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外媒4月29日报道，由于欧洲国家军队人手不足、资金不足，欧洲将难以整体部署2.5万名士兵到乌克兰组成“威慑”部队。鉴于俄乌冲突以来的欧洲被动情势，并结合最近南欧多国出现的大面积停电现象，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再一次尝到了战略自主性匮乏的恶果：不仅欧洲各国对内无力自保，作为统一体的欧盟也难以承担其野心勃勃的对外行动。而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内政外交更是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德国政坛自默克尔之后便持续动荡。“交通灯”联盟崩溃之后，新总理默茨虽在北约防务及美国关税方面选择强硬立场，却步履维艰。另一方面，面对以选择党为主的德国极右翼力量的崛起，主流政党手足无措，其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受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德国再次进入历史关键时刻。而德国的国势起落，将深刻影响欧盟的前景和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德国和欧洲的力量强弱也关系着世界多极化的实现方式。

本文作者在德国生活学习十年有余，其间于2020年10月至2025年1月攻读德国科隆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对德国社会政治之变，有长期的在地观察和亲身感知。结合个人观察与理论认知，作者从当代德国的精神基底切入，提出一种分析德国行为的视角：作为一个“去民族化的民族”，当代德国处于“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两种价值认同的紧张关系之中，这构成了德国行为的深层逻辑。依照这一逻辑，作者梳理德国十年巨变的来龙去脉，分析两条路线的结构性矛盾，解释欧美关系的实质，并展望未来一个时期中德、中欧的合作前景。作者认为，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德国和欧洲，其战略自主性始终存在一定上限。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利用大西洋两岸博弈的战略窗口期，中德务实合作有望迎来新的机遇。

对于中国而言，当代德国及欧洲的种种困境，尤其是价值观偏激和自主性匮乏所引发的恶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警示。本文基于作者留德见闻及思考书写而成，由平衡学会原创首发。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此转发，供读者思考，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2025年4月9日，正值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宣布新一届政府组阁成功，以“大西洋主义者”著称的基民盟主席默茨将出任德国总理，而就在同一天，Ipsos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以25%支持率首次成为德国民众支持率最高的政党。德国民众错付了德国精英，而大西洋主义的政治精英错付了大西洋对岸的新主人。自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身陷困境，经济几经波折，实际GDP对比2019年几乎停滞。

从公开报道看，一系列内外问题把德国拖入了泥潭：政治上的左右翼极化严重，政府部门官僚主义盛行，行政效率低下；经济方面，德国新兴产业落伍，产业发展受制于能源高成本，基础设施日渐陈旧但无力翻新；社会文化层面的共识逐渐瓦解，传统基督教文化受到后现代和外来移民的双重威胁，“白左”社会运动盛行，冲击传统道德观念，而大量移民带来治安问题，普通民众不堪其扰。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事实，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因为身处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我们才能最直接地感受东升西落带来的划时代意义。十年前，我以交流生的身份第一次前往德国特里尔，这是马克思的故乡。这个仅十万人口的边陲小镇，有便利的公交和铁路，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学校、医院，这颇为符合曾经中国人对德国发达社会的想象。十年来，德国发展放缓，外部环境却经历巨变。对比中德两国的社会变化，差距尤其明显，曾经我们对德国的刻板印象是“严谨、守时、精细、高质量”，但近年到访过德国的人，多半能感受到中国社会的运行效率、新技术应用、便捷程度甚至物质丰富程度都超过了德国。观察者对德国社会的印象，并不等于德国民众自己的感知。多数德国民众很少了解、也不甚关心远在东方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对他们而言，德国仍是原来那个德国，工作仍然是以前的工作，但人们又真实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通胀压力、失业威胁以及一个个莫名危机的缓慢迫近。世界变化太快，而德国止步不前，甚至缓慢衰老。

如今在中文互联网上，2013年提出的德国“工业4.0”愿景被调侃为“工业0.4”甚至“工业404”。我们固然不能娱乐化地看待德国的危机，德国国势起落为我们观察百年变局提供了一个独特案例。我无法对德国社会问题和产业结构变迁作更细致的技术分析，只能尝试从德国的政治观念上整理出一些线索。对于德国的政治现状，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德国政治精英热衷炒作环保、人权、多元化、民主等“白左”议题，而民众的急难愁盼都在柴米油盐上，精英与民众之间产生了深刻裂痕，德国的精英们似乎很难回应民众对危机的关切。而这是当代德国精神的性质决定的。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的开头，描述了德国当代精神的基本面貌：“如果能给独特的德国意识形态下定义的话，可以说它包括了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对立、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对立、文化与文明的对立以及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对立。”且不论这一表述是否概括了德国当代精神的全貌，但他指出了关键：在政治观念领域，德国思想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来思考世界和自身。不论18世纪以来的德国哲学，还是日常生活语言，这一特点贯穿其中。

在德意志民族的自我认同与政治理念中，最重要的一组对立是民族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对立。从历史上看，德意志民族的自我认同数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以至于其表现形式越来越激进。民族主义是以民族的自然特征为政治认同的基础，这并不陌生；而以某种形式的普世理念作为一具体民族的政治认同方式，就颇为独特。德国或者德意志民族至少曾经三次将民族的自我认同诉诸于某种普遍主义：

（1）公元1180年起，日耳曼人称自己的王国为“神圣罗马帝国”，尽管从疆域上看，神圣罗马帝国远不如罗马帝国，只比今天的德国大得有限。但君主们追求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他们攀附于罗马教会的权威，把自己的帝国擢升为一个庇护着文明世界的“普世帝国”。

（2）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的启蒙思想与共和理念在柏林和柯尼斯堡转化成为德意志民族时代精神。康德把“永久和平论”置于自由共和的理念上，设想了一个超越民族国界的世界公民社会；在费希特和黑格尔那里，德意志民族和文化成了自由精神的担纲者、世界历史的高等阶段，甚至试图在精神上把法国人踩在脚下。

（3）二战之后，鉴于那段罄竹难书的历史，联邦德国着力清算政治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在美国的影响下，德国意识形态再次倒向了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联邦德国的政治认同：在政治上树立自由民主和规范性权力的神话，在文化上拥抱新自由主义。

可以看到，每当德国精神诉诸于某种普世性，其表象形式一次比一次激进。当代德国的政治话语中，政治上的德意志具有负面含义，德意志属性与世界公民属性是对立的，世界的应当是反民族的。当然，“世界”在这里的含义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世界”。而另一面，不论德国精神以何种方式诉诸普世主义，其动机始终具有民族性，它产生于落后、弱小的民族或者“非正常国家”面对更强大、更文明的外部世界时产生的应激反应，它要求受到文明世界的认同和接纳。而占有普世主义话语是向着文明世界自我擢升的必要步骤，这是欧洲式的“华夷之辨”，也是一种“入关学”。

以普世主义为面向的德国精神，其基底仍然是民族性的，尽管它可能采取极端的“反民族”或者“超民族”姿态作为其表象形式。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德国诸多政治社会现象至关重要。

建立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上的欧洲民族国家，其政治精神中必然有普世主义的一面。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共和理念是急剧扩张性的普世价值，拿破仑试图通过武力向东边的君主国家推广这一普世理念。英国人在19世纪提出著名的“世界岛”地缘政治理论，其底色仍然要求“先进文明的自由世界”对“落后野蛮的专制帝国”进行全球围堵。但一切普遍主义始终是某种特殊性的普遍主义：法国与英国在推动其政治价值观扩张的同时并不讳言法国和英国自身的民族利益。但战后的德国绝非如此，联邦德国的政治理念呈现出反民族的、反德意志的特征。

西德战后致力于彻底清除国社党的遗毒，在西德人看来，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根源主要是极权主义政治和过度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清算法西斯主义的任务就转化为：

（1）政治上推行自由民主制，通过规范法学构建去人格化的国家权力，或称“规范性权力”；

（2）文化上压制民族主义情绪，包括遏制德意志民族意识，在内政外交上打击反犹主义。

这构成了德国政治、社会、文化和学术等主流话语中的基本共识和高压线。德国公民首先应当是世界公民，而爱国主义则是动机可疑的，甚至德国国旗也被视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以至于德国民众往往只在体育比赛上举国旗。德国选择党主要主张本国利益优先，即使在多数西方国家，这也无非是偏右的民族立场，但选择党在德国被归为“极右”，招致主流政党的联合围堵和宪法保卫局的监控限制。

相比之下，战后的东德并没有因为清除纳粹思想而大力推动“去民族化”，但东德作为冷战战败方被西德吞并，并没有留下政治观念的遗产。如今东西德地区在经济上仍然差距明显，而两者政治观念的差异已经转化为一股暗流，每当进行选举就会浮现出来。2025年初德国大选，民调显示，德国西部主要支持“民主价值观”的联盟党，德国东部的传统左翼地区却主要支持“极右翼”选择党，而两党的票仓在地图上正好沿着曾经东西德的分界线撕裂开来。头上的墙倒了，心里的墙还在。

在此无法评价联邦德国这一转型方式在什么程度上清算了法西斯主义，其实际结果是，联邦德国的国家认同不得不抽离民族历史的语境，建立在抽象的人权价值观上。西德前首都波恩有一座重要的历史博物馆，它是德国官方对自身历史的展示和定位，博物馆入口写着一行标语：Our History, Germany since 1945（我们的历史：1945年以来的德国）。这表明当代德国必须跟1933-1945年甚至1933年之前的政治史切割，历史与传统在德国政治话语中并非特别光彩的事情，不足以支撑当代国家认同。翻开《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写着：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可见，是抽象的人权价值观构筑了当代德国合法性，一方面它是对1933-1945年极权政治的矫枉，另一方面，它又带有明显的非历史特征（将它对比新中国《宪法》的序言，差别尤为明显）。1807年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把哲学理念视作德意志民族的存在本性：谁信仰精神、自由与进步，谁就是我们的民族。当代德国应该对此不陌生。

1951年4月18日，法、意、比、荷、卢和西德六国签署《欧洲煤钢联营条约》，这是形成欧盟雏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欧盟的合作最初从经济领域开始，时至今日，在不少边缘成员国看来，经济领域合作仍是欧盟最重要的功能。人们通常认为，欧盟是个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同盟，然而欧盟实质性推进政治整合是2000年之后的事。2004年各成员国签署了《欧盟宪法》，从法律上奠定了欧盟的基本政治理念，但随后法国和荷兰通过公投否决该协议；2007年，修改后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获得多数国家支持，不过波兰仍然保留了退出权。相比之下，德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界对欧盟的政治整合要积极得多。客观来说，任何多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理念都会包含普遍主义的维度，这有利于各族和平与友好往来，欧盟同样如此。《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的开头写着：

“欧盟深知其精神和道德传承，以人类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等不可分割的普世价值为基础；以民主和法治原则为基础。”

这仍然反映了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对比德国基本法的开头，可见欧盟与德国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共振：德国基本法回避了“德国性”，欧洲宪法回避了“欧洲性”。二者都把抽象的“人类尊严”置于政治合法性之首，并且通过自由民主制的“规范性权力”来落实人权价值。德国与欧盟之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共鸣，原因在于不论德国和欧盟，都无法通过历史传统确立政治合法性。德国的历史劣迹斑斑，而欧洲的历史是欧洲人的两千年内战史，讲历史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于是只能讲抽象，只能在“自由民主人权”上寻找共识。不少东欧南欧国家积极参与欧盟经济合作，国内意识形态却偏向保守，而在欧洲各大国中，德国在给欧盟上价值这件事上有极大兴趣。

哈贝马斯的欧盟理念具有代表性，在他看来，欧盟价值观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实现，只有在民主社会中，个体才拥有自由和自主；欧盟政治机制的意义在于它是200年前康德“永久和平论”的试验平台，欧盟是超越了主权国家的高级民主，它证明了民主社会都是热爱和平的（这一点非常可疑）；在将来，欧洲价值观还应当致力于消除全世界一切国家的政治性，实现一个贯彻人权价值的世界公民社会。哈贝马斯这一构想的前提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欧盟的政治理念是“非欧洲的”，是一套抽象的道德说教；而另一方面，这一理念的底色仍是欧洲启蒙思想，启蒙思想的哲学化、普遍化，这是西欧、尤其是德国的思想偏执。

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构成了德国乃至欧盟的核心利益。为了维持政治合法性，德国需要不断巩固政治价值观的优势地位，就要不断辩经，不断在外交上高举人权大旗，对他国指手画脚以至咄咄逼人。事实上德国乃至欧盟并没有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投送力量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之所以它仍然执着于价值观外交，根本上是出于其内生动力，是其政治合法性所在。中国人经常对德国政客的普世价值说教感到厌烦，但要意识到，德国人的普世价值说教并不是真正讲给东方人听的。只有回到德国和欧盟的历史语境，才能理解这一普世价值观的实际意义。维护普世价值观关系到德国的核心利益，有利于德国重塑自身形象，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把德国与欧盟的政治理念衔接起来，德国获得了对欧洲进行经济整合的思想资源。欧洲国家在历史上几乎都是民族国家，而二战后的西欧经济秩序是一个多民族秩序共存与合作的新任务，区域整合必然要求一种普遍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冷战背景下，自由主义是唯一的思想资源。

1950年代德国为扩大劳动力启动了“客工计划”，数以百万计土耳其人定居德国；两德统一后，德国主动或被动地多次接收巴尔干、中东、非洲和东欧难民。现今德国以8300万人稳居欧洲人口第一大国，其中有20%人口具有直接的移民背景。德国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多元、开放，为各种身份的移民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而这一普世价值又尤其强调个体性，有力促进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背景的移民脱离各自的宗教组织，促进妇女脱离传统家庭秩序参与社会分工劳动。在这一系列政治保障下，移民为德国提供了充足劳动力，有力支撑了德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

在经济繁荣的时代，多元民族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可以忍受的。各种背景的移民各安其分，而普世主义理念不仅压制德意志民族情绪，也压制了移民的族群意识（土耳其人在德国的政治组织始终受到德国政府的严密监管）。当代德国的开放和世俗化的社会，其底色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但只要移民享受经济繁荣的同时接受这一秩序，基督教社会的基本面并没有像今天那样受到挑战。德国的经济繁荣吸引周边国家高素质劳工，高素质劳工推动经济繁荣，这形成了正向循环，而欧盟的后发国家则沦为德国的人才和原材料供应地，以及利润来源地。

由此，德国成功地树立了欧洲火车头的形象，是环地中海区域开放、包容、繁华的现代化中心。冷战末期的希腊电影《雾中风景》中，西德是两个希腊孤儿心中的天堂，这可以代表东欧南欧几代人眼里的德国形象。可见，在普世价值的大旗下，德国仍然有自己的算盘，它在欧洲整合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自己稳稳处于中心地位。德国通过自身“去德国化”，让欧洲再次“德国化”。

自默克尔退任、尤其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迅速暴露出危机。人们能明显看到德国上层精英与底层大众的撕裂：一边是越来越大的通胀和失业压力、收入购买力下降，移民造成的社会问题让底层苦不堪言；另一边则是政客重金援乌，破坏对华经贸合作，高调炒作环保、性多元化、大麻合法化等等议题。一时间，德国政治让人疑惑：似乎德国领导人并不明白德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然而当代德国政治理念本身就有“去民族化”倾向，对这种普世主义政治哲学而言，“国家利益”才是陌生的东西。谁真正相信了这套说教，谁就不可能保持超越意识形态的政治判断力。在选举体制下，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尤为重要，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不能任由意识形态的好恶来决策，必须以务实和审慎的精神来遏制意识形态的激进倾向。前任西德领导人和东德出身的默克尔大多在政治上保持了审慎态度，德国能够整合欧洲经济，务实精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默克尔顶住压力签订明斯克协议，稳住俄罗斯，获得了廉价能源；同时抛开意识形态分歧，积极与中国发展经贸。在默克尔卸任时，她为德国争取到了四面逢源的国际地位：军事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能源靠俄国、劳力靠东欧。尽管时常有人批评默克尔大批开放移民、过早放弃核电、产业升级缓慢，但她在重大战略问题上都做出了正确选择，这在选举体制下很不容易。

2021年上台的红黄绿政府是德国第一代在新自由主义氛围下成长起来的领导层。对审慎的政治家而言，意识形态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意识形态会产生上头的效果。红绿灯政府中的绿党外长贝尔伯克是其中的代表，她贯彻“价值观外交”，引发大量争议。2022年9月贝尔伯克在布拉格公开说：“我们会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不管德国的选民们会怎么想。”2023年6月贝尔伯克访问巴西，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巴西人“竟然对乌克兰的危机不管不问，只关心自己的油盐柴米”。这类言论往往让人大为诧异，但在德国仍有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学生和白领支持绿党的政策。如果缺乏务实精神，治国理政就会简化为“捍卫民主价值观”，其政治思维固化在民主-专制、自由-威权这些抽象概念上。

在外交上，红绿灯政府完全背弃了默克尔的谨慎路线，一边支持乌克兰军事挑衅俄罗斯，导致能源供给中断，一边屡屡对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出言不逊。在德国红绿灯政府任期内，中法的政治经济合作一度达到高峰，而中德政治往来明显遇冷。经济下行和产业转移逐渐侵蚀德国的欧洲经济体系，朔尔茨政府却积极跟随美国民主党炒作各种“白左”议题，实际上这些议题对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关系甚小；而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朔尔茨政府在犹犹豫豫的调查中一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结果。红黄绿政府在外交上以意识形态挂帅，加之内部意见分裂、政出多门，默克尔16年来留下的四方保障，在四年时间内迅速被干瘸了三条腿。

德国经济下行使得多元族群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自由开放的普世价值不再是强势的社会共识，此前被压制的各种民族情绪接连冒头：一边是强调德国本土属性的选择党强势崛起，另一边是移民造成的恶性犯罪数量上升。德国的基督教文化似乎并没有那么吸引人，上世纪的土耳其移民努力尝试融入德国社会，而近年前往德国的移民则愈发明显地开始文化抱团，他们并没有主动拥抱欧洲文化，反而利用文化宽容政策，在德国组建自己的文化社区和聚集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语言信仰甚至宗教组织，不断抱团做大，给基督教社会造成极大困扰。德国政府耗费巨额开支安顿难民，使之融入德国社会，在2024年开支削减之后，每个难民仍有7500欧元的财政预算。这些钱完全来自德国纳税人，但融入政策收效不如人意，甚至有大量难民坐吃福利，让本国纳税人怨声载道。

难民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从局势上看，中东难民潮延续之时，2021年美国撤军阿富汗，叠加2022年乌克兰危机，使得大量难民涌入欧洲；从政策上看，朔尔茨政府总体偏左翼，而传统左翼（SPD，绿党，左翼党）都支持更开放的难民政策，其中以绿党为甚，绿党甚至推动德国政府主动派包机去阿富汗接难民；从行政管理上看，德国行政部门效率低下，怠于筛查和驱逐非法逗留人员，无法防治移民治安事件，融入政策难有成效，甚至申请庇护的难民，其庇护决定程序长达9个月，客观上造成了大量非法滞留和治安乱象。德国接纳难民的初衷，既为了扩大劳动人口，也为了维护“人权卫士”的政治形象。但德国底层民众对难民问题强烈抱怨，民众需要的是社会安定、收入提高、保护公民福利、文化环境免受后现代和移民文化冲击。在底层民众看来，移民没有注入强大的经济动力，政治精英的价值观口号又离他们太远。此时“极右翼”选择党主张保护本国政治文化利益，收获大量民意。

以选择党为代表的欧洲新右翼并非传统语境中的“右”，既不是工人运动的自由派右翼，也不是大革命语境下的保守派右翼，新右翼的对立面是普世价值、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是“白左”。“白左”是难民问题的肇事者，也是选择党崛起的最主要因素，每当难民问题加重一分，选择党的支持率就上升一分。中国观察者对选择党的印象主要来自于选择党的联邦议会主席魏德尔，魏德尔在议会上的发言听上去稳健中肯，在一众“白左”德国政客中略显正常，不少中国看客对此颇有好感。但应注意到，魏德尔其实是选择党参与议会游戏、面对媒体大众的展示窗口，她的立场必然相对温和，而党内其他成员的情况则复杂得多。而选择党的要员、图林根州负责人比约恩·霍克是争议最大的一位，此公是不加掩饰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把德国的历史反省视作一种自我羞辱，强力主张解散欧盟，甚至多次在公开集会上喊出明显带有纳粹色彩的口号（Alle für Deutschland“一切为了德意志”），而2024年9月霍克领导选择党在图林根州选举中首次成为第一大党，引起主流政党的高度警觉。纵然魏德尔面相温和，但选择党实际并非善主。选择党的崛起代表了德国民族情绪的复兴，而对于正在失去民心的新自由主义精英而言，选择党预示了一场真正的危机。

2024年右翼的民意一路走高，为了应对民意右倾，德国主流政党针对难民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24年朔尔茨政府因财政紧张缩减了难民预算；在8月一起移民刑事案件后，9月社民党控制的部门下令管制德国所有边境。2025年大选之前，基民盟在议会提出“五点计划”方案，要求加大执法力度、加强难民管控和遣返措施，这一举动显然是为了从执政联盟和选择党两头抢选票；在今年2月联盟党胜选之后，新政府联盟随即宣布继续延长边境管制半年。显然，主流政党的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狙击选择党的攻势，但其效果仍有待观察：首先，只要地缘政治冲突不结束，难民涌入的客观压力就始终存在；其次，德国行政部门的高成本低效率长期以来拖累了社会治理，公务员队伍需要自上而下的强力整顿，这不是执政党改换政策就可以简单做到的；另外，包括欧洲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都对难民问题有管辖权，德国政府的强硬政策经常会受到违宪审查的掣肘，以致无法严格执法。

这里面最关键的矛盾在于：一方面，以选择党为代表的欧洲右翼强调本国利益优先，它们质疑欧洲的开放多元和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出于现实利益，德国和欧盟精英绝不会轻易放弃新自由主义及其人权价值观，因为欧盟的经济整合发展建立在欧洲的跨国和地区合作基础上，资源、人才和资金等要素在此高度流通，新自由主义和人权价值观为之提供了政治前提。中左翼政治精英不可能因为对难民社会问题的抱怨，就轻易降下经年累月树立起来的人权卫士的大旗。如果不得不从自由民主开放的普世价值收缩到“国家主义”，那意味着德国耗时几十年打造的德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体系，将面临根本的合法性危机。在欧洲这片民族冲突延续至今的土地上，如果没有一种普遍主义理念，欧洲数十年经营留下的族群问题会如何解决，人们难以想象。

什么样的欧洲是美国需要的欧洲？从总体上看，美国有一种传统的欧洲战略，自冷战一直延续至后冷战时期，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根本转变：欧洲必须是美国盟友，且维持适度的一体化。作为对苏俄的战略缓冲区，欧洲既不能天下大乱，否则会给苏俄留下渔翁之利的机会，还会把美国卷入其中；但欧洲又不能实现政治一体化，否则美国就是多余的，不再有离岸平衡的空间。这一战略与英国历史上的离岸平衡一致，美俄博弈仍然是麦金德“世界岛”理论的延续，欧洲对乌克兰危机的理解并没有超越麦金德。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在欧洲仍然被广泛视为“民主世界对专制世界的全球围堵”，普京的俄罗斯只要存在，就是对欧洲民主国家的安全威胁。麦金德的陆权论产生于19世纪英国与俄国战略对抗的需要，为英国的全球利益涂上“自由民主”的价值。美国人不一定相信真正麦金德陆权论的“民主理想”，重要的是让欧洲人相信它。

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影响主要有两个抓手：意识形态和北约军事同盟。“价值观同盟”是过去四年在欧洲外交中频繁出现的词，这说明德国乃至欧盟并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选择盟友，其准绳在于认不认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由”的美国“天经地义”成为欧洲的“盟友”，美国能给“盟友”设置议题，左右其重大政治决策。欧洲总体上对北约美国驻军持积极态度，并不视之为主权丧失，这与我们不同。美国驻军为所在国省下了国防开支，这笔钱可以用于国内经济投资，更重要的是，美军接管欧洲防务客观上防止了欧洲国家军备竞赛甚至擦枪走火，构筑了欧盟和平和一体化的根本保障。必须承认，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政治勇气追求完全的主权独立性。通过意识形态和安全防务上的捆绑，美国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主导欧洲，这既是病态，也是常态。美国的传统欧洲战略对欧洲并没有存亡威胁，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新自由主义精英乐于接受这一半附庸状态的“大西洋主义”。

2025年白宫易主，特朗普二进宫使得大西洋主义的问题复杂化。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上闭关自守，严厉抨击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反感北约机制，绕过欧盟直接与俄罗斯谈判。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似乎准备亲手拆散这个大西洋联盟，这深深刺痛了美国民主党的欧洲盟友。欧洲各国保守力量开始兴起，它们更多考虑本土利益，反对欧盟出于意识形态理由紧随美国，反对与俄罗斯和中国交恶。保守力量的兴起甚至联合，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保守化的反应。经济协作机制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两个因素：（1）经济合作能不断做大蛋糕，源源不断的利益增量可以盖过各成员之间的存量分配不平等；（2）存在一个足够强大的中央权威，维持联盟不至于崩解。牢不可破的经济联盟，二者必居其一。欧洲的协商机制无法创造第二项，而第一项正在流失。在欧洲保守力量看来，如果追随美国立场没有利益，就应当优先捍卫欧洲利益；如果追随欧盟立场没有利益，就应当优先捍卫本国利益。尽管反对经济大锅饭意味着放弃更大的机遇，但是能保住自己的蛋糕不被其他人分走。这是欧洲保守力量的联合基础：人人都觉得自己吃亏，于是人人都反对大锅饭。

与经济闭关自守相协同的是欧洲的军事自主化。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上月宣布了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军费开支一路飙升至超过GDP的2%，德国日前还计划设立4000亿欧元基金用于重整军备，尽管以德国政府的执行效率，这笔经费能否实现军改目标非常可疑，但它释放了欧洲重新武装的强烈信号。年近百岁的哈贝马斯近日对特朗普问题撰文，一边呼吁欧洲必须加强军事自主性，一边又批评任何绕过欧洲一体化的再军事化企图。显然，对欧洲来说这是个敏感话题。特朗普自2016年以来多次表达对北约机制表达不满，他认为北约是欧洲“盟友”薅美国羊毛的不平等条约。尽管从各方面看，目前美国退出北约的可能性极小，但它已经成为欧洲人不得不考虑的一种极端情况。

欧盟成立以来，德国能够对欧洲进行经济整合的一个前提，是德国不能（再次）对欧洲进行军事整合。1955年5月5日，联邦德国结束占领状态并“恢复主权”，四天之后即加入北约，迄今境内仍保留着欧洲数量最多的美军基地。北约的意义不止在于阻挡苏俄和南斯拉夫军事集团，它还是欧洲和平与一体化的压舱石。历史有一种吊诡的相似，当代欧洲的统一性并不在欧洲，而在美国，正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统一性不在日耳曼地区，而在罗马。

欧洲大陆自古以来难以形成内生而且强大的整合力量，几次建立在武力征服上的大一统最终都是短暂脆弱的，如罗马帝国、拿破仑乃至希特勒。民族矛盾始终是破坏欧洲大一统的祸首，历史上建立在军力均势上的脆弱和平只是退而求其次的策略。

时至今日，在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之外，欧洲国家仍然难以找到政治上的共同语言。德国尽管已经武备废弛，但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前科，邻国对德国始终疑心重重。法国既是欧洲强国，也是西欧拉丁天主教国家的领头羊，对北约持抵触立场，在欧盟内部与德国一直暗中竞争。波兰的“三海倡议”试图打造一个德国和白、乌之间、北起波罗的海三国、南至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中欧军事同盟，这一倡议甚至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资金武器援助。此外，欧洲还会一如既往地面对英国这个离岸平衡手，欧洲的整合就是英国的灾难。2022年3月和2025年2月两次乌克兰和平谈判期间，英国两次带头军援乌克兰，企图破坏和平进程。如果将来会出现一个既没有美国、也没有一体化的武装欧洲，那么欧洲人很可能会发现，他们真正的军事威胁根本不是俄罗斯。今天的北约仍然留在欧洲，它一方面剥夺了欧洲战略自主的前途，另一方面又为欧洲的统一与和平注入了根本的稳定性。这一悖论似乎预示着，在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中，无法完成自我整合的欧洲注定是一个破碎的边缘地带。冷战结束以后30年的欧盟，可能就是欧洲的历史最佳状态。

在欧洲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是无法绕开的。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其中从三个维度把中国定位为：利益平衡的谈判对象、经济和领先技术的竞争者、政治制度的竞争对手。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欧洲长期以自由贸易立场积极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中国被视为欧盟的廉价商品供应地和利润来源地。伴随中国产业升级，这一定位难以持续，2016年欧盟逐渐从自由贸易立场转为市场保护，宣布不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近年欧洲在对华战略上强调了“对手”的定位，展现出越来越强的对抗性。在此背景下，德国开始宣扬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去风险化”，中德经济合作遭遇暗礁。

从大势上看，中德关系逐渐遇冷。德国就此以各种理由指责中国，但导致这一变迁的最重要因素，是近15年以来中德国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德国早在在十多年前布局未来产业，包括新制造业理念、清洁能源产业、新能源车等等，然而这些布局并未能如期兑现，甚至错过了发展窗口，其中有各种原因，但主要问题在德国自身：债务刹车机制使政府负债率过低，无法有效投资新产业；党派斗争与轮替导致政策大幅摇摆；人工和能源成本高企，环保政策过于激进；政府严重的官僚主义拖累社会效率；部分企业安于现状丧失创新动力；而欧洲多语言的先天短板又让德国错失了互联网革命。中国在做大筑牢中低端制造业基本盘的同时，又在产业升级中越来越多地分享到高端制造业的蛋糕，身处危机中的德国不可避免地把矛头指向东方。

在看待中国的问题上，德国的政界、民众与商界各自的态度不同。德国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界仍然深刻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信条，自由民主制是一种优越政治制度，它不仅可以带来经济繁荣，还可以打赢冷战。意识形态的因素总是频繁影响中德经济往来，可以看到，即使是经济领域的矛盾，德国政府也常用政治上的理由来横加指责，这为解决问题增加了无谓的困难。从政治光谱上看，绿党对华的政治攻击最激烈，基民盟和社民党倾向于兼顾经济务实合作与政治价值观对抗。默克尔执政时期在对华立场上高度务实，深化了中德友好，但默克尔在基民盟内是强势领导人，且卸任以来世界局势剧变，新的红黑政府是否会重拾默克尔的对华立场，还有待检验。可以认为，德国执政政府不可能放下“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说教来和中国打交道。

对于德国多数民众，由于受到西方媒体阵营的信息管控，日常获得关于中国的信息极少，这与中国的实际体量和快速发展相比反差过大，令人咋舌。这些涉华信息几乎都充斥冷战思维，反复炒作敏感话题，威胁论与崩溃论参半，“闭环赢学”盛行。德国不少民众至今仍广泛相信有关中国的各种谎言，诸如“社会信用分”，这显然是类比德国SCHUFA社会信用分的恶意揣测。德国民众总体上以“民主政治”的优越感来俯视中国，同时又夹杂着蔑视与恐惧的复杂情绪。即使与一众欧盟国家相比，德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极其消极，其中非理性因素很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往积极的一面看，最近兴起的社交媒体交流和游客免签可能会在德国社会缓慢重塑中国形象。

德国工商界可能是与中国关系最紧密的群体，中德合作主要在经济层面，过去很长时间中具有互补性。长期以来，中国是德国廉价工业品的来源地，即使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通货膨胀高企的时期，中国以充足的供应能力保障了德国工业消费品的行情稳定；另一方面，德国持有先进工业技术，而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给德国企业带来大量订单、岗位和利润。这一局面近来出现变化，一方面中国的产业进步开始冲击德国传统优势产业，中德产业逐渐从合作走入竞争状态，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技术快速迭代更新，德国企业也需要在与中国同行的竞争中积累技术，向上攀爬。2023年宝马大中华区负责人在上海车展表态称“宝马家在中国”，这并非全是奉承。因此尽管中德产业有竞争，但始终有合作基础。

德国售卖的日用工业品经常玩一种文字游戏，在英法德文说明书上大都会写着“Made for Germany”，翻开波兰、匈牙利、土耳其语这类小语种页面，就会看到“Made in China”。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德国对华态度的复杂性。中德合作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经济层面，而合作水平取决于：（1）德国产业界与中国的互补性，以及基于此的合作意愿；（2）基于此前提，德国政府领导人能在什么程度上压制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冲动。中德合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以经济为纽带和压舱石，坏处是它不能直接触及民心，改变民众、知识界与政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好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国力对比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中德经济合作呈现复杂态势，汽车产业是一个缩影。2020年末，中国与欧盟达成中欧投资协定，但2021年美国民主党上台，随即高强度炒作涉华负面议题，欧盟以此为借口无限期搁置中欧投资协定。按照协定，部分德国车企在中国的投资不再受持股比例限制，但其愿景就此落空。2024年10月，欧盟以“不公平竞争”为由，对中国电车加征了17%至35%不等的关税。法国是这一动议的发起国，而德国则态度微妙，既担心中国发起反制伤及德国企业，同时又乐于看到中国竞争者受到打压。德法矛盾是其中的重要机理，德法之间分歧加大或者弥合，将会对中国电车在欧洲市场的境遇产生影响。

2024年底，欧洲电车电池的龙头企业、“全村的希望”Northvolt宣布进入破产程序，一度引发热议。事实证明，欧盟并没有能力建立自主可控的电车整车产业链，德国车企的电池仍然依赖中国和韩国。中国电车行业筑牢了上游供应链，实现低成本制造，进一步向网联化和智能化攀升。德国车企并非只有中国一个竞争对手，在可见的未来，德国车企想要实现电车升级转型，则必须依靠对华合作。

4月初，在特朗普政府关税战的要挟下，欧盟一边组织对美关税反击，一边对华软化态度。4月11日路透社报道，欧盟与中国开始协商，准备以“最低价格”替代关税方案，有条件向中国电动车车企开放欧洲市场。欧盟此举既考虑到拉拢中国稳定市场，也可能意图借此打击特斯拉，给特朗普上眼药。可见，在电车进入欧盟市场的问题上，美国政策变化、欧盟内部矛盾、欧洲自身危机共同构成了交错的外部变量。在特朗普关税政策推动欧盟立场一体化、德国政府换届、德国车企转型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欧盟政府、德国政府和德国企业都可能采取更有利于中国的立场。尽管电车合作可能会面临诸多要求，比如股权转让、技术转让或在地建厂等等，但目前已经迈出了协商的第一步。

尽管长期以来，欧盟和德国以各种政治理由攻击中国，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政治理念差异向欧洲关闭市场，也没有切断经贸合作。中德关系的基本逻辑在于，中国与欧洲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害关系，而德国喜欢絮叨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是出于政治合法性的内生动力，甚至属于内部选举语言。当下中欧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反对特朗普扰乱平等开放的世界秩序，这是近几年来中德关系转暖的契机和窗口期。如果德国新的执政联盟能够压制国内意识形态的非理性冲动，使之无法干预中德合作的重大议程，那么至少未来四年会成果可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是最大的自变量。以中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的崛起是西方变局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重塑了既有的生产体系，迅速实现产业升级，通过市场竞争分享了德国传统优势产业的蛋糕，德国乃至欧洲的危机逐渐暴露出来。在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全球分工体系上、依靠高附加值产业过上中产生活的西方“黄金十亿人”，在全球南方崛起的大背景下无法继续其生活方式，这是西方危机感的真正来源。

从长远来看，欧盟的整体战略始终是大西洋主义的，德国仍然是美国尤其是美国民主党的盟友。欧盟与美国的联盟基础在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并不基于实际利益，只要大西洋西岸愿意接过橄榄枝，那么就无法指望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从中国地缘政治利益出发，欧盟应当是一个有内生矛盾和危机、又不至于解体的组织，这一点与美国的传统欧洲战略相似：利用欧盟内部矛盾可以借助边缘国家分化欧盟亲美力量，而欧盟的一体性能够制止世界岛中心大国的军事冒险冲动，有利于稳定中俄关系。欧盟自身无法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但欧盟的存在本身客观上会促成世界多极化。而德国需要决定，自己在其中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是带头搞对抗，在日趋复杂的内外危机中一蹶不振？还是选择对华务实合作，靠携手发展重塑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在东升西落的大势下，可能下一个五年或十年，中德关系的主动权将属于东方。

*文章转自平衡学会，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