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期·编者注】文章节选自《国家与产业发展：产业政治学的兴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7期，第58-96页。发展型国家理论和安全型国家理论为产业政治学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智识基础，这一学术议程超越了传统的产业经济学，致力于把产业发展中的国家能力和地缘政治“找回来”，以更加全面地回答大国产业兴衰与国际格局变迁问题。

作者：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经济外交与全球治理。邹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

作者留言

拙文的原型是我要邹玥写的一篇关于产业政策的文献综述。但随着文章不断取得进展，我们开始融入了更多的自主性思考，尤其是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近年来我和我的学生们所展开的以超级企业为核心的产业政治研究成果。产业政策已经不能涵盖我们在文章中所要表达的思想，在一轮一轮的修改中，文章的类型也已经日益从文献梳理转向分析框架的搭建，我和邹玥共同认为，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我们持续了六年之久的产业政治研究项目的标志性论文。非常感谢编辑部的鼓励和支持，该文修改超过10稿，投稿版与最终发表版已经完全不像同一篇文章。更重要的是，编辑部在篇幅上给拙文以极大的宽容，发表版完整地呈现了我们的所有内容。

在我的个人学术史上，《USTR与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美国研究）、《伙伴、制度与国际货币》（中国社会科学）、《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是三篇最重要的论文，因为它们各自代表着一个研究项目的核心思想，并最终成就了三本专著。该文能与上述三篇媲美，重要的差别在于，我并非唯一的思想贡献者，不仅仅是邹玥，这些年来，与我一同开展超级企业和产业政治研究的学生们都是这篇论文的贡献者。所谓教学相长，这些年来，我从学生身上学到的已完全不亚于学生从我这里获得的。——李巍

国家扶持产业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西方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英国、荷兰和法国的重商主义实践。随后，来自美国、德国等第一波后发国家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产业思想。基于第一波后发国家的赶超经验，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20世纪下半叶通过政府集中资源成功扶持了特定产业发展。自此，产业政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产业经济学这一学科分支。然而，众多失败案例表明，产业政策的实践并非普遍有效，而是深受复杂政治过程的影响。

政治学研究者基于东亚产业崛起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为产业政治学理论大厦的构建提出了一个关键“支柱”。在政治学研究者看来，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尤其是汲取能力、渗透能力与协调能力。众多成功的产业政策实践都是在具备此类能力的“强国家”支持下实现的，它们被政治学者总结为“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随后产生了大量相关学术成果，使之成为解释“东亚奇迹”的主导范式。

作为长期的产业霸权国，美国的产业发展实践与相关思想辩论突破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地理局限，并为产业政治学的理论大厦补充了另一个关键“支柱”。纵观美国的产业发展历史，其一方面秉持经济自由主义的“明线”，作为规制型国家当好自由市场秩序的“守夜人”；另一方面又从未放弃经济国家主义这条“暗线”，显露出发展型国家直接助力产业与科技发展的战略能动性。

对此，安全型国家理论基于地缘政治因素，提出了一种能有效整合“明线”与“暗线”的制度框架。它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模式存在相似之处，但又差别明显（见表1）。在冷战时期，美国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构建起以国防部为核心的军事安全型国家。在其主导下，联邦政府全面介入与军事国防相关的科技创新活动，并催生了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一强大的利益联盟。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的制造业衰退引发美国对经济安全的高度关注。面对日益加剧的产业竞争压力，美国在冷战时期执行科技创新政策的军事安全型国家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安全型国家。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美国以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为核心机构（见图1），在现代产业战略的指导下对内实施产业政策、对友建立产业联盟和对敌进行产业打压（见图2）。此外，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巨头正日益同政府政策深度交织，标志着科技—工业复合体这一新型政商关系正在形成。

图1  经济安全型国家的关键机构

图2  美国的现代产业战略

历史经验和既有研究均表明，无论是对于后发国家还是霸权国，国家从未缺席产业发展的舞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发展型国家理论和安全型国家理论。它们为产业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国家能力与地缘政治这两大关键的理论基石（见图3）。其中，国家能力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它不仅关系到国家能否动用对内国家能力有效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还关系到其能否发挥对外国家能力，通过实施产业外交塑造有利的国际产业生态与制度环境。

地缘政治因素则构成了国家推动产业发展的外部约束条件和关键动力。对崛起国而言，其产业发展初期往往有赖于霸权国提供的安全与市场“便车”。这种有利地缘环境能够形成产业向心力，促使后发国家快速嵌入全球产业链并实现产业升级。而当霸凌盛行、地缘政治环境恶化时，原本的产业向心力则会转变为产业离心力，对崛起国形成多重掣肘与压力。对霸权国而言，其产业发展则遵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地缘政治逻辑。单极格局下的有利地缘环境，容易助长霸权国采取过度自信的自由主义经济战略。这种战略会加剧霸权国的经济金融化，形成强大的产业离心力，导致其对外产业转移和本土产业衰落。而当新的地缘竞争者崛起时，面对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霸权国则会动用国家力量重建自身产业向心力，复兴本土制造业。

图3  产业政治学的逻辑链条

总而言之，发展型国家与安全型国家的相关理论为研究国家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综合这两大理论体系，一项全新的产业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初现端倪。它系统性地整合了国家能力、地缘政治与产业发展三个关键部分，形成了一个周延完整的逻辑链条，成为理解当前全球竞争格局和大国兴衰走向的关键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