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胡塞武装在红海危机中展现出极强的战略韧性与博弈能力。美军虽在3月发动大规模空袭，摧毁胡塞武装雷达、防空系统及导弹基地，但未能瓦解其军事能力。胡塞武装迅速以导弹和无人机反击美军航母，印证其低成本非对称作战模式对美军高技术武器的有效制衡。然而到了5月画风突变，在阿曼斡旋下，美国与胡塞武装直接达成停火协议：胡塞停止袭击美国船只，但保留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达成今天这番景象、转变为何又如此之快，以及其与中东安全挑战有何关联，我们综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于2023年和2024年对胡塞武装的时局分析以循迹探其堂奥。
核心概要
也门胡塞武装在十年内战中已完成从地方叛军向区域战略力量的蜕变。2022年停火协议虽展现其战术灵活性，但实质是巩固对全国70%-80%领土控制的战略暂停。该组织通过高压统治建立准政府体系，吸纳前政府官员进入官僚系统，却以严苛社会管控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其军事能力已突破“伊朗代理人”框架：通过自主研发无人机、无人艇及导弹技术，形成对沙特、以色列的威慑力，甚至迫使美军航母战斗群调整红海部署。
外部势力干预陷入僵局：沙特十年巨资投入未获政治回报；美国虽推动联合国2216号决议，却因定义模糊未能制约胡塞扩张；拜登政府停止“进攻性”军事支持的承诺，因持续参与沙特封锁而自相矛盾。
胡塞武装的独立性在2024年红海危机中达到顶峰：其与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等构建的跨国袭击网络，使全球航运成本飙升，形成“低成本破坏高价值目标”的新型非对称战争模式，对地区局势造成新型安全威胁。即便特朗普政府重启大规模空袭，仍无法摧毁其武器研发与供应链防护能力。
当前停火协议的本质是多重博弈产物：胡塞通过“美以分离式停火”既避免与美全面对抗，又维持对以色列施压；特朗普政府则需平衡国内右翼强硬诉求与中东战略收缩现实。这种脆弱平衡揭示核心矛盾——胡塞已将也门内战与地区霸权争夺深度绑定，其存续不再依赖伊朗直接控制。国际社会若继续将胡塞简化为“伊朗代理人”，将错失通过也门内部权力重构化解危机的关键路径。
2022年停火协议后及其局限性
2022年4月，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斡旋下，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在持续多年的也门内战中，什叶派分支宰德派胡塞叛军（the Shiite Zaydi Houthi rebels）对该协议的遵守表明，他们似乎发出了准备妥协的信号，考虑接受一项政治解决方案——允许他们控制也门大部分地区，不再执着于完全控制全国。然而，他们并不急于达成最终协议，且该停火协议随时可能破裂。果不其然，也门与沙特在2023年伊始就重燃战火。
自2014年起，胡塞武装开始反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该政府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浪潮后成立的。也门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曾与胡塞武装并肩作战，在2014年与胡塞武装结盟共同对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但双方在权力分配和战略目标上逐渐产生分歧。2017年11月，萨那爆发激烈冲突，萨利赫公开宣布与胡塞武装决裂，转而寻求与政府军合作。当年12月，胡塞武装迅速采取行动，在萨利赫逃离过程中将其截杀。
2022年4月，联合国促成胡塞叛军与也门政府及其盟友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达成停火协议。协议规定开放荷台达港（Hudaydah），以便向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运送燃料、粮食及食品，并开放萨那机场，允许飞往埃及和约旦的商业航班通行。该停火协议在2022年曾两次获得延期，但在10月到期后未再延期。尽管如此，双方仍在很大程度上遵守停火协议，包括继续允许商业航班飞往安曼等其他关联条款。
外部势力角力的多维战场与持续僵局
也门仍然是外部势力角逐的重要战场。什叶派胡塞武装从伊朗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那里获得了全面的军事训练和物资支持。
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和各路反胡塞民兵组织，尽管投入了巨额资金，却始终未能实现任何预期政治目标。2022年4月停火协议生效时，十年前曾被他们亲手扶植上台的临时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Abdu Rabbu Mansour Hadi）便被果断抛弃，随后被软禁在利雅得，其职位由代表沙特、阿联酋各派系的七人政治委员会所取代。阿联酋同样支持反胡塞民兵，尤其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Aden）布局颇深。
2023年初，即乔·拜登（Joe Biden）就任总统两年后，美国在管控也门冲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尚不足以遏制沙特军事行动及其对北部地区封锁所造成的危机与人道主义灾难。拜登入主白宫后不久在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就明确表示，也门战争必须结束。在美国政策传统中，优先推动冲突结束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而拜登政府通过支持联合国主导的和平进程及人道救援协调机制，在推动也门问题政治解决方面业确实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他提名国务院资深外交官、中东事务专家蒂姆·伦德金（Tim Lenderking）出任美国政府也门事务特别代表。更具体地说，拜登承诺停止支持沙特在也门开展的“进攻性”军事行动，但他既未界定何为进攻性军事行动，也未明确其警告是否适用于沙特对也门的封锁。
早在2015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16号决议，要求胡塞武装撤出在也门内战中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首都萨那）、承认现政府合法性、向联合国移交武器，并停止对沙特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然而经过六年战事，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已经结束时，胡塞武装却未能满足其中任何一项条件。拜登政府上台后没有提出要推动制定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来支撑他的和平计划，也未提及该决议系由奥巴马政府刻意支持制定成对叛军不利的情况。
美国海军仍在持续拦截船只，并指控这些船只正从伊朗向叛军走私武器。2021年12月，海军报告称曾截获一艘载有1400支AK-47突击步枪和22.66万发子弹的船只，2023年1月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外界认为，美国已成为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的帮凶。
与胡塞武装共存
胡塞武装虽极端反美，但实际上并未对美国人或美国的核心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相反，沙特发动的战争客观上却为胡塞武装“获取民心”提供了契机，让他们得以扮演卫国斗士的角色——也门这个贫弱小国家与其富裕的邻国作战，而后者背后站着华盛顿和西方大部分国家。黎巴嫩真主党被列为恐怖组织，长期威胁美国人和美国的核心利益，而胡塞武装正是模仿其组织架构和行事风格而发展壮大。停火协议脆弱地维护着平和的局面，随时可能被撕毁，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胡塞武装完全可能演变成另一个真主党，甚至可能会利用伊朗支持的导弹和无人机，恢复对包括利雅得在内的沙特目标的袭击。
美国与也门关系的悲剧已演变为灾难性局面。奥巴马、特朗普连续两任美国总统，曾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打击胡塞武装的致命战争。封锁导致数万也门人丧生，其中包括数千名营养不良的儿童。是时候终结这场悲剧了，拜登政府上台后终于开始尝试终结这场冲突。
即便这场战争能够结束，应对胡塞武装也绝非易事。该组织的反美立场深深镌刻于其意识形态基因之中，加之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更是彻底导致胡塞武装走向激进化的深渊。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支持也门邻国沙特发动的这场战争，使局势雪上加霜。空袭、封锁与人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饥荒，正是美国支持下这场战争的典型特征。
尽管实行高压统治，胡塞武装在也门实际控制区内已建立起一个正常运作的准政府机构体系，并吸纳其他派系代表进入其官僚队伍。“总理”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哈卜图尔（Abdel Aziz bin Habtour）来自也门南部，曾在2014至2015年期间担任前总统哈迪治下的亚丁省省长。“外交部长”希沙姆·谢拉夫（Hisham Sharaf）自2011年起便活跃于多届也门政府。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高官均非胡塞武装成员。目前，也门70%至80%的人口生活在胡塞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
然而，就个人自由而言，胡塞武装推行严苛的管控措施，规定女性外出旅行必须取得男性监护人的书面许可，这再次充分暴露出其效仿伊朗意识形态教条的治理本质。
数十年来，美国与中东地区不少持极端反美立场的国家和组织长期共存。然而，与真主党和伊朗不同的是，胡塞武装尚未在也门境外对美国利益实施过暴力行动。双方虽不可能建立友好关系，但也没有必要发展到激烈对抗的敌对地步，最紧迫的任务是全面解除封锁，向也门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应优先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决议，彻底终止封锁并确保也门人民自由流动的权利。
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代理人的风险
自从胡塞武装2023年12月开始袭击国际商船以来，媒体报道和官方声明均将其定性为伊朗的代理人，这种说法淡化了胡塞武装的实际威胁，也掩盖了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事实上，尽管胡塞武装受益于伊朗的支持，但他们并非伊朗的代理人。严格来说，“代理人”这一概念要求提供支持的一方对代理方具备某种控制手段，而这正是代理人与合作伙伴及盟友的本质区别。然而，伊朗缺乏对胡塞武装的实际控制力，且胡塞武装的行动也并非主要代表伊朗的利益。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胡塞武装已展现出比其他伊朗支持者更加难以预测、更具攻击性的行为特征。
胡塞武装并非某个金字塔式层级化代理架构中的组成部分，而是日益复杂的跨国区域网络中一个独立运作的节点。通过这个网络，他们能够直接与十多个其他组织进行合作，共享专业知识与技能、协调行动，甚至发动联合袭击。这种去中心化的联动体系所制造的混乱呈现指数级扩散，其规模和破坏力远远超出伊朗单方面所能有效控制的范围。正因如此，任何试图通过向伊朗施压或与其接触来解决胡塞威胁的尝试，都注定将徒劳无功。
胡塞武装是独立行动方
2024年7月19日，一架胡塞无人机在特拉维夫（Tel Aviv）撞击目标建筑物后引爆内置爆炸物，导致一名以色列人死亡，并有多人受伤。事后，胡塞武装迅速发表声明称伊朗是事后才获悉此次袭击事件的，以此宣示和维护自身的独立性。胡塞武装始终掌握着决策主导权，甚至多次采取违背伊朗意志和利益的行动。最典型的例子是，2019年胡塞武装单方面宣布与沙特停火，而当时伊朗正试图利用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为提升自主性，胡塞武装一直在努力减少对伊朗武器的依赖：他们从东亚国家获取关键武器零部件，制定独立的武器采购融资机制，并且谋求获得俄罗斯的军事支持。胡塞武装快速精进了无人水面舰艇的作战运用，并于2024年6月份成功击沉一艘希腊运煤船。尽管仍然需要依赖外部零部件，但胡塞武装已显著提升在也门境内制造武器的能力，并通过实战经验积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专业知识——这是伊朗所不具备的。
大多数时候，胡塞武装比伊朗更倾向于采取升级行动，其相对于伊朗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与伊朗相比，胡塞武装受到美国及国际社会施压的影响更小，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承担更大风险。在经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数年的空袭后，胡塞武装已经熟练掌握武器供应链的防空袭保护技术，从而将空袭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正是美英发动的空袭未能对其攻击能力造成实质性削弱的主要原因。
胡塞武装基本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运作之外，因而受国际制裁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伊朗则不得不应对国内动荡和金融制裁双重不利因素带来的经济影响。另一方面，也门人十年来一直面临着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更不幸的是，他们已逐渐适应了胡塞武装在该国长期延续的经济困窘与暴力冲突。
在也门，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常态，而伊朗并非如此。多年来，胡塞武装一直标榜自己为也门抵御外部侵略的唯一捍卫者，而“侵略者”来自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这一宣传说辞依赖于持续的冲突。但在也门内战持续十年后，这一叙事外延扩展将美国也纳入其中。2024年1月20日之后，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最强劲的对手以色列也加入了战局。如此一来，以色列7月对也门发动的报复性打击，胡塞武装似乎得到了“极大的鼓舞”，进而继续升级与以色列的冲突，甚至可能在加沙实现停火后仍然选择激烈对抗。尽管胡塞武装在加沙战争的背景下策划实施了海上和地区跨国袭击，但分析也门局势的专家普遍认为，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主要受其国内需求和地区野心驱使，因此，即便加沙实现停火，这种威胁依然可能会持续存在。
胡塞武装：伊朗支持模式的新典范
外界倾向于将所有受伊朗支持的团体都视为其代理人组织，这或许可以归功于黎巴嫩真主党（Lebanese Hezbollah）在这一领域的领头羊效应。伊朗培养并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成为该地区实力最强悍的代理人组织，将其打造为代理人的典范。然而，这种观点未免太过于片面化了：伊朗对胡塞武装和哈马斯等组织的支持力度与性质，从未接近过其对真主党的投入水平（美国政府评估认为，伊朗每年仍向真主党输送7亿美元资金），且这些组织团体也从未像伊朗和真主党那样在意识形态领域具备高度一致性。基于此，复刻伊朗数十年以来对真主党那种大规模、持续性的战略投入是不切实际的，在现实层面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相反，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则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模式：对与其存在部分意识形态共识、但宗教背景迥异的团体（胡塞武装出身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教派，与在伊朗占主导地位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有很大不同），初期仅进行有限度的投入。随着该组织逐渐展现实力，伊朗随之扩大投资，同时放松对其决策权的直接控制，转而谋求强化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契合度。由于这一模式所需资源及投入远低于传统代理模式，且能与不隶属于十二伊玛目派的组织合作，伊朗便可以在中东和其他地区高效复制并部署该模式。
胡塞武装在协作网络中的战略定位
一些分析人士和官员将伊朗同胡塞武装的袭击联系在一起，这种关联性解读忽视了胡塞武装与其他受伊朗支持的组织团体之间关系的本质。他们形成的协作网络具有去中心化的分散特征，胡塞武装直接与该网络中的多个组织合作，对区域安全构成了一个更强大、更广泛的威胁，伊朗可能参与其中，也可能并未参与。
2024年6月，胡塞武装宣称与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Islamic Resistance of Iraq）联合袭击了以色列海法港（Haifa）。胡塞武装的合作网络可能已经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此类多方协同攻击可能趋于常态化，并显著加剧防御体系应对的难度和复杂性。美国官方披露，胡塞武装向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al-Shabab）提供武器，双方在亚丁湾和阿拉伯海针对商船发动了协同攻击，这些袭击行动进一步推高海运成本，并削弱美国反制此类袭击的效果。实际上，遭受到严重损毁的船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胡塞武装的行动已迫使全球主要航运企业绕开红海航线，转向距离更远、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替代路径，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持续冲击国际航运业。据德路里世界集装箱指数（Drewery WCI）显示，自胡塞武装发动海上袭击以来，全球集装箱航运成本已飙升近四倍。
这种互联互通的协作网络还加速了武器及其技术的扩散。胡塞武装在多年的战斗中磨砺出了专业技能，并尝试改进或改装伊朗武器，成功地将无人机运用到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甚至利用无人艇击沉商船。黎巴嫩真主党在与强邻以色列的对抗中积累了深厚经验，因此，胡塞武装与该类组织的直接接触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在此之后，胡塞武装可能会与中东和非洲的其他组织分享其专长技能和经验，对该地区造成的威胁也将成倍增加。
伊朗并非解决胡塞威胁的灵丹妙药
长期以来，各国都试图通过向伊朗施压或与其接触来解决胡塞武装的威胁。这种方法奏效的前提是，要么伊朗直接控制胡塞武装，要么具备足够强大的影响力说服胡塞武装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但现实是，胡塞武装早已着手降低对伊朗的依赖程度，且伊朗支持的代理网络本身呈现出去中心化的分散特征，即便伊朗愿意切断或停止支持（这种可能性极低），胡塞武装的生存能力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削弱。
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下达成缓和两国关系的《北京协议》。当时，许多分析人士寄望于该协议能助力解决也门冲突并推动实现地区稳定，但这一愿景并未实现。或许，这一有力例证最能说明，将希望寄托于伊朗这一思路本身是存在缺陷的。事实上，在促成沙伊达成协议之时，联合国斡旋的也门停火协议已经实施了一年，该协议持续限制着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大规模袭击。可以这样说，并非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促使沙特缓和了与胡塞武装的冲突，而是也门停火协议为沙特与伊朗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条件。沙特已经意识到，解决胡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德黑兰，而在于萨那。以色列和其他一些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威胁延伸的国家，以及试图通过呼吁德黑兰来改变胡塞武装在红海行动的国家，都尚未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消除胡塞武装的威胁绝非易事。解决这一威胁，要么需要彻底铲除胡塞武装发动破坏性袭击的能力（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以及美英两国发动的有限打击均未能实现这一目标），要么需要改变胡塞武装发动袭击的意图，联合国主导的也门和平进程一直试图通过满足其利益诉求及改善动机来实现这一点。然而，2023年10月7日加沙局势升级，以及胡塞武装与也门其他各方势力之间实力差距悬殊，都使得和平努力更加复杂化。尽管如此，2022年4月的停火协议表明，胡塞武装的动机和立场是可以转变的，促使其放弃继续战争的想法也是可行的。然而，核心挑战在于能否构建一种微妙的战略平衡，既不能简单妥协以免胡塞武装得寸进尺，又不能姿态强硬激化其发动新一轮暴力攻击。
胡塞武装与中东安全挑战的内在关联：非对称博弈与秩序重构
也门胡塞武装的崛起与演变，已成为中东安全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变量。从地方叛军到区域具有自主性的战略力量，其与中东安全挑战的关联性早已突破传统代理人战争框架，形成以“非对称博弈”为核心的新型安全威胁。
技术赋能与战略自主性提升是胡塞武装重塑安全格局的关键。该组织已掌握无人机蜂群战术、高超音速导弹及无人艇攻击能力。2024年红海危机中，胡塞武装利用民用GPS信号干扰技术，将自杀式无人机打击范围扩展至1600公里外以色列腹地，更创下击沉希腊运煤船的纪录。这种“低成本、高破坏”的作战模式，使传统军事强国陷入消耗战泥潭。美英联军2023年发动的“波塞冬弓箭手”行动，虽摧毁荷台达港部分设施，却未能阻断其武器供应链，印证了技术平权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生存韧性。
意识形态网络与跨国联动加剧了安全挑战的复杂性。胡塞武装构建起覆盖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等12个组织的“抵抗轴心”，通过共享加密通信协议与作战经验，形成去中心化威胁网络。2024年6月对以色列海法港的联合袭击，暴露该网络已具备跨战区协同能力。更值得警惕的是，其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技术交流，正推动精确打击能力向非洲之角扩散，使红海-亚丁湾航道面临系统性风险。
地缘政治博弈的杠杆效应进一步放大安全外溢。胡塞武装巧妙利用沙特-伊朗缓和进程，在2023年《北京协议》签署后，反而加大对沙特境内目标的袭击频率。这种“以攻促谈”策略，既避免与伊朗直接捆绑，又迫使地区大国在也门问题上保持政策弹性。对美国而言，胡塞武装已成为测试“中东战略收缩”成效的试金石——2025年特朗普政府虽重启对胡塞导弹基地的打击，却不得不默许其保留对以色列的袭击能力，凸显传统威慑手段的失效。
其存续不再依赖单一外部支持者，而是通过技术扩散、意识形态输出与地缘杠杆操作，将自身嵌入区域安全肌理。要破解这一困局，国际社会需超越“代理人战争”思维，构建包含人道准入、技术管控与区域安全对话的新框架，否则红海航道的硝烟，很有可能会演变为重塑中东秩序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