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构，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导致的高度不确定性，对亚洲地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构成严峻挑战。亚洲开发银行于2025年9月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指出，一个由关税壁垒和不断变化的贸易协定所塑造的“新全球贸易环境”正在形成，并已对区域经济前景构成实质性压力。报告基于对外部环境恶化的判断，下调了对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具体而言，该地区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4月的4.9%下调至4.8%，而2026年的预测则从4.7%调降至4.5%。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帕克（Albert Park）强调，尽管区域内需保持稳健，但“恶化的外部环境正在冲击（经济）前景”。全球关税不确定性高企、贸易壁垒增加以及由此引发的外部需求波动，是导致此次预测调整的主要驱动因素。面对这一深刻变局，亚洲经济体主动寻求并构建可持续增长新引擎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空前凸显。基于此，本报告旨在深入剖析全球关税不确定性对亚洲经济的传导机制与具体影响，并系统性地探讨亚洲经济体为应对挑战、实现稳健增长所能采取的战略路径。

一、全球关税不确定性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美国为首的部分经济体所推行的关税政策，正对高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亚洲经济构成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仅限于单一维度的贸易成本上升，而是通过贸易受阻、产业链中断和投资减少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层层传导，深刻地改变了亚洲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宏观经济前景。

（一）贸易受阻

关税作为直接的贸易壁垒，其首要影响在于显著增加了亚洲商品进入目标市场的成本。此轮关税政策呈现出高度的针对性与差异化，加剧了区域市场的不确定性。首先，针对中国的关税策略体现出极限施压的特征，例如华盛顿威胁从2025年11月1日起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100%的关税，此举旨在制造一种禁运壁垒，体现出贸易争端已超越经济范畴，演变为战略对抗。其次，作为早期供应链转移受益者的越南，成为新的关税焦点。美国最初威胁对越南商品征收高达46%的关税，后虽降至20%，但特别针对经由越南转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40%的惩罚性关税。此举不仅直接打击了其纺织品等支柱产业，更削弱了越南作为生产基地的比较优势，甚至引发了对其可能陷入经济衰退的担忧。最后，印度同样面临高额关税压力。2025年8月27日起，美国对所有进口自印度、供消费或仓储提取的商品加征关税，使总税率达到50%，这一压力直接导致亚洲开发银行将其2025年的增长预测从6.7%下调至6.5%。这种多变且服务于不同战略目的的关税组合，使亚洲经济体面临的风险从单一的贸易成本计算，升级为涵盖供应链安全乃至地缘政治站位的复杂系统性风险评估。

（二）产业链供应链中断

关税政策的第二层冲击，在于其对高度一体化的亚洲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的破坏。为规避初期对华关税，跨国企业普遍启动了“中国+1”战略，将部分产能分散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这一应对策略被视为“关税规避”。美国通过对新兴制造业中心直接加征关税，特别是前述对经越南转运商品征收40%高额关税，试图摧毁“中国+1”这一战略选项。这一政策转向迫使企业进行更深层次的战略调整，供应链布局的考量正从传统的“成本与效率最优化”转向“风险与韧性最优先”。企业不再仅仅是寻找中国的低成本替代者，而是被迫构建能够最大限度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全新供应链体系。与此同时，为满足日益严苛的原产地规则，企业的合规成本急剧上升。例如，企业必须向美国海关证明其产品在越南经历了“实质性改变”，且本地增值成分需超过31%，这导致法律、审计和文件管理费用大幅增加，侵蚀了供应链转移可能带来的成本优势。从宏观视角看，美国的关税政策演变已不仅是针对特定国家，而意在系统性瓦解整个依赖中国零部件的亚洲生产网络。

（三）投资减少

关税政策的第三层影响体现在其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和整体市场信心的侵蚀上。亚洲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的报告均指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是阻碍新兴市场吸引FDI的关键因素。对于需要进行长期规划的跨国公司而言，在一个关税规则可能因非经济因素而随时改变的环境中，做出重大的资本支出决策变得极为困难。

资本的流动与市场情绪清晰地反映了这种避险心态。金融市场对政策不确定性反应尤为敏感，当美国威胁对中国商品征收100%关税的消息传出后，香港恒生指数下跌近3.5%，上海、深圳和东京股市亦均出现大幅下挫。一项针对美国企业的调查显示，在2025年第一季度，将贸易和关税列为最紧迫商业担忧的受访企业比例从前一季度的8.3%飙升至超过30%。当前的关税不确定性正在侵蚀投资者信心，导致FDI被推迟或转移。这对亚洲未来增长潜力造成的损害，是一种比短期市场波动更为深远和持久的威胁。

二、亚洲经济增长新途径

在全球关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亚洲经济增长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机遇。亚洲各国应积极探寻新的增长路径，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

（一）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关键途径之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深入实施能够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据预测，RCEP的进一步落实，预计将在2025年给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带来190亿美元的增量，其中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点。为充分释放这一潜力，各国应着力降低区域内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通过统一规则标准、简化海关程序、减少不必要的贸易限制，构建更加畅通的贸易环境。

亚洲各国在产业结构上具备明显的差异性与互补性，这为深化区域产业协同奠定了基础：日本、韩国在高端制造与科技研发方面实力突出，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与庞大的制造规模，而东盟国家则在劳动力成本与自然资源方面具备竞争力。在此背景下，各国可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整合，从而提升整个区域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通过构建更具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的区域生产网络，各国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亚洲各国应持续加大对科技研发、高端制造和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的投入，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当前，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数字贸易正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引擎。亚洲各国应积极推进数字贸易平台建设，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提升数字贸易的规模与质量。在此过程中，政府需发挥引导作用，通过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企业创新，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具体措施可包括：提供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与科研资金支持，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切实增强企业的创新意愿与动力；搭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推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涌现与应用。

数字基础设施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底座。亚洲各国应加快布局5G网络、数据中心、海底光缆等新型基础设施，提升网络覆盖广度与服务品质，夯实区域互联互通的数字根基。此外，应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拓展新兴国家市场

亚洲经济应积极拓展与非洲、南美洲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这些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与亚洲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通过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亚洲企业可以开拓新的市场空间，降低对传统欧美市场的依赖，进而增强自身抵御全球关税不确定性的能力，分散贸易风险。

在拓展新兴市场的战略布局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协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通过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贸易投资规模、深化人文交流等多维度合作，不仅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还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更加紧密的互利共赢网络。

亚洲各国需构建一个系统化、多层次的支撑保障体系。在机制层面，应着力构建制度性合作安排，通过商签双边或区域投资贸易协定、建立常态化政策对话平台，为深化合作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在融资层面，可发挥亚洲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区域性金融机构的引领作用，创新融资模式，吸引私人资本，共同解决合作项目面临的资金瓶颈。在实施层面，应重点推动跨境产业园区共建、供应链韧性合作等务实项目，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整合，从而为亚洲与新兴市场之间的互利共赢奠定坚实基础。

三、增长挑战与中国作用

全球关税不确定性的持续蔓延，为亚洲经济寻找增长新引擎构成了多重严峻挑战。从内部而言，关税政策的波动性显著放大了亚洲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竞争力与政策诉求上的固有差异。当各国为应对不确定性而倾向于采取单边贸易措施时，不仅削弱了如RCEP等区域一体化协定的实际效力，更阻碍了区域内统一大市场与高效供应链网络的形成，从而抑制了内部需求作为新增长动能的潜力挖掘。从外部来看，这种关税不确定性叠加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与“脱钩断链”论调，共同加剧了供应链重构的系统性风险。它迫使企业基于关税预期而非纯粹效率原则进行投资与产业布局决策，不仅影响短期的贸易流动，更对长期的投资布局和产业分工产生深远影响。

面对这些挑战，亚洲各国亟需凝聚共识，采取协同行动。在此过程中，共同构建更具韧性与自我修复能力的区域生产与供应链网络，成为降低对单一外部市场依赖、提升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关键方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角色与战略选择显得尤为关键。其庞大的经济体量与持续深化的开放举措，为区域稳定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具体而言，中国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周边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出口替代选项，部分对冲了传统外部市场疲软的影响，推动区域贸易模式由“亚洲生产、全球消费”向“亚洲生产，亚洲消费”的新格局调整。第二，中国在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了新动能。在跨境电商、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与光伏产业等领域，中国已建立起全球竞争力。这些先进的技术、产品与商业模式，正通过企业的市场化投资与合作，为亚洲伙伴国家提供了可行的转型路径与参考范本。第三，中国正通过制度型开放，为区域高水平一体化树立新标杆。通过主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定，中国体现了对接国际前沿规则、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坚定决心。同时，通过持续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大展会，中国主动向世界、特别是亚洲伙伴开放市场，共享中国市场的巨大发展机遇。

全球关税不确定性虽然给亚洲经济带来了严峻挑战，但也为区域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通过提供市场空间、技术引领和制度示范，与各国共同培育出具有亚洲特色的增长新引擎，不仅有助于亚洲应对当前挑战，更将为塑造更加平衡、包容的全球经济格局贡献亚洲智慧。

三、结论与展望

全球关税不确定性的持续，标志着亚洲经济赖以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等待外部需求回暖或全球贸易秩序自动恢复旧观，已非可行之策。这一严峻现实迫使亚洲各经济体必须摒弃被动依赖的心理，转而通过主动求变来塑造新的增长路径。

展望未来，亚洲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将主要源于三大方向：一是“向内”深化区域一体化，二是“向新”拥抱数字经济与产业升级，三是“向外”拓展与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向内”意味着要进一步释放RCEP等制度性合作的红利，通过降低内部贸易壁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优化区域供应链，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和自我循环能力的亚洲大市场。“向新” 的核心在于抓住数字技术革命的机遇，正如中国与东盟正合作开发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所展示的，加快5G、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将极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向外” 则是通过多元化合作分散风险，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打造更具韧性的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