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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右翼思潮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反全球主义（Anti-globalism）。它与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运动有关，但又不同于后者。如果说反全球化是为了矫正全球化的弊端，寻求“更好的全球化”，那么反全球主义倡导的则是“更少的全球化”。具体而言，反全球主义针对经济全球化，倡导保护主义与本国优先；针对政治与法律的全球化，倡导单边主义、退出国际组织；针对社会与文化的全球化，倡导限制移民和抵制多元文化；针对技术与环境的全球化，倡导技术民族主义和抵制国际气候协定。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为标志，反全球主义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试图从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西方反全球主义兴起的动因，同时分析不同类型国家对其认知的差异。展望未来，由于反全球主义的兴起，全球化将进入一个下降周期，多边主义将更多被区域主义替代，国际经济的集团化色彩将逐渐增强。

一、反全球主义思潮兴起的根源

反全球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探寻其根源必须从西方国家的内部变化入手。

在经济层面，西方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呈现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之势，其中，美国又是最严重的国家。面对这一趋势，西方国家引以为豪的福利国家模式显得束手无策，无论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无法予以有效遏制。对此，西方精英阶层自然不会从社会制度出发寻找破解之道。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流学者开始把其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的冲击，即基于自由贸易，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拉低了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经过西方学界近20年的努力，收入分配不平等源于全球化的叙事逻辑得以建构，并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认知。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证明，对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的收益创造与分配在不同阶层、地区和产业之间从来都不可能是完全成比例的。以美国为例，其比较优势决定了高技术产业（硅谷）和金融业（华尔街）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他传统产业（“铁锈地带”）则是相对受损者。如何平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收益分配是政府的职责。当制度本身决定了政府无法履行这一职责时，寻找外部“替罪羊”就成了一种理想的选择。这就是特朗普政府奉行反全球主义、“美国优先”、保护主义能够获得底层民众（相对受损者）支持的原因所在。

在社会文化层面，反全球主义思潮源于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他提出，冷战后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将让位于普世主义的西方文明、好战的伊斯兰文明与自信的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换言之，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你站在哪一边”，而是“你是谁”。特朗普从第一任期起就成为这一理论坚定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犹太—基督资本主义理念也源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如果说在第一任期，特朗普把美国视为西方文明的“捍卫者”，那么在其第二任期已经转变为把美国视为西方文明的“传承者”。这种角色的转变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试图把文明冲突论与“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有机结合起来。文明冲突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成为反全球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

在文明冲突论的视野中，以盎格鲁—清教文化（Anglo-Puritan Culture）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模式具有普适性，而多元文化主义是其最大的威胁。如果任由全球主义发展，将会产生“世界政府”与“世界公民”。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视野中，过去三十年非白人世界的崛起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打破了西方文明模式具有普适性的认知，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整个西方世界反全球主义与反移民几乎可以画等号的原因所在。

基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和文明冲突论的反全球主义叙事逻辑反映了西方学术界面对国内外危机的无奈选择，但也必须承认这一思潮客观上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认知，因而短期内它不会因某个政党（或政治家）的更迭而改变。

反全球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国际经济领域，这种影响突出表现为对多边主义的挑战。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关税战直接背弃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基本原则，拟议中的“海湖庄园协议”也将重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美国率先放弃多边主义的前提下，其他国家能否把美国排除在外而重构一个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理论上，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一方面，美国放弃多边主义并不等于它要放弃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收益，也不会主动放弃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其他国家缺少集体应对的能力和动力。正在进行的关税战表明，各国陷入了经济学意义上的“集体行动难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况且，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并非全都排斥反全球主义思潮，只是对其的认知存在差异。

因而，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更有可能是贸易集团化。历史上，1930年胡佛（Herbert C. Hoover）政府推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曾导致全球范围内贸易集团化的出现，如英镑区、美元区、法郎区，但未来的贸易集团化不可能是对其的简单复制。原因在于，一是美国经济与美元体系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当今美国以外的国家不会紧随其后全面推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三是全球价值链已成为支撑国际贸易体系的基础。鉴于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对反全球主义的认知差异以及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发展趋势（价值链的缩短与区域化或本地化），未来的贸易集团可能会是大国引领，围绕最终消费市场开展合作，推动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并提高区域内贸易的比例。这将是多极化在经济领域的一种体现。基于上述考虑，未来可能会形成多个相互联系的贸易集团。

第一，北美贸易集团。本地区业已存在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USMCA）是联系三国经济的纽带，更重要的是，该协定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后签署的。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加征了一定数量的关税，但并未动摇《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的基础。在这三个国家内部，墨西哥与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均超过70%。即便是在关税战期间，特朗普政府仍希望三个国家能进一步构建一个关税同盟，形成所谓的“北美堡垒”（Fortress North America）。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有三个：一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对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这是特朗普所不能接受的；二是特朗普致力于兼并加拿大，使之成为美国“第51个州”，受到加拿大民众的广泛抵触；三是墨西哥一直是美国非法移民的最重要通道。但总体而言，三方各自作出让步来实现“北美堡垒”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贸易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欧盟的区域内贸易比例与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都是最高的。欧盟的区域外贸易伙伴除了中国和美国外，位居前列的主要是欧洲其他国家，如英国、瑞士、俄罗斯、土耳其。一方面，面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及全球保护主义，形成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贸易集团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另一方面，由于欧洲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依赖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有可能利用拟议中的“海湖庄园协议”对欧洲施加压力，迫使其在经济上作出让步。不过，美欧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分歧及“信任裂痕”加大，正在促使欧洲寻求建立自主安全保障机制，从而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第三，东亚贸易集团。东亚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同时缺少最终消费市场。面对反全球主义思潮下保护主义的盛行，这一地区面临的压力最大。目前，该地区业已存在两个相互交织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然而，由于该地区多数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对美国的双重依赖，推动构建区域贸易集团面临“集体行动难题”。中国已经开始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目标，调整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这将有助于破解该地区缺少最终消费市场的困境。同时，中国也在申请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从而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在这三大贸易集团之外，很难形成其他具有独立的区域供应链体系和区域最终消费市场的贸易集团。当然，国际经济的这种贸易集团化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的。对中国而言，面对国际经济的贸易集团化趋势，需要确定相关战略定位。一是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同时应当以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多边主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所说，当区域主义是封闭的，它就可能成为多边主义的绊脚石；反之，当区域主义是开放的，它就可能成为多边主义的垫脚石。二是以新发展格局为导向，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立于不败之地。三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向全球经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注释从略）

作者：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微信公众号。《国际经济评论》2025年第4期，第9~44页，李向阳、周琪、丁一凡、张健、田野：“全球右翼浪潮兴起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本文为缩减版，全文可在知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