位与其作为美国金融枢纽和高端服务贸易伙伴的定位直接相关。对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印尼四国,特朗普政府则是实施19%的中间税率。对越南征收20%的稍高税率,形成核心合作国与重点施压国的区分。而对缅甸、老挝两国,美国则征收高达40%的惩罚性关税。这种远超其他成员国的税率设定,实质掺杂了地缘政治配合度等非经济考量。该梯度设计旨在扩大东盟内部分歧,削弱其集体应对能力。

(二)交易条件具体化

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将“公平贸易”的诉求转化为了一套针对东盟国家的、非常具体的刚性交易体系。一方面,强化供应链控制。美国通过与马来西亚、泰国签订的关键矿产协议,明确限制两国对稀土、镍、钴等资源的出口管制。并要求泰国开放锂盐采矿权、允许美资设厂,以推动其新能源产业链“去中国化”。同时,以关税豁免为条件,强制东盟企业提高本地零部件比例、限制使用中国部件,否则将取消豁免资格。这种“关税换资源、豁免换供应链”的模式,实质是将东盟纳入美国主导的产业链体系。另一方面,量化市场开放要求。美国在协议中设定了明确的“对价门槛”,如施压让马来西亚承诺十年内向美投资700亿美元,同时降低汽车与农产品关税。柬埔寨、泰国则承诺对几乎所有美国工业品实施零关税。这种“单向开放换关税稳定”的条款,迫使东盟国家让渡市场主导权。

(三)关税外交工具化

特朗普2.0时期的关税政策已全面升级为地缘战略工具,通过分化东盟、冲击多边机制、绑定对华竞争,服务其印太布局。具体策略表现为绕过东盟整体协商机制,优先与部分国家签订双边协议,以差异税率制造内部裂痕。在柬泰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两国征收36%惩罚性关税的威胁,使这场“调停”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经济博弈。通过将地缘冲突与贸易政策捆绑,特朗普政府得以在短期内迫使双方坐上谈判桌,这标志着其“交易型外交”的延伸。

二、东盟初步反应及其东南亚各国反应差异化

面对特朗普2.0关税政策的冲击,东盟的应对呈现集体担忧定调与各国务实突围的特征。集体层面以风险预警为主,国别层面则因经济结构、对美依赖度及地缘定位差异,分化出三种典型应对路径,反映出东南亚国家在维护区域协同与保障自身利益间的平衡考量。

(一)东盟集体层面表示深切担忧

面对特朗普政府2.0阶段推出的新一轮关税政策,东盟在集体层面表现出明显的忧虑与协调困境。美国新关税政策发布初期,东盟便召开了经济部长会议,各成员国代表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新关税政策的消极影响表示深切担忧。认为该政策会给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产生巨大影响,可能削弱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导致供应链中断,以及贸易和投资流动受阻。然而,由于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的显著差异,东盟在具体行动上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对外谈判立场。

这种内部分歧,导致东盟难以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展开平等博弈,反而使美国得以通过“分而治之”的双边谈判策略,进一步瓦解东盟的集体议价能力。由此暴露出东盟在应对外部贸易压力时长期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也使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架构面临严峻考验。

(二)东南亚国别层面反应差异化

一是“单独议和”型。印度尼西亚与越南作为区域制造业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代表,出于稳定对美出口的迫切需求,选择迅速与美国展开双边谈判并达成协议。2025年7月22日,美国与印尼发表关于对等贸易协议框架的联合声明。印尼将消除美对印尼出口的工业产品、食品和农产品约99%的关税壁垒,取消对向美国出口工业商品(包括关键矿物)的限制。尽管接受了在关税减让、市场开放等方面存在一定不对等的安排,但此举为其关键产业换取了相对有利的关税待遇。

二是“积极磋商”型。相比之下,马来西亚采取了更具选择性的应对策略。其并未全盘接受美方条件,而是围绕其具有出口竞争力的关键商品(如棕油、家具、汽车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与美国进行专项磋商,积极争取关税豁免。这一策略体现了其务实的利益交换逻辑:在核心利益领域寻求合作,同时尽可能保留在其他领域的政策自主性。马来西亚还向美国承诺保障半导体封装测试产能优先供应以及棕榈油供应,换取美国同意对包括棕榈油和可可在内的马来西亚关键产品给予关税豁免。同时,美国承诺将马来西亚出口的1711种商品关税,整体下调至19%以下水平。

三是“原则性不满”型。新加坡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安全与经济盟友,其反应尤为值得关注。新方并未因双边关系密切而默许美方的单边措施,而是明确援引双边自贸协定与WTO规则,公开批评“对等关税”条款的非法性与非合理性。此举代表了区域内坚持多边贸易规则、试图通过法律和制度话语制衡美国单边主义的声音,反映了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深层战略考量。

三、东盟战略调整的深层逻辑与未来走向

东盟此次战略调整,本质是对外部地缘经济格局变动与大国竞争加剧的主动适配,其核心围绕降低外部依赖、巩固自身立场以及平衡安全风险三方面展开协同发力。

(一)经济避险与降低依赖

美国通过强化原产地规则审查等手段,推行“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战略,这一举措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为促成贸易政策的实质性转变,不仅中国出口商将最终组装环节转移至东南亚,东南亚本地企业也为融入新的价值链而深化本土生产配套。这一进程,正催化东盟区域内产业链的升级。产业链从单一的加工中转站,迈向韧性与深度兼备的一体化生产网络。尤其在电子、纺织、汽车零部件领域,这一转变格外显著。

与此同时,为规避地缘政治风险与单一市场波动,东盟国家与企业正积极推行“中国+1”乃至“全球+1”的市场多元化战略。在此过程中,东盟国家并非单向依附某一外部力量,而是积极推行“多向避险”策略。一方面,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化与中国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制度化联结,借助中国市场与资金缓解对美出口波动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同步开拓欧盟、日韩、中东与拉美等多元市场。这一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构建一个更具弹性、去中心化的全球贸易网络。其最终目的在于将降低对美依赖,从被动应对转化为主动布局,增强自身在经济全球化变局中的抗风险能力。

(二)外交固本与强化“东盟中心性”

面对大国竞争加剧,东盟始终警惕被卷入“选边站队”的困境,尤其担忧外部势力以“分而治之”手段削弱其整体性。“东盟中心性”因而成为东盟维护整体利益、争取战略自主的核心原则。然而,该原则在实践中面临内外挑战。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加强与部分成员国的双边安全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东盟的整体协调。内部层面,成员国在对华对美政策上存在温差。各国因历史与现实利益差异,对“中心性”的认同程度不一,这削弱了东盟“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能力。

为强化中心地位,东盟积极依托现有机制凝聚合力。作为2025年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所倡导的协调政策与一致应对,正是“东盟中心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核心体现。任何一个东盟成员国单独与域外大国博弈都处于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唯有通过东盟这个多边平台,将十国的分散力量凝聚为统一的集体力量,才能在与中美等大国的周旋中掌握主动。东盟峰会持续推动《东盟印太展望》落实,东盟地区论坛(ARF)与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成为协调安全议题、规范大国行为的多边平台。此外,通过主导RCEP等经济框架,东盟也增强了自身在区域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可见,强化“东盟中心性”已不仅是外交宣示,更是东盟在大国世纪中维系自主与认同的必然选择。

(三)安全与经济分离

东盟国家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呈现出经济与安全分离的实用主义倾向。以泰国、菲律宾为代表的部分东盟国家在经济承压下仍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形成“政经分离”的实用主义姿态。究其原因,来自东盟各国面临利益诉求的差异化难题。经济层面,东盟国家高度依赖区域内贸易及多区域市场,需维持稳定的经济合作环境以保障经济增长。而安全层面,部分国家面临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挑战,认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可以满足其安全需求。

这种二元分离并非割裂,而是各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下的理性选择。在经济领域追求稳定合作以对冲压力,在安全领域寻求外部协作以应对风险。但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打破这种单向安全依赖的逻辑。各国逐渐意识到,过度依赖单一大国的安全保障,易陷入被动局面。因此东盟各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所有大国的安全依赖,未来可能既会保持与美国的安全互动,也加强与中国、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的安全对话。通过多极平衡降低单一安全依赖的风险,实现安全领域的自主可控。

四、结论与展望

特朗普2.0时代,迫使东南亚国家进入一个更具交易性和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它们的反应不是简单的“选边站”,而是一场基于本国利益的、复杂的多向避险战略调整。展望未来,虽然短期内东盟各国将继续与美国进行艰苦的双边谈判,但从中长期看,东南亚国家将致力于提升经济韧性和外交自主性。力图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为自己寻找最有利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作者简介 | 李梓诚,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罗圣荣,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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