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竞相修改各自国内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希望通过教育加强本国公民的民族认同、身份认同。外界很容易将此解读为这些国家政府应对全球化焦虑而实施的一系列新战略、新举措。
然而，海湾国家借助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来构建民族认同、身份认同的努力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甚至于这些国家的诞生本身就是这一努力的产物。
通过学校教育塑造民族归属感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海湾国家建国初期。早在TikTok和跨国流行文化挑战国家叙事之前，历史上各领风骚数十年的外来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穆斯林兄弟会，以及纳赛尔主义和复兴党等阿拉伯民族主义变体——就在海湾国家大大小小的学校里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作为君主制政体，海湾国家政府对以上种种外来意识形态十分警惕。虽然某些国家会在特定历史时期利用某些外来意识形态来维护自身统治（可参考超越贝都因人之路-阿联酋民族认同的演变），但更多情况下，海湾国家政府会严格审核教科书内容和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行，以免这些外来意识形态在当地肆无忌惮地传播开来。
一言以蔽之，海湾国家的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政治战场、意识形态战场，有关各方在这里围绕着身份、权威和合法性不断博弈和撕扯。
海湾国家思想教育的历史
在海湾地区各国建立起现代教育体系之前，当地一代又一代人都是通过库特塔布系统（kuttab）接受教育，这一阿拉伯传统教育系统主要包含了古兰经诵读、阿拉伯语写作以及道德和社会纪律等教育内容。显然，这些教育内容只需要学生们去死记硬背，而不需要发散性思考。由此可见，服从之于这一教育系统的重要性，而不是举一反三的创造性思维。
在传统的库特塔布系统中，教师的权威几乎不容挑战，因为他不仅仅扮演着传道受业解惑的角色，更是维护更广泛部落权力结构的执行者。虽然大多数教师可能并非刻意地将这种教学法与权力结构相联系起来，但正如服从往往也被视为是对长者的尊重，这一系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无疑映射和再现了一种建立在服从等级制度和传统基础上的社会秩序。
而这也为未来的海湾国家政府如何通过教育来灌输爱国主义情怀、塑造忠诚的国家公民树立了很好的模型。
进入20世纪中期后，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被勘探开发出来，海湾国家迎来了向现代化转型的窗口期，教育则成为了这些国家建设过程中统治者们最优先考虑的领域之一。
在石油财富的支撑下，由国家主导的教育体系成为前瞻性愿景的标志和象征。然而，在表面之下，更深层次的权力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受制于本国人力资源的局限性，许多海湾国家都严重依赖外国教师和课程，这些教师和课程通常来自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众所周知，这三个国家也是当时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最大最深的三个国家。
政治活跃的教师和思维保守的海湾统治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只是时间问题。
阿拉伯民族主义强调世俗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对海湾国家的君主制政体及其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同盟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政治活跃的教师往往在无意间——有时也是有意的——成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代理人，挑战着海湾国家统治者的权威叙事。这些外国教师在课堂上所使用的教学材料中也经常出现一些海湾国家领导人所不喜欢甚至反感的人，比如埃及前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等。在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看来，这无疑是在破坏海湾国家政府试图在教育体系中灌输培养新兴民族认同的努力，是对当地政体的赤裸裸威胁。
用意识形态对抗意识形态
怎么应对和消除这些威胁和挑战？很快，教育领域很快成为外部意识形态和国内权力机构斗法的主战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卡塔尔仍处于英国名义统治之下，该国教育领导层在那段时间出现了几次疾风骤雨般的更迭。无论是教育领导层、学校董事还是外国教师，人员的更换往往与能力无关，更多是确保这些岗位上的人在思想上与统治者们保持看齐和统一。
当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卡塔尔转向了与该意识形态对立的穆斯林兄弟会，利用后者在课堂上宣扬宗教思想来弹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论调。从遏制策略来讲，用一种意识形态来对抗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做法是有效的，但这种将教育领域政治化的模式也带来了政治反弹和不稳定等尾大不掉的麻烦。
这种教育领域政治化的趋势并非卡塔尔所独有。在沙特，教育领域也被当权者用作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其他世俗意识形态的缓冲区。沙特政府授权保守派宗教当局严密审核教科书，确保其中包含的宗教教义强化而非削弱君主制的合法性。而当这些教义反过来过度滋生宗教极端主义并招致国际上的批评声音时，沙特政府重新调整了课程设置，强调“温和的伊斯兰教”、爱国主义和对王室的忠诚（可参见跌宕沉浮难预料，繁华落尽见真淳——沙特国庆日演变探究）。
同样，在阿联酋，教育改革侧重于民族认同和公民价值观，同时促进全球竞争力。关于宽容和共存的国家叙事植根于学校课程中，且永远被置于国家可控的范围内（可参见阿联酋：宗教上的宽容&政治上的不宽容 | 政治）。
身份认同的另一个侧面主要体现在海湾国家的女性教育领域。
最初，赋予女性接受系统教育的权利被视为对当地传统价值观和家庭结构的威胁，只有通过皇家法令和宗教教令才能被社会所勉强接受。女性教育领域在推广的起步阶段就举步维艰，海湾国家政府十分谨慎，不敢大面积铺开。向女生开放的一些学校也保持低调，甚至会以非正式的方式运作，为搁置招录女生预留了空间。
赋予女性接收系统教育的权利不仅标志着政策的转变，还象征着一场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斗争。这场斗争最核心的问题是，海湾国家能否在不破坏既有社会结构、不颠覆当前政治经济秩序的情况下实现自身的发展？
这一问题及其引发的焦虑笼罩着海湾地区的每一个国家。在沙特的布赖达，20世纪60年代初曾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女性教育的抗议活动，这表明了当地社会对此极强的抵触情绪和怀疑程度。在科威特，公众辩论往往集中在女性接受教育后是否会不大愿意成为一名操持家务的主妇，甚至不愿嫁人破坏当地的性别平衡。
无论是沙特还是科威特的例子，都突显了教育从未被视为纯粹的善，而是一个文化战场。海湾国家女性接受教育所需要的政治许可往往取决于宗教理由，还有赖于政府搭建起一个谨慎的政策框架，强调她们在接受教育后依然会扮演好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才能在道德层面获得广泛的认同。
新时代，旧问题
当我们把时间快进到现在，海湾国家教育监督和改革背后的动机与过去数十年并无两样。在当今世界格局环境下，海湾国家无需再去担忧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击。相反，这些国家更为关注全球数字变革、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年轻一代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媒体渠道接触的跨国文化等影响。
作为回应，海湾国家政府均着手修订教科书，植入了更多强调忠诚的价值观、宣传民族遗产培养国民自豪感的内容。教育不仅被视为一项公共服务，也是在快速全球化的背景下创造归属感的战略工具。
阿联酋引入了性格塑造课程和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作为其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同时加强了民族自豪感的主题教育。沙特和卡塔尔两国的“2030愿景”均包括教育目标，旨在培养能够为两国各自的经济和全球愿望做出贡献的忠诚公民。
在海湾地区，课程不仅是一种教学工具，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和政治工具。从本质上讲，海湾国家应用现代教育手段，目标明确且极具战略考量地将教育成就和经济成功交织在一起，打造为塑造公民对国家负责、对统治者们忠诚的核心支柱。
总的来看，海湾地区的教育史表明，当前以身份认同为中心的教育课程改革是古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意识形态塑造战略的一部分。从库特塔布对纪律性的强调到20世纪中叶的意识形态挑战，海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将教育视为塑造国民性的主要舞台。
虽然今时今日的挑战可能看起来与以往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当下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理论家，还是数十年前课堂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利害关系仍是大同小异：政体合法性、文化连贯性和权力连续性。现在的问题是，海湾各国年轻一代不断通过社交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自下而上地构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海湾国家的统治者及政府是否还能够沿用自上而下强加身份认同的传统手段？
如果这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海湾国家的高层与年轻一代之间的理念差异将会扩大，未来的社会契约关系也势必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