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4月26日，美国与伊朗代表团在阿曼举行第三轮间接谈判，双方在核问题诉求上陷入僵局。同一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港口发生大爆炸，造成严重伤亡。此前一天特朗普通过美国《时代》周刊表示，美伊两国有望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新协议，但仍保留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选项。这一言论被美国好战人士贴上“克制主义”标签，认为特朗普及其内阁是“以妥协换和平”的“投降派”。对此，曾担任小布什政府时期国防部要员、现美国哈德逊智库中东和平与安全中心主任迈克尔·多兰（Michael Doran）有不同意见。 

多兰认为“克制主义”作为一种主张通过与俄罗斯、伊朗达成协议以稳定局势、减少美国在中东介入的跨党派思潮，本质上是对地缘现实的误判，其核心矛盾在于忽视伊朗自1979年以来试图将美国逐出中东的明确目标，反而将以色列视为冲突根源。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虽呈现强硬威慑与战略收缩的摇摆表象，但其核心是基于“以实力求平衡”的实用主义，试图通过经济威慑、决策权集中及对盟友分歧的协调（如土耳其与以色列在叙利亚的矛盾）避免重蹈克制主义覆辙，强调真正的现实主义应清醒认识本质，而非陷入“妥协换和平”的历史谬误。

这场始于2007年的“退与进”之争，正迎来决定美国中东霸权的关键走向。本文试图通过多兰最新一期访谈，分析多兰是如何为深陷“克制主义”之争的特朗普政府辩护，进而揭示特朗普中东战略的本质。这一访谈内容未必客观，但从中可窥见美国决策圈层对战略收缩与盟友责任的权衡，以及其对中国在中东影响力上升的忌惮。为便于国内各界把握形势、知己知彼，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与思考。文章摘译自《战争学院》播客第190期，仅代表作者观点。   

亚伦·麦克莱恩：在我有生之年，每位就任的美国总统都追求三件相同的事：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太平洋地区认真应对中国，以及摆脱中东的泥潭。2025年4月的特朗普政府似乎正迅速推进这些目标。今天我们将探讨中东面临的挑战，以及一种被称为“克制主义”的思潮。

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迈克尔·多兰做客节目。他是哈德逊研究所中东和平与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兼主任，曾在多所院校任教，著述颇丰。最近他在《Tablet》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国王的陪衬》（the King’s Foils），探讨了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与辩论，文章非常精彩，强烈推荐。不过这可能不是他最新的作品，因为他上周末刚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关于叙利亚的文章——这两篇内容其实相互关联，我们今天会一并讨论。迈克尔，欢迎回到节目。

迈克尔·多兰：很高兴来到这里，亚伦，谢谢。

亚伦·麦克莱恩：你在《Tablet》的文章中分析并批评了外交政策辩论中的“克制主义”思潮。我想先问两个直接的问题：第一，什么是克制主义？第二，为什么要用这个新词？为什么不用“孤立主义”“现实主义”或“新孤立主义”等已有术语来描述类似趋势？

迈克尔·多兰：首先，克制主义者主张乌克兰和以色列正将美国拖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不必要冲突。他们认为，只要与普京或伊朗达成协议，就能稳定欧洲和中东局势。在中东问题上，他们特别强调以色列正迫使美国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例如，我记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最近在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节目中声称，内塔尼亚胡已将美国拖入六场战争——我都不知道我们打了六场战争，现在又试图把我们拖入与伊朗的第七场战争。

至于为何称其为“克制主义者”（Restraintist），因为这是他们自称的标签。我倾向于尊重他们的自我定义，就像避免对他人性别误称一样。这个群体由查尔斯·科赫基金会资助，分布在多个智库中，包括国防优先政策研究所、史汀生中心，尤其是昆西研究所。他们有意识地构建了一个跨党派网络，并在特朗普政府中获得了重要影响力，甚至占据了一些关键职位。

在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次充满争议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议后，许多亲以色列人士开始思考：特朗普对乌克兰问题的疏离态度，以及他试图充当俄乌调停者的姿态，是否预示着未来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走向？这正是我在文章中试图剖析的问题。

亚伦·麦克莱恩：如你在文中所述，这种思潮不仅存在于特朗普政府或右翼阵营，还具有跨党派特征。你提到的昆西研究所就是一个由左右翼分析人士共同组成的机构。这种左右翼在政策主张上的联合确实罕见，而中间派反而较少支持。

迈克尔·多兰：是的，在特朗普政府及其外围（例如塔克·卡尔森的节目），克制主义者将自己塑造为新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声称代表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理念。他们还将自己包装成保守民粹主义的代言人，宣称这是被全球主义精英（掌控政府和主流媒体）压制的“美国人民真实声音”。但我并不认同这种叙事。

诚然，部分选民持有类似观点，但关键在于：这些思想并非新鲜事物，而是长期存在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中。我对此深有体会，因为自2005年进入政府工作以来，就一直在与这类人争论。

亚伦·麦克莱恩：好的，这正是我接下来想探讨的。我们稍后会回到特朗普的话题，也会回到你提出的观点——即这种思潮并非真正的特朗普主义或特朗普民粹主义。但先把时间拨回2007年，或者2005年（取决于从何说起）。你提到，2007年以色列对叙利亚核计划的打击中美国的“不介入”成为后9·11时代“克制主义”的关键事件。请详细说明：克制主义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谈谈该事件的背景和你的亲身经历。

迈克尔·多兰：我在文章中区分了“克制时代”（era of restraint）和“克制主义”（Restraintism）。克制时代始于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热认为伊拉克战争是错误的。我虽未深入研究，但常看相关民调了解下来，多数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国人也认为这场战争是错误的。美国人对此保持警惕，他们担心债务问题，担心“帝国过度扩张”，希望美国采取更审慎的政策，减少对中东大规模军事部署的依赖。这就是“克制时代”，反映了公众舆论。

而“克制主义者”则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主张：向伊朗示好，与以色列保持距离。在我看来，这些主张与多数美国人的观点不符——尤其是多数支持以色列、希望遏制伊朗的保守派美国人。两党及国家安全官僚体系中都有克制主义者，他们利用“克制时代”的民意氛围宣称：“我们有解决方案，就是奥巴马的政策——达成伊核协议（JCPOA），紧紧‘熊抱住’以色列不让其行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施压，通过拉拢德黑兰来稳定中东。”

于是，这个时代开始了：与克制主义相对的克制时代的起点是2007年9月以色列对叙利亚“基巴尔核反应堆”（Al–Kibar nuclear reactor）的打击。当时，摩萨德局长梅尔·达甘（Meir Dagan）在春季早些时候到访华盛顿，向乔治·W·布什及其核心官员透露叙利亚核反应堆的存在，并表示在其投入使用、开始生产放射性材料前，存在一个短暂的“窗口期”可以摧毁它。

但布什说：“美国不会动手”，并建议以色列也不要单方面行动。然而以色列未听从建议，自行实施了打击。我在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根据布什的外交政策理念（防止恐怖主义支持国、跨国恐怖组织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结合），我们本应摧毁叙利亚核反应堆。但由于公众舆论的反弹，布什不愿这么做。他不想被历史定义为“疯狂的好战者”，不想因扩大战争而遗臭万年。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对叙利亚采取行动，左翼会如何批判：“伊拉克战争还不够吗？现在又要在另一个国家开战，扩大战争，让中东更不稳定，让更多美国人丧生，等等等等。”他不想面对这种舆论风暴，于是劝以色列不要行动。

当时的克制倾向——我不认为这完全等同于“克制主义”，尽管克制主义者确实在推动布什这样做——在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期间一直存在。有一个不被外界充分理解的细节：我在白宫时，负责伊拉克事务的白宫办公室强烈主张与伊朗接触。他们认为，稳定伊拉克的关键是与伊朗建立良好关系。这些人就是克制主义者，和如今特朗普政府中那些声称自己代表“前所未有的新思潮”和“普通民众声音”的人如出一辙。而我从2005年起就一直在与这些完全相同的论点和态度打交道。

亚伦·麦克莱恩：你还提到了伊拉克研究小组（Iraq Study Group）的作用，可能刚接触这段历史的人不太记得这个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内的重要机构。请多谈谈这个时期。很多人认为布什是“新保守主义的巅峰”——用克制主义者的话说——但当时的动态其实很复杂，这些人是谁？伊拉克研究小组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影响局势的呢？

迈克尔·多兰：小布什是个新保守派的战争狂热分子。那么，咱们来看一下政府内部的情况，我先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那种克制主义者，因未与自由派的科赫家族网络（译者注：Koch network，是美国政治中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网络，由工业巨头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兄弟创立的科赫工业集团资助通过庞大的资金和政治组织网络，长期推动自由市场、小政府、低税收、放松监管以及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结盟，如今未被贴上“克制主义”标签，但他一直以来都是这种立场的拥护者。这个人就是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他曾担任拜登政府的中东事务高级主任，在小布什政府时期也在伊拉克事务办公室任职。正如我所说，该办公室认为可以通过拉拢伊朗来稳定伊拉克。其逻辑是：我们在伊拉克推行民主政策，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他既是伊朗的敌人，也是逊尼派教徒，压制着占伊拉克多数人口的什叶派教徒。通过推行这一民主政策，我们是在增强什叶派的力量，因为他们与伊朗有着历史上的亲缘关系。

因此，他们的逻辑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萨达姆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伊朗的敌人；我们推翻了他，扶持了伊朗的朋友——伊拉克的什叶派人士。我们没有长期的意图去控制石油或其他帝国主义的野心，只希望伊拉克不再威胁邻国。这据称也符合伊朗的利益，尽管我并不相信这个说法。因此，我们需要让伊朗相信，我们不会利用我们在伊拉克的地位推翻伊朗政权，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伊拉克，从而就能共同合作了。

奥巴马上台后，将这种思路升级为整个中东战略的核心。顺便说一句，麦格克堪称“官场常青树”：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再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每次都能获得更重要的职位。这些人深深扎根于国家安全官僚体系，一直存在。在布什时代，伊拉克研究小组是国会授权的、研究如何从伊拉克战争脱身的机构，由两党人士组成，主席是老布什政府的国务卿、极端现实主义者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他虽出身布什阵营，但代表的思潮与小布什政府后期的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截然不同——他是“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学界的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和沃尔特（Walt），还是政界的詹姆斯·贝克，这些现实主义者本质上都是克制主义者。

他们相信可以与伊朗达成协议，认为以色列迫使美国采取针对伊朗的“极端立场”，破坏了这种协议的可能性。布什政府内的克制主义者曾向政府外人士“吹风”：“现在我们在伊拉克陷入泥潭，局势不利，正是推进我们政策的机会。”他们向国会议员透露信息，促成了《贝克–汉密尔顿报告》（Baker Hamilton report）——其实际撰稿人之一是奥巴马政府负责战略沟通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报告呼吁与伊朗接触、从伊拉克撤军、拉拢叙利亚，并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及叙利亚的和平进程。

关键在于克制主义者认为，稳定伊拉克的关键是解决阿以问题。从真正的现实主义角度看，这其实很荒谬——巴勒斯坦问题与伊拉克或阿富汗有何关系？但在他们的逻辑中，这是核心。

亚伦·麦克莱恩：暂时把这部分内容先搁置一下。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小布什政府试图借助伊朗稳定伊拉克的相对狭义、但实际上也很宽泛的目标，还是你所说的奥巴马政府通过与伊朗缓和关系与合作来稳定整个地区的广义目标，这些观点为何不代表一种合理的美国诉求？在伊拉克、阿富汗政策受挫后，美国寻求与那些同样希望稳定（尽管可能以牺牲自身更多控制和安全为代价）的势力和解，难道不是一种自然且可以理解的民粹主义冲动？

迈克尔·多兰：确实如此。我认为这种观点反映了一种非常常识性且合理的态度，对吧？中东远在天边，我们对其了解有限。布什政府推行宏大的“输出民主”计划，导致我们陷入了无限期的人员和物资投入，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在我看来，这种立场完全合理。如果我没在布什政府任职过，可能会更积极地支持它，但出于对政府的一点忠诚，我比其他人更清楚内情——那些声称“这只是新保守主义的武力扩张”的说法，在我看来是对事实的歪曲。

你描述的立场非常合理，寻求中东平衡也是明智的策略。但克制主义者的议程恰恰相反：他们从“中东冲突源于美以关系”的假设出发，臆断伊朗有温和的目标与倾向，而这与事实完全不符。自1979年以来，伊朗明确致力于将美国逐出中东，为此尝试了各种手段，从未放弃——相关证据俯拾皆是。但这些自称“现实主义者”的人却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声称“伊朗真的想与我们和解”，但他们中很多人对中东毫无实际经验。

比如杰弗里·萨克斯，现在在塔克·卡尔森的节目中把自己包装成“深谙中东事务的专家”，简直荒谬。他的专业知识从何而来？本质上是对以色列的敌意，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产物——他们不满于所谓“亲以色列势力”的影响，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声称“我们不应听从以色列的建议”。他们甚至常常并不真正了解以色列的立场，只是反感美国国内推动这些议程的人群。这种态度与中东的实际局势毫无关联。

举个例子，贝克–汉密尔顿报告（译者注：即《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前进之路——新的途径》，由美国前国务卿、共和党人詹姆斯·贝克和民主党前众议员李·汉密尔顿联合领导的伊拉克研究小组撰写。该报告于2006年12月6日正式公布。报告猛烈抨击了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认为其导致伊拉克局势不断恶化，美国政府在伊拉克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出台时，我当时在布什政府，大约是2006年12月——记不太准了，但确是我亲身经历的。报告发布后，我和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部长彼得·罗德曼（Peter Rodman）、国务院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希伦（John Hillen）组成代表团，前往巴林参加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麦纳麦对话（Manama dialogue）。作为美国官员，参加这个会议是因为能在一天内见到所有中东国家的外长，就像外交场合中的“快速约会”：11点见伊拉克外长，12点见沙特外长，一个接一个。

当时贝克–汉密尔顿报告刚在我们抵达前一两天发布，所有外长都陷入恐慌——他们认为美国会“割地求和”，与伊朗达成协议，把整个中东拱手相让，纷纷要求我们保证不会这么做。从现实主义角度看，若想在伊朗与中东其他国家间维持平衡，就需要盟友的支持，而不是让他们各自与伊朗媾和、帮助伊朗将美国逐出地区。于是我、希伦和罗德曼迅速统一了口径：“我们不会抛弃盟友。”显然有人（我猜可能是沙特方面的人）向小布什传达了外长们的恐慌，他立即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不会采纳贝克–汉密尔顿报告中与伊朗接触的建议”，以安抚盟友。而且他这话一出口，我和罗德曼还有希伦就能对各国的外交部长说：“没错，请注意总统的声明，我们不会抛弃我们的盟友弃之不顾的。”

顺便说一句，我在一次晚宴上坐在英国外交部助理部长旁边，他问我：“布什为什么要发表声明？”英国人喜欢报告中“推动和平进程”的部分——欧洲人天生热衷于“和平进程”。在这之前，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Steve Hadley）曾叮嘱我们：“报告即将发布，你们可能不同意其中内容，但必须保持沉默。这是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的交集，总统需要走钢丝，由他决定如何应对。别给他设限，一个字都别说。有人问起，就保持沉默。”

所以当英国官员问我时，我脱口而出：“因为总统认为这是一堆换汤不换药的狗屁建议。”第二天，《金融时报》中东记者就写了篇文章，称“乔治·W·布什认为贝克–汉密尔顿报告是一堆狗屁”。我心想：“糟了，哈德利肯定知道是我说的。”但没人找我算账，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

亚伦·麦克莱恩：那我们就把这当作是你正式的认罪供述吧。说到代表团成员——布什政府其实比外界标签化的“新保守主义巅峰”复杂得多，约翰·希伦（如果没记错的话）……

迈克尔·多兰：对，希伦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正如我之前所说，美国的“现实主义”存在奇怪的分野：政策界的詹姆斯·贝克是一类，学界的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我认为他们是疯子）自称现实主义者。真正的现实主义者都明白，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资产。

亚伦·麦克莱恩：不，我想说的你应该认同：代表团里有希伦、你——我不认为你是典型的新保守主义者，或许我们该先定义这个词，还有彼得·罗德曼，他职业生涯始于担任亨利·基辛格的亲密助手，基辛格可不是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这就是布什政府派往中东会议的代表团。

迈克尔·多兰：我曾自称“不太懂这些分类”，因为我从学术界被拉入布什政府，没怎么研究过不同的外交政策倾向。每当有人说我是“新保守主义者”，我知道自己不是——我其实并不相信“民主推广”，只是经验不足。我常开玩笑说：“我不是新保守主义者，我是新保守主义的走卒。”

亚伦·麦克莱恩：说得好。回到正题：奥巴马将“克制主义”推向了中东战略的最大化愿景。你从未正式说明，或许现在适合澄清：我们反对克制主义者，是因为尽管“寻求中东平衡”看似合理，甚至是必要的现实主义目标，但他们不诚实，试图以牺牲传统盟友为代价，将中东拱手让给伊朗？是否过于尖锐？请说。

迈克尔·多兰：没错。当然，并非所有克制主义者都如此极端——比如迈克尔·迪米诺（Michael Dimino，现任特朗普政府负责中东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来自科赫基金会资助的“国防优先政策研究所”），他公开声称“美国在中东没有核心利益，留在那里只是为了保护沙特和以色列”。在我看来这简直荒谬，但他可能自己相信。更多人没这么极端，他们只是主张“平衡”，但认为当前缺乏平衡的原因是“我们过于迁就以色列，对德黑兰不够友好”。这暴露了他们对中东格局、伊朗本质及美国对伊政策的完全误解——自1979年以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核心就是“追逐和解”，因为总以为德黑兰有“温和派”想与我们达成协议，这种执念从里根政府就开始了。

亚伦·麦克莱恩：这很有帮助，澄清了关键问题。对以色列的态度是奥巴马与特朗普政府最明显的分歧之一：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本人，充满不满甚至敌意；而特朗普政府则彻底转向，2025年的伊朗政策也截然不同。但特朗普政府一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推行“极限施压”，另一方面确实真诚希望减少美国在中东的介入。在他看来，这两者并行不悖：既与以色列、沙特等传统盟友重新结盟（沙特除外，催生了亚伯拉罕协议），又试图收缩美国角色，而奥巴马是通过“向伊朗倾斜”来收缩。

在你看来，我想这不算曲解你的观点，为何特朗普第一任期是正确的，而奥巴马是错误的？

迈克尔·多兰：这归根结底是世界观的差异。奥巴马是进步主义者，他对中东的运作逻辑、伊朗等国家的目标有着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理解。其次，国内政治完全契合他的叙事——还记得他向美国推销伊核协议时说的话吗？“要么接受这个对伊朗的巨大让步，要么开战，我们别无选择，也无法威慑。”奥巴马在所有政策选项的表述中，都刻意弱化了“威慑”作为可行方案的可能性。如果说我们简单地把布什的做法概括为一种为“在中东无休止大规模部署军力”的代表，奥巴马是“向伊朗全面妥协”的代表，那么特朗普则处于中间，他相信“威慑”的力量。

特朗普的思维中有一个独特的核心：他认为经济是国际关系的驱动力。作为基本假设，我可能不同意这一点。或许你也一样，我不想替你下结论。但我想我们的共识是：军事平衡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单一驱动因素——虽非唯一（不必陷入简化论），但却是需要优先把握的核心，一旦搞错，会拖累所有其他政策。特朗普的出发点不同：他知道军事平衡重要，但首先从经济角度思考，希望先使用经济工具，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实现“平衡”——作为商人，他认为各方都能从中获利，这是一种物质主义的世界观。

如前所述，我可以和特朗普在哲学层面争论这一点，但我完全支持他的实践路径。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特朗普本能地理解“威慑”，从谈判经验中深谙此道：谈判要从强势地位出发，不能在达成协议前就向对手拱手相让。而且，特朗普也逐渐认清了伊朗的本质——毕竟他们曾试图刺杀他，这让他对伊朗有了清醒的认识。

亚伦·麦克莱恩：我接下来想讨论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中东挑战，无论是伊朗还是叙利亚问题。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背景问题需要澄清——听众可能有些困惑，比如：这位曾下令刺杀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的总统，最近又呼吁美国“接管加沙”并将其打造成盈利项目，有人称之为“加沙庄园”以及“特朗普里维埃拉”；一方面他是“终结无尽战争”的倡导者，第一任期对伊朗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又希望从叙利亚撤军，导致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辞职。

亚伦·麦克莱恩：但关键在于：你的《Tablet》文章起点并非“这些人存在并让你烦恼”，而是他们在政府中占据实权职位。这位任命迈克·沃尔茨为国家安全顾问、马可·鲁比奥为国务卿的总统，同时雇佣了许多来自这个“克制主义网络”的人，他们公开宣称自己是克制主义者。如何解释政府政策中这些看似矛盾的“摇摆”？

迈克尔·多兰：我想先回到你之前关于特朗普的问题，补充一个关键点——以色列问题，这对回答当前问题很重要。说得温和些，美国进步主义者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他们不喜欢美以紧密关系。奥巴马构建了一种中东叙事：所有进步主义者讨厌的人——内塔尼亚胡、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福音派基督徒等——都是中东战争的根源；伊朗虽非“和平使者”，但必须通过外交手段接触，才能带来和平。这本质上是国内政治的算计。而特朗普的联盟中，有一股坚定的亲以色列力量，他的选民基础也支持以色列。

自2016年以来，特朗普展现了卓越的政治直觉——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逆袭者”，若不了解自己的支持者，绝不可能成功。特朗普清楚，他的联盟和选民支持以色列，而且他本人也没有理由不亲以色列。因此，他绝不会走奥巴马的老路。

亚伦·麦克莱恩：关于政策和人事上的“摇摆”——特朗普看似在强硬与温和之间大幅震荡，雇佣克制主义者的同时又采取鹰派政策，但我认为你有一个方案试图做到什么？古代的天文学家会怎么说？那就是你要拯救表象，你要拯救特朗普政府的表象。请为我们解释。

迈克尔·多兰：我不想用古希腊天文学比喻，他们坚持地心说，试图用复杂模型“拯救”观测矛盾，但核心逻辑是：特朗普追求“基于经济的威慑”，他清楚必须威慑伊朗，也清楚需要与以色列、沙特，即受伊朗威胁最大的两个国家结盟。最近他与内塔尼亚胡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显示，他还希望与传统盟友土耳其结盟，形成安卡拉、耶路撒冷、利雅得“三角”。他需要威慑伊朗，但也知道不能信任传统外交机构——它们在第一任期背叛过他，因此必须组建自己的团队，这就包括吸纳克制主义者。

此外，他的国内支持者中有自由意志主义群体，部分选民本身就是克制主义者。例如，他通过争取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等地的阿拉伯裔选票赢得该州，而阿拉伯裔选民并非亲以色列的堡垒。因此，他需要向国内不同群体释放信号，表明自己倾听各方声音。这是典型的“特朗普式策略”：脚踏两条船。周一发表亲以色列、亲福音派、亲“伊朗是威胁”群体的言论，周二转向另一群体。但如果关注他的行动而非言辞，会发现一条清晰的主线：以实力求威慑。

亚伦·麦克莱恩：你在文章中提到一个很有帮助的观点——这种“摇摆”本身就是策略（“zigzag is the strategy”），让对手和内部保持失衡，为自己谋利。他不仅在外交政策在升级与妥协间摇摆，在华盛顿的政策辩论中也故意制造“摇摆”，最终将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

迈克尔·多兰：对。看看政府内的分歧：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倾向克制主义，迈克·沃尔茨（Mike Waltz）则持强硬立场，他们都围绕在特朗普身边。某天他向加巴德抛橄榄枝，次日向沃尔茨示好，最终所有重大决策由他一人定夺，无人能预测。比如现在的伊朗核谈判，你我都无法预测走向，伊朗人也不行——特朗普喜欢这种不确定性，既让顾问们摸不着头脑，也让外国对手困惑，这未必是坏事。

亚伦·麦克莱恩：可惜，我下一个问题本想让你预测伊朗谈判的走向。尽管你说无法预测，我们还是尽力吧。

迈克尔·多兰：可以观察到很多蛛丝马迹，但实在无法。

亚伦·麦克莱恩：我们是在14日周一录制的节目，总统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刚刚在中东进行了某种形式的谈判。按任何标准来看，这些谈判似乎都是间接的，与伊朗的接触相当有限。先做个粗略的概括：关注这些问题的一方担心特朗普会退出谈判，卷入另一场中东战争——这是克制主义者的担忧；另一方则担心谈判会让美国重返伊核协议或类似协议，他们认为这是伊朗唯一能接受的方案。目前的局势究竟如何？

迈克尔·多兰：我从未见过中东整体局势像现在这样处于“刀刃边缘”或转折点。当今中东存在巨大机遇，但威胁也一如既往。一年后，中东可能焕然一新，变得前所未有的和平——对我们这代人而言，也可能急转直下。很难预测走向，但无论是伊朗代理人问题、核问题、叙利亚还是黎巴嫩，每个议题都体现了这种不确定性。以伊朗核问题为例：美国正在大规模部署军力，特朗普政府以标志性的强硬方式打击胡塞武装，既是对胡塞的警告，也是对伊朗的信号。

特朗普在2025年3月初威胁称，若核问题两个月内未解决，将发动“前所未有的轰炸”，但随后派维特科夫赴中东，后者的表态相对温和。谈判采用了伊朗要求的“间接接触”，而非面对面，让伊朗能假装“不与美国直接对话”以维持强硬形象。初步讨论似乎围绕重返伊核协议式的限制措施展开——尽管无人透露内幕，但所有迹象都指向又一场类似伊核协议的谈判。

若以“对伊朗实施真正强硬的威慑、削弱其地区影响力并让中东各国看到这一点”为标准，目前的策略好坏参半。若谈判能切实、可核查地剥夺伊朗核武器能力，并让地区国家认可，那将是绝妙的政策，但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我不认同美方接受“间接谈判”的噱头，也不喜欢每次仅45分钟、每周一次的“挤牙膏”式谈判——伊朗显然在拖延时间，避免7月前触发“快速恢复机制”（snap back mechanism）失效。

亚伦·麦克莱恩：给不太清楚毛里求斯和毛里塔尼亚区别的普通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快速恢复机制”？

迈克尔·多兰：“快速恢复机制”源于联合国第2331号决议（认可JCPOA），该机制允许所有JCPOA签署国恢复针对伊朗的联合国决议。这些决议曾禁止伊朗铀浓缩和后处理，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共约六项。通过这一机制，任何签署国均可单方面恢复这些制裁，而伊朗正试图拖延谈判至7月之后，避免机制生效。

亚伦·麦克莱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聊了很久。简而言之，你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中东的另一大目标是什么？如果说对伊朗的目标是“恢复以以色列、沙特等为核心的有利平衡”，那么第二大目标是解决叙利亚未来问题，避免耶路撒冷与安卡拉的潜在冲突。若利雅得、耶路撒冷、安卡拉是三大核心节点，叙境内的对峙正在加剧，谈谈你认为可行的解决方案及潜在风险：若局势失控，会如何？

迈克尔·多兰：先澄清一点，之前讨论中未充分说明：克制主义者并不代表特朗普。特朗普的立场截然不同，这也是我不太担心这些人的原因。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很多言论是胡扯，但并不焦虑，因为真正掌权者的世界观不同，这一点必须牢记。

叙利亚是仅次于伊朗核问题的战略核心。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长期忽视叙利亚，但这里正是中东新秩序的构建之地，而美国在该地区构建新秩序的两大关键盟友——土耳其和以色列——正在发生摩擦，冲突可能升级为战争。超级大国的职责不仅是遏制敌人，还要协调盟友。目标应是将叙利亚打造成土以之间的“缓冲地带”。若任由双方自行解决，很难达成和解；但若特朗普直接介入，以美国为“缓冲”促成谈判，可能实现双赢。

亚伦·麦克莱恩：若没有特朗普介入，你认为土以难以和解，是因为双方目标不可调和吗？即土耳其希望在叙利亚扶持强大盟友，而以色列无法接受？能否概括争端核心？

迈克尔·多兰：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正将以色列视为“他者”，甚至国家安全的敌人。埃尔多安近期祈祷摧毁以色列，多次称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期待土耳其“解放耶路撒冷”——这种针对以色列的言论在土耳其对其他国家的表态中从未出现，自然引发耶路撒冷的担忧。以色列视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临时政府领导人阿沙拉（Ashara）为土代理人，担心土耳其作为逊尼派大国，会在叙利亚复制伊朗的“代理人模式”。尽管我个人对此不太担忧，但以色列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美国若忽视便是失职。

不过，我认为土以仍有达成“务实共存”的可能，至少值得尝试。埃尔多安有务实的一面：过去25年，他为利益在各种议题上灵活转向。只有美国凭借实力，才能激发他的务实性，以色列自身难以做到。

亚伦·麦克莱恩：帮我区分你对土耳其和伊朗的策略——你对伊朗持强硬态度，对土耳其却更务实，这是否矛盾？

迈克尔·多兰：你一针见血。我所阐述的观点与他们关于伊朗的观点如出一辙，只是换了个对象——针对土耳其。确实，我对土耳其“务实一面”的论证，与克制主义者对伊朗的论证结构相似。亲以色列阵营中，许多人反对我的观点，认为“埃尔多安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等。但关键在于，土耳其与伊朗本质不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拥有与自由市场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直以来都与他们所谓的“敌人”合作默契。

土耳其方面，埃尔多安坚决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不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同时他又与普京保持对话，即便在乌克兰问题上他完全反对普京，但他们的关系还算正常，堪称“利益分割大师”。我认为没有人能像他们那样做到如此出色的分隔处理问题。他们继承了19世纪欧洲均势政治传统，即便埃尔多安偶尔发表意识形态化的极端言论，也未改变土耳其500年来的务实本质。所以那些用意识形态视角解读中东的人，终将误判局势。

*文章编译自《战争学院》（School of War）第190期播客内容，文中小标题为译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