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格局剧烈变化，跨国经济活动正逐步脱离以市场逻辑为核心的运作机制，转而受到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与重构。贸易、金融、投资和人员等经济要素被大国出于战略目的加以操控，成为国家间施压与反制的关键工具。这种趋势已从零星现象演变为重构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了深层次挑战。解释这一转变，必须引入“经济要素武器化”的分析视角，重新理解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含义与制度基础。

这一视角指出，当经济要素成为权力工具，国家所面临的风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源于外部蓄意干预的“经济危险”。前者属于市场失灵范畴，后者则体现制度性破坏的特征，根本上关涉国家如何抵御外部操控、维护经济主权与制度秩序。因此，国家经济安全不应停留在宏观经济学的市场分析框架之中，而须在国家安全学的视野内，识别经济手段背后的战略意图与政治动因。

国家经济安全风险的生成过程

经济要素之所以具备施压功能，根源在于国家主义经济传统的延续。从重商主义强调财富积累，到李斯特主张国家干预，再到冷战时期兴起的“经济国家主义”，国家对经济资源的掌控被赋予了安全意义，使经济活动不仅服务于增长，也嵌入国家战略之中。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相互依赖愈发紧密，但依赖结构的不对称性使其权力属性日益凸显。赫希曼、基欧汉与奈等人指出，国家可将依赖关系转化为政治杠杆，通过操控关键环节制造不对称冲击。近年来，“相互依赖的武器化”理论进一步指出，占据全球网络枢纽地位的国家，能够借助金融、技术或规则优势施加结构性影响，从而在不发动传统制裁的情况下达成战略目的。这一视角打破了市场互通等于和平共赢的想象，揭示了全球经济秩序背后更深层的博弈逻辑。

经济要素的武器化通常沿四条路径展开，分别对应商品流动、资本往来、产业结构和技术人才配置等关键领域，其共同目标是通过制造结构性失衡、拖延关键产业发展或引发国内政治压力，迫使对方做出让步。一为贸易禁令， 通过提高关税、设置进口壁垒或实施出口管制，制造物资短缺、外汇流失和产业中断等经济困境。二为金融管制，包括限制融资渠道、排除支付系统、操纵汇率等手段，削弱目标国的资本稳定性和金融自主性。三为投资操纵，通过主动撤资、冻结或征收外国资产，扰乱目标国的产业链、财政收入与就业结构。四为人员流动控制，尤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签证限制和留学管控来阻断技术扩散与产业升级路径。

经济要素能否成为有效武器，不仅取决于操作路径，更取决于目标国家如何识别风险、理解意图并作出反应。这种反应既受到客观环境的结构性影响，也受制于主观判断逻辑的塑造。

在客观层面，评估经济风险通常基于以下维度：第一，整体贸易依赖度决定国家对外部市场的暴露程度；第二，关键产品的集中度反映供应链单一化所带来的系统性脆弱；第三，替代能力决定国家在遭遇断供后的调适弹性；第四，经济结构的韧性决定政策应对的有效性与社会承压能力。

主观感知方面，国家是否能够准确判断对手的战略意图、是否充分认知自身的脆弱点、以及对潜在风险影响的评估是否理性，决定了政策应对的有效性。一旦低估对方行动决心或高估自身防御能力，极易造成应对迟缓或决策失当；反之，若高估威胁或误判意图，过度反应亦可能引发恶性循环，使潜在风险演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经济要素的武器化正将全球经济秩序从市场逻辑推向安全逻辑的轨道。贸易、金融与生产等关键领域的制度安排不再仅服务于效率与增长，也越来越多地嵌入国家战略竞争之中。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安全不再是经济学中的技术性命题，而是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要有效识别和应对这类风险，亟需构建一个以国家安全为核心、能够揭示权力逻辑的分析框架。这不仅有助于厘清市场机制与政治动因之间的张力，也为制度韧性的塑造提供理论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