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图源视觉中国）
编者按
美国“印太战略”历经三届政府演变：美国从政策层面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拜登政府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而近期，从阿拉斯加“特普会”和8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欧洲领导人来看，特朗普促成俄乌停战、改善美俄关系的行动也符合美国右翼势力从欧洲脱身、聚焦印太挑战的战略主张。在这一战略中，东南亚与印度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东南亚凭借地缘中心性与东盟制度平台成为各方争夺的“枢纽地带”；而印度因地缘优势与经济竞争性，也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首选的战略支点国家之一，形成合力构筑对华竞争优势。
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对冲战略，试图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寻求平衡；印度作为“摇摆国家”，在借力美国的同时又面临中印关系的“回暖迎春”。两者角色迥异却共同构成美国印太布局的关键环节。本文作者认为，重估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属性及位置变化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让我们阅读文章，深入理解印度在“印太战略”中“常量”与“变量”的双重属性。
2025年8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访问印度并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其间，中印双方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力助推中印关系走向稳步发展轨道。
不过，中印关系的回暖却使印美关系的变化成为舆论关注的一大焦点。《纽约时报》8月18日刊文称，特朗普政府此前以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为由，威胁要将印度商品的关税提高一倍，达到惊人的50%，美印关系由此陷入僵局，强调“美印关系现状为近年来不断升级的中印紧张关系注入了缓和的新动力”。同日，《印度快报》也指出，印度一直认为自身处于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位置，但特朗普政府对印度“难以理解的敌意”使得印方不得不重新评估外交政策，并寻求改善对华关系。
也就是说，有一种观点：中印关系的回暖带有战术性质，“美国因素”是推动中印关系“重大修复”的关键。毋庸置疑，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支点之一，中美战略竞争给印度带来了战略红利。但经验事实表明，“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印美关系存在预期与成效的“落差”，即便有再多战略红利，也难掩印美关系的复杂面相。由此，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这一老问题值得再探讨。
一、该问题为何还要再议？
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常量”还是“变量”这一老问题之所以值得再讨论，核心在于国际格局、印度自身战略取向以及印美互动方式这三大因素都在发生新的显著变化，进而使印度的身份定位出现了新的模糊性与可塑性。
近年来，印度作为“常量”的一面正在被打破。传统上，印度因其地缘价值、战略自主传统、对华边界纠纷等因素，使其在美国的所谓印太布局中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稳定存在”。然而，印度近年来的战略行为日益灵活多轨，着力“小多边”机制在不同议题上与美国合作的同时，又保持对华接触空间。而且，印度国内发展路径的不确定性也使其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可用性”变得不可预测。更重要的是，美国自身战略重心与承诺的可变性反向影响了印度的战略定位，使其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成为“可调整、可谈判”的“变量”。
概言之，印美关系才更具“战术性”，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既是“常量”也是“变量”。就当前而言，印度更趋向于一个关键“变量”。从长远看，印度则是一个“需要被定义的战略变量”，而非一个可以简单依赖的“常量”。
对此，重估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属性及位置变化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在中美战略竞争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印度是否愿意在关键时刻“选边站”，已不再是象征性表态，而是可以成为一个实质影响战略平衡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印度是“可争取的第三方”还是“结构性对手”，已不再是静态判断，而需要动态管理。
二、作为“常量”的一面
（一）地缘位置：美国“印太战略”中不可替代的支点国家
美国在《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控制印度洋—太平洋海上通道是遏制中国、维护美国霸权的关键，而印度正是唯一能够同时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发挥主导作用的大国。”
正因如此，美国联手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共同构建所谓“战略安全三角”，形成对中国的合围态势。印度作为这一三角中唯一的非传统盟国，其“战略独立性”反而使其成为美国在该地区最灵活的支点国家，既可通过“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协调对华政策，又能保持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传统关系，实现多重战略平衡。
同时还要指出的是，印度拥有14亿人口红利、自称GDP全球增速第一的经济体量以及庞大的市场潜力，是美国试图重构全球供应链、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核心替代选项。
（二）战略角色：美国制衡中国的“天然伙伴”
从地缘对冲来看，美国“印太战略”的企图是把太平洋与印度洋打通，对中国形成“两洋合围”。在这一棋盘上，印度是唯一既与中国有漫长陆地边界、又能直接扼守印度洋主航道的大国。
从经济替代而言，美国若坚持对华“脱钩”，需要新的产能与市场。因而，印度人口规模、GDP增速、软件与制药业基础，使其成为唯一能承载大规模制造业转移的替代选项。
从价值观叙事来看，美国官方文件反复把美印关系定义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堡垒”。利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标签，华盛顿将“印太战略”包装成所谓“民主vs威权”的道义叙事，为其军事与经济遏制提供合法性。
最关键的是，印美形成“战略互惠”的动力牵引机制。对美国而言，印度不是条约盟友，无需被自动卷入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冲突，却能在关键海域与陆地分担制衡任务，是典型的“离岸平衡”低成本支点。对印度而言，借美国的技术、资金和政治抬升，可同时实现“对华威慑、对巴压制、入常冲刺”三大目标。正如印度战略界所言，“中美竞争越激烈，印度的议价空间就越大。”
（三）制度平台：美国对华遏制体系的核心成员
在美国当前以制度平台为核心的对华遏制体系中，印度已被明确设定为“核心成员”。
第一，QUAD中唯一的“陆权大国”。2023—2025年QUAD峰会联合声明中，所有涉华段落的措辞均由美方牵头、印度配合，形成“美日澳出平台、印度出地缘”的格局。
第二，“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南锚”。在拜登政府2022年5月启动的IPEF14个初始成员中，印度是唯一与中国有陆地边界且经济体量可与中国直接对标的国家，美国官方将其定义为“南锚”（southern anchor）。
第三，“军事+经济”的双重制度安排。一是“军事情报保障协议”“后勤保障协议”“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以及关于共享地理空间情报的“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四项基础协议的落地，标志着印军可与美军共享实时卫星图像、互用基地，并接入美军Link-16数据链，成为美国给予非盟国的最高级别准入。二是2024年9月美印“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iCET）升级为部长级常设机制，以半导体、AI、量子、6G四大领域对冲中国供应链。
第四，价值观同盟的制度化嵌入。美国在2023年的所谓《民主峰会行动清单》中把印度列为“共同主席国”（co-chair）之一，负责南亚、印度洋岛国的所谓“数字民主与透明基建”议程，直接对标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
三、作为“变量”的一面
（一）坚守战略自主
尽管印度被美国锁定为“核心成员”，但恰恰因为其战略自主性极高，又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中最难被完全掌控的“变量”。
历史地看，战略自主根植于印度的历史经验，延续其后殖民时期的“不结盟”传统，尤为强调在外部压力下保持政策独立。
现实地看，地缘安全格局决定了印度对外战略形成审慎风格。面对所谓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两线”，印度采取“既威慑又接触”的双轨战略，力图控制竞争、避免冲突。
从“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印美关系看，印度并非拒斥合作，而是通过“小多边”机制建立议题联盟，在实现“安全红利”的同时又避免战略依赖。例如，在 IPEF四大支柱中只签署“供应链、反腐、清洁能源”三项，对最关键的“贸易支柱”则以“不符合WTO规则且可能损害本国关税主权”为由保持观望。
（二）对华政策摇摆
印度在对华政策上的“左右摇摆”，使其从一个美国期望中的“印太战略核心成员”变成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变量”，其体现为三重矛盾。
其一，战略取向的矛盾。印度既借美制华，亦对华保持接触空间。2020—2022年，印度积极在QUAD框架下与美、日、澳同步，在边境、供应链、疫苗外交等议题上对华示强。但2024年10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喀山会晤”以来，莫迪政府又逐渐调整对华政策；这种“先硬后软”的摆动使美国难以把印度锁定为对华遏制链条上的“稳定一环”。
其二，对美期望的矛盾。印度既想获得美国的技术与资金，又不愿被美国关税“反噬”。2023—2025年，美印iCET、IPEF快速推进，印度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等领域获得美方技术与订单；但同期，美国却取消了印度普惠制（GSP）关税优惠、威胁对印汽车零部件加征25%对等关税，美印三年累计贸易逆差扩大40%。“印太红利”与“对美逆差”的同步放大，使印度国内“战略自主”呼声高涨，直接削弱其对美国遏华议程的配合度。
其三，地区角色的矛盾。印度既想当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又担心邻国“倒向中国”。马尔代夫穆伊兹政府“向东看”、斯里兰卡加速与中国港口合作，让印度强烈感受到“后院不稳”。为稳住南亚基本盘，印度不得不重新向孟加拉国、尼泊尔抛出互联互通与财政援助方案，客观上需要缓和对华关系，以避免“两线受压”。
（三）国内政治与经济考量
印度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多重博弈，使其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并非稳定支点，而是随时可能因国内议程而转向的关键“变量”。
从迎合国内政治议程来看，印度教民族主义决定了对华示强是政治刚需，任何对华示弱都可能被反对派国大党贴上“卖国”标签。同时，大选、关键地方邦选举的接踵而至，对华“经济脱钩”与“边境强硬”都会成为两党竞相加码的议题。
从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而言，对华依赖与“去中国化”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对华产业链的深度捆绑。印度制药70%的活性原料药、60%的电子关键零组件、80%的光伏硅片依赖中国进口。疫情与边境冲突后，莫迪推出“生产挂钩激励”（PLI）计划，但三年仅实现30%的替代率，反而推高本土制造成本。另一方面，对美市场与供应链的脆弱性。印度对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18%，一旦失去GSP优惠，将冲击莫迪政府所谓的“出口替代中国”战略。同时，特朗普政府对印挥舞关税大棒，不断威胁要取消给予印度的各种优惠条件。
四、形塑“常量”与“变量”的动力机制
（一）战略文化的逻辑与惯性
“战略自主”“多向结盟”“威胁分级”是印度战略文化固有的三个逻辑，使其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始终处于“常量”与“变量”之间的结构性摇摆。
从“常量”面看，地理宿命、大国雄心和制度惯性决定了印度不可能离开“印度洋—太平洋”这一中心舞台。从“变量”面看，致力于通过司瓦德西（Swadeshi,“本土”）实现司瓦拉吉（Swaraj，“自治”）的文化基因，使印度拒绝被任何一方永久锁定，而是根据国内政治议程、经济发展动态校准与中美的距离。
因而，在战略自主上，印度推崇“规则制定者”（rule-maker）而非“秩序追随者”（rule-taker）。而在多向结盟上，印度把同时与多个大国保持密切关系视为“正常外交”。在威胁分级上，则形成巴基斯坦是“生存级”、中国是“系统级”、美国是“机会级”的惯性操作。
（二）战略雄心的效度与限度
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真实地位，实为“战略雄心高、现实能力弱、国内约束强”。这三重张力使印度成为一个既非固定的“常量”，也非完全不可预测的“变量”，而是“在常量与变量之间摇摆的钟摆”。
显然，“体量大、地缘好”是美国视印度为“常量”的关键，亦为印度彰显战略雄心效度的资本。然而，印度高估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其战略雄心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军事能力、外交资源支撑。而且，印度对战略自主和多极化的执着削弱了其在中美竞争格局中的地缘政治价值，反而使其日益边缘化。特别是，印度对正式联盟体系持保留态度，对结盟政策立场模糊，这限制其获取美国安全保障的能力，不利于建立起真正可信的对美战略合作关系。正如有舆论指出，印度并非陷入“大国幻觉”，而是一个“蛹中巨人”，这种未成熟性是理解印度的模糊战略，以此维护外交灵活性和战略自主的核心因素。
（三）美国对印度角色的认知变化
美国的“印度认知”经历了“潜在对手”“可利用的平衡手”“可能再度生变的合作者”的三个阶段，这种摇摆也直接决定了印度在“印太战略”中既是“常量”又是“变量”。
2000年以来，美国把印度视为“有地区霸主野心的国家”，担心其阻挠迭戈加西亚替代基地计划，因而战略防范大于合作。然而，2017年以来，美国却把印度视为“中国威胁”驱动下的“准盟国”，将印度定义为“印太战略成功不可或缺的一员”，直呼“没有印度就没有印太战略”。2024年以来，美国对印度的认知又逐渐发生变化，日益用“摇摆国”（swing state）、“勉强伙伴”（reluctant partner）描述印度，担心其国内民族主义、经济对华依赖及选举周期导致“关键时刻掉链子”。
总的看，只要中美竞争继续，美国就倾向于确保印度在“常量”轨道上滑行。而一旦印度国内政治或经济的“变量”触发其战略摇摆，美国将竭力使用“技术+安全”捆绑的“隐形缰绳”拉住印度。因此，未来印度在“印太战略”中的角色，是美国锁定的“常量”又是受自身国内政治驱动的“变量”。
五、结论与启示
印度在“印太战略”中的本质是“有条件常量”与“高敏变量”的结合体。一方面，印度的地缘价值与制华需求使其始终是美国所谓印太布局的必选项，但又不得不接受“工具化”的风险。另一方面，印度自身的经济脆弱性、战略文化特征及面临的大国博弈又迫使其不断选择再平衡，近期向中俄转向即是例证。未来，若美国持续以关税施压，印度可能进一步疏远QUAD，深化中俄印等多边协作。若俄乌停火或特朗普连任后调整策略，美印也可能重回“战术合作”。但无论如何，印度都难以摆脱“被动常量，主动变量”的宿命；即地缘位置恒定，但战略选择永远漂移。
从理论上，可把印度在“印太战略”中的角色概括为基于国家利益且富有弹性的动态平衡者。这种弹性战略使印度既非美国的“可靠盟友”，也非中国的“全面对手”，而是印太秩序重构中的关键摇摆者。国家利益与国家实力才是影响印度战略选择的根本因素，其最终走向将取决于中美博弈的烈度、中印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度，以及印度能否在战略自主与实际利益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总体而言，印度试图加入特定阵营缺乏足够动力，而是努力成为连接多个阵营的“关键枢纽”。印度当前对多极化的倡导，正是对中美结构性竞争格局的现实回应。
理性地看，一国在另一国对外战略中充当“常量”或“变量”本身就有问题，更何况是一个霸权护持及遏制第三方的战略。也正如基辛格所言：“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而做美国的朋友是致命的。”立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间关系才是国际秩序应有的“常量”，而挑战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践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是需要应对和管控的“变量”。显然，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中印最有发言权，也应当作出示范和表率。不过，当前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在不高估印美关系的同时，也不应低估“印太战略”框架下印美关系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对此，珍视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印关系日益凸显的战略意义，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作配合，相互成就彼此发展梦想，致力于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中印两大文明的应有贡献，才是中印关系的题中之义和光明前景。
作者简介：张帅，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圣荣，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文章来源：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东南亚学人立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