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尽管处于世界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的大趋势仍未改变，反而呈现加速演进之势。正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世界格局“东升西降”的格局仍将延续。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正成为推动大变局加速、重塑地区乃至全球秩序的关键力量。中－美－东盟关系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三边互动之一，既受国际大势的深刻影响，又显著塑造地区的发展走向。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维持霸权地位的美国以及奉行战略自主的东盟，三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互动关系复杂而微妙。自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以来，美国逐渐将东南亚视作遏制中国的前沿，中国持续深化与东盟的合作，东盟则努力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三方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竞合共存的非对称性三角关系。值得关注的是，中－美－东盟三角关系始终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其中既存在变化因素，也蕴含稳定规律。分析这种“变”与“不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亚太地区的地缘格局演进。
一、大变局加速下中－美－东盟关系的“变化”
（一）权力互动结构的动态演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激荡演进，于亚太权力格局而言，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中美两大国力量的接近，以及相应区域战略的调整。冷战后，中国加速崛起与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并存，近年两国的地区影响力差距日益缩小，临界态势明显。从经济增长趋势来看，中国GDP增速长期高于美国，GDP总量可能在2035年左右反超；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的近三分之一，约为美国的两倍；国防支出稳定增长，海军舰艇数量不断扩大，已超过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舰艇总数。除此以外，中国在全球贸易、制造业增加值等关键领域持续领先，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也展现出强劲活力。反观美国，其经济实力与全球影响力则呈现下滑之势。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着手收缩亚太地区战略部署。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急于抽身俄乌战争，到“印太战略”更倚重盟友体系，均反映出美国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试图通过战略收缩维系其全球霸主地位。
中美权力态势变化必然对中－美－东盟三角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伴随着中美力量接近，两国的亚太战略均有所调整。一面是美国对中国全方位遏制与围堵的不断升级，一面是中国逐渐从被动防御转向积极“应战”。目前中美在亚太的博弈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双方在近乎全领域都存在激烈竞争，且输赢难以预料。此时任何第三方力量，特别是东盟的加入，将极大改变中美权力对比的天平。对于美国，冷战后东盟的重要性虽不及日韩盟友，但作为能够遏制中国的重要地缘“棋子”，也难以承受东盟“倒向”中国的代价。因此，特朗普2.0对东盟采取了一种“有代价”的拉拢，即希望强化与其经贸纽带，从而为美国在亚洲构建的“安保伞”谋求对等回报。而对于中国，不断扩大在东南亚经济影响力的同时，如何化解这些国家的政治安全顾虑、构建互利共生关系，以及有效参与区域治理等，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随着大国博弈进入新阶段，中美都在重新定位东盟的角色，并争相对其进行拉拢。鉴于东盟内部尚未对两大国形成统一立场，未来中美围绕东盟的博弈将更为激烈，而东盟自身的战略选择也将对亚太权力结构产生关键影响。
（二）东盟角色与策略的调适
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进一步挤压东盟“左右逢源”的空间。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东盟，也根据地区权力结构主动调整战略。冷战时期，东盟长期在大国竞争中充当“中间地带”，被动承接大国战略投射。冷战结束初期，虽然东盟通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确立了“区域问题区域解决”等规范性权力，但受制于大国实力碾压，其角色长期囿于被动协调者。然而，东盟并不甘当大国竞争的“缓冲带”，而是致力于确立自身在地区事务上的“中心地位”。为对冲大国博弈带来的潜在风险，东盟尝试将自身战略地位与经济一体化成果转化为制度性权力，通过《东盟印太展望》（AOIP）争取印太秩序定义权，在南海问题上推动“准则磋商”议程设置，并借RCEP框架将“东盟中心”写入区域经济规则文本。体现了东盟从“规范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自我身份转换。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深化，以及美国“印太战略”军事化倾向加剧，东盟承受的战略压力愈发沉重。在尚未明确核心战略路线的情况下，东盟选择了务实的外交策略，并通过对大国的“有限制衡”，尽量增大战略回旋空间。传统观点认为，东盟的对冲战略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对立，但这种简化版的对冲无法全面解释其复杂立场。事实上，东盟既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也有国家积极回应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在美国抵制中国5G技术、对华加征关税等议题上，东盟国家并未简单跟随，而是基于自身利益决策。这表明，东盟的外交更多以务实性为主，以模糊的战略立场换取切实的发展利益。在保证利益的基础上，东盟也选择与多方合作，从而对大国实施“有限制衡”。除中美外，东盟还积极拓展与“第三方”——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合作，特别是在经贸领域。部分东盟国家已经在新兴领域探索“去大国化”路径，如印尼与日本、韩国在AI治理上的合作倡议、马来西亚在区块链金融监管上的制度试点等。
（三）战略博弈的新动向与新形式
在中－美－东盟三方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彻底“脱钩断链”并不现实，而围绕规则制定、价值输出与区域影响力塑造展开的互动，正在成为三角关系的新形式，主要表现为中美之间的制度性竞争与东盟的“制度对冲”。中美两国作为全球重要力量，其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存在显著差异。在东盟地区的制度博弈，本质上是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合作机制等载体，输出各自的发展模式与规则标准，争夺区域治理话语权。而为了应对大国竞争这一新趋势，东盟一方面坚决维护自身主导机制的权威性和“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则积极参与中美主导及域外合作机制，避免过度依赖任何一方，以平衡大国影响力。
此外，新兴技术领域正在成为关键博弈场。中美竞相争夺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对东盟而言，及早参与技术开发与数字治理，既可提升内部管理效能，又能增强其塑造地区秩序的主动权。美国依托“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从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构建排他性区域标准，削弱中国在东南亚的数字经济影响力；中国则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倡议，深化与东盟在跨境电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互利共赢模式拓展数字经济合作网络。同时，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 通信等新兴技术的竞争也日益白热化。这些技术不仅关乎国家科技实力，更直接影响到未来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走向。东盟国家在这些新兴技术领域的战略选择，将决定其能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进而影响其在区域秩序中的地位与话语权。
二、大变局加速下中－美－东盟关系的中的“不变”
（一）中-美-东盟三角结构张力稳定
尽管中美权力结构出现了新变动，但驱动中－美－东盟三角关系的核心矛盾并未改变，整体三角结构及其内在张力仍然稳固。首先，中美大国竞争的本质与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目标不变。中美之间的深层结构矛盾——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驱动亚太权力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力。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更延伸至经济贸易、科技创新、意识形态等维度。美国凭借军事同盟体系、美元霸权地位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试图维系其在亚太地区的绝对主导权。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合作机制，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推动区域合作，寻求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地区秩序。双方战略目标的碰撞，使得亚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场域，本质是大国运用不同政策工具在特定空间领域进行的权力投射与影响力争夺。这种围绕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在未来仍将继续，并持续影响中－美－东盟三角关系。
其次，东盟在大国中“夹缝中生存”的现实不变。东南亚不可替代的地缘要冲地位，加之日益提升的地区影响力，这成为它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筹码。但总体来看，东盟相对于大国仍处于明显弱势，这种实力差距带来的困境具有长期性。有限的力量使得东盟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容易受到大国牵制，因此它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小心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个典型表现就是经济发展更依赖中国，但安全保障又离不开美国的承诺和存在。这种分离的需求虽为东盟提供了生存空间，但也带来了挑战：它难以形成对大国的一致立场，内部协调变得更加困难，也容易引发大国的不满。尽管地区局势可能因突发事件或政策变化出现动荡，但中美竞争的本质，以及东盟在“夹缝中生存”的处境，构成了较长时期内亚太地缘演进的不变底色。亚太权力结构的基本框预计难以发生根本性颠覆，三方的持续博弈与合作，仍将在这块相对稳定的棋盘上展开。
（二）东盟平衡外交的战略根基不变
作为中－美－东盟三角中的相对弱势方，东盟深知选择失当的风险，因而在战略选择上格外审慎。它能维持当前的三角动态平衡，关键在于其扮演着独特的“枢纽”角色，一面尽力维持中美两国的地区权力均势，一面使自身独立于中美博弈的漩涡，从而在地区事务中保持较高的自主性。有理由认为，尽管部分政策显现出“倾向性”，但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平衡外交仍是东盟制定政策的基础。
从历史经验来看，面对大国博弈，东盟逐渐形成了以“避免站队、保持灵活”为特点的战略文化。这种策略强调通过模糊而非对抗，争取最大回旋余地。虽然常被批评模糊不清、效率不高，但这是东盟在历史和文化土壤之上发展出的生存之道。对东盟而言，在外部局势动荡时，保持内部团结比制定清晰且有约束力的对外政策更为关键。在明确、有效的应对战略形成之前，继续维持对各大国的战略模糊——对冲安全风险、实现经济伙伴多样化、推动对话平台建设，以及在回旋空间受限时推出关键选择——依然是东盟最务实的选择。从实际运作来看，东盟长期奉行的平衡外交已累积了可观的制度成果。凭借独特的“东盟方式”，东盟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韧性，既能在内部保持团结，又能在外部抵御压力。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对华平台，如“10+1”“10+3”和东亚峰会等，正是其平衡大国关系、维系战略自主的核心工具。借助这种多元、灵活的策略，东盟得以在复杂的外部格局中保持独立性与自主性，不仅维持了地区和平稳定，也确保了自身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可以说，虽然具体外交策略和手段会趋于务实化，但东盟平衡外交的根本目标不会改变。作为整体，它不会完全倒向任何大国，而是继续争取在大国博弈中的回旋空间。未来其平衡战略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盟能否成功维系其对内凝聚力和在外的“中心地位”。
三、大变局加速下中－美－东盟关系的发展趋势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充满不确定性与激进性。从其过往执政风格及当前团队构成来看，为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布局，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印太战略”。在经贸领域，继续使用强硬手段施压东盟，如迫使东盟国家扩大对美进口、严格执行原产地原则，试图扰乱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供应链和贸易联系。在安全领域，美国可能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将部分东盟国家纳入其安全战略框架。这种双重施压将严重挤压东盟的战略选择空间，使其在经贸与安全领域面临两难抉择，被迫进行一定程度的“选边站”。
长期来看，美国不断推行的单边主义和小多边机制，将加剧地区机制的“碎片化”。在美国的分化策略及自身利益考量的驱动下，东盟国家在地区事务中的立场和政策可能产生分歧，导致东盟内部凝聚力下降、分化风险加剧。这不仅会削弱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也会降低地区秩序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中美博弈常态化已成既定事实。随着双方在科技、经济、地缘政治等多领域竞争的持续，其在东南亚的权力博弈也将更加激烈，势必持续压缩中－美－东盟三方的共同利益空间。然而，在传统安全领域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跨国犯罪等，或成为三方合作的突破口。这些问题的跨国性和紧迫性要求各方协作应对，或为深陷博弈的中美两国在困境中寻求合作的机遇。
四、结论
随着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趋于复杂严峻，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中美关系深受结构性因素驱动，基本走向已较为清晰。相比之下，东盟国家的立场与选择却是关键“变量”，是中国在未来可以且需要积极争取的对象。中－美－东盟三角关系的战略重要性正不断提升，或将成为中国破解美国战略围堵的重要突破口。因此，在制定周边战略时，中国需要深刻理解这组三角关系中的“变”与“不变”。东盟若能保持内部团结，并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制度创新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这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未来中国可在支持和参与相关治理框架与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助力巩固东盟的“中心地位”。
作者简介 | 王佳茵，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 | 本文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