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期·推荐文献：[美]林庚厚、梅根·尼利著：《金融化与不平等》，许瑞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推荐人：许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近年来，学界关于美国金融化问题的探讨层出不穷，大多数研究仅将其归于产业结构失衡这一经济层面的现象。林庚厚和梅根·尼利富有洞见地指出，美国的金融化实际上肇始于应对霸权领导力的危机。二战后，美国凭借绝对的政治经济优势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地位。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制造业格局变迁导致美国贸易持续失衡，黄金储备锐减叠加越战引发的财政危机，最终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尼克松总统任内终结。这一系列霸权动摇的压力，构成了美国为金融松绑并开启金融化进程的深层动因。

具体而言，三重因素推动了美国全面松绑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金融管制。首先，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使战后凯恩斯经济模式的合理性受到质疑，美国政府转而倡导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其次，为维护美元霸权，美联储在滞胀时期优先稳定货币秩序，高利率政策客观上刺激了金融活动。最后，里根政府推行的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使维持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国家战略目标。这种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霸权自救”策略，最终却对美国经济社会带来难以逆转的伤害。

随着金融松绑，金融的社会角色全面转变，从服务实体经济的辅助性工具，转变为掌控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金融活动不再遵循实体经济需求，而是以其特有的运行逻辑和价值取向重塑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美国的金融化最为直观地表现在三个进程中：一是金融业逐渐支配了美国社会的资源分配；二是非金融企业日益深入地参与金融市场运作，并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经营准则；三是普通家庭对金融产品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这三个层面的金融化进程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系统。

既有研究通过提出“金融诅咒”“攫取性金融体系”等概念，概括了金融化的负面影响，本书则集中揭示金融化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机制。第一，金融业资源集中度提升强化了金融精英的政治影响力，形成“政策俘获”效应。金融业的市场影响力愈来愈集中，金融权贵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公共政策日益仰赖私营中介执行，使得金融企业及其精英员工掌握了规模空前的资源。第二，企业金融化弱化了劳资契约关系，灵活用工模式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非金融企业将核心业务和资源转向金融市场，资本与劳动的互相依赖关系弱化，非正式雇佣制度和外包盛行，劳工日益失去他们在企业里的价值和影响力。第三，传统风险共担机制瓦解，风险个体化使家庭被迫依赖金融工具应对生活风险。贫困家庭通常支付最高的利息和费用，富裕家庭则可以动用丰富的资源、利用金融市场的波动获利。

作者特别对比了二战后“共享繁荣”时期的美国社会经济特征：教育水平持续提升、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工会组织有效运作等因素共同促进了相对公平的分配格局。针对金融化导致美国社会极度不平等的困境，作者并不主张重拾往日的金融管制或盲目借鉴他国的政策，而是提出多项建议，例如强化金融监管效能、重塑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导向、建立社会责任导向的评价体系、推动政策执行去金融中介化、构建替代信贷的社会保障网络等。作者还创新性地提出以联邦税收为基础的新型政府证券，希望使民生保障与金融市场风险脱钩。

概言之，金融化既是美国应对领导力危机的自救手段，也是引发系统性反噬的根源。美国通过金融扩张维持表面繁荣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导致不平等和社会矛盾加剧等更严重的问题。尽管作者提出的改革方案为缓解金融化弊端提供了路径，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产业生态衰颓与霸权公信力持续衰落的深层矛盾。历史经验表明，欲破解金融化与霸权衰退的恶性循环，其难度远超理论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