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4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的强势示好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向。特朗普政府打破多年来对克里姆林宫的孤立政策，向俄总统普京作出多项让步，令部分西方观察家认为持续三年多的乌克兰冲突有望终结。然而迄今为止，尽管俄罗斯表现出与特朗普接触的兴趣，却鲜有迹象表明其准备收缩军事行动。即便美国政府成功促成俄方重返谈判桌，实现和平仍面临更根本的障碍——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国内发生的深刻蜕变。

俄乌冲突已成为普京执政的核心支柱，使其失去自愿终止战事的理性动机。至少自2022年底以来，克里姆林宫始终将这场冲突塑造为“与北约的战争”，与西方对抗已成为政权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因此要实现真正停战，很可能需要莫斯科发生政权更迭——且必须由既不从战争中获利、也不认同普京路线的国内力量推动。当前美国主导的促和努力，很大程度上回避了针对普京时代及后普京时代俄罗斯长期战略这一更关键问题。

早在2022年之前，随着普京与西方决裂，其政权性质已发生显著变化。多年来克里姆林宫持续构建以反现代价值观为核心的极端保守修正主义意识形态。2012年普京重返总统职位后，政权开始收紧对精英阶层的控制，扩大对公民社会的镇压。然而自俄乌冲突全面爆发，特别是过去一年来，这种蜕变进程大幅加速。普京原本预期速胜，却陷入持久战，迫使其加速重构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以强化控制。伴随经济军事化推进，这些变化正在政权内部制造严重张力。

美国若忽视这些内部演变将自陷险境。普京非但没有为战后重启与欧美关系作准备，反而让俄罗斯滑向与西方自我强化的永久对抗轨道。若未来三四年间政权按既定路线发展，俄罗斯可能形成一种军事化独裁、而非资本主义威权国家特征的社会政治平衡。鉴于俄罗斯庞大的体量与军事实力，这种转型还将对全球安全构成深远威胁。然而重塑俄罗斯国家的企图也为政权制造了新弱点。俄罗斯经济已严重失衡，国家财政高度依赖石油收入支撑战争开支——全球油价持续走低背景下，这种结构性缺陷使俄预算对追加制裁尤为脆弱。更关键的是，为推行意识形态忠诚度优先的精英更替政策（以退伍军人等群体取代现有商界领袖与官僚），正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张力。要阻止核心集团完成这场转型，西方精准打击这些弱点：既要加大对俄经济与军事施压，也向潜在异议精英释放信号——这些因社会强制转型受损、又具备阻止变革能力的群体，正成为政权最不稳定因素。

政治学理论长期将军事溃败、民众起义与宫廷政变列为威权政权三大威胁。对拥核的俄罗斯而言，外部力量导致军事完败几无可能；克里姆林宫又如其他威权政体般，投入重金压制社会反对力量。但现有官僚体系成员联合军方及商界精英发动的权力攫取，仍是重大风险——2023年瓦格纳兵变便暴露了这一点：当普里戈任兵不血刃占领顿河畔罗斯托夫（包括乌战指挥中枢南部军区总部）并剑指莫斯科时，官僚、商界甚至军方精英鲜有公开谴责兵变者，凸显普京支持基础的松动。五天后普京被迫会见“叛国者”普里戈任以平息事态，更暴露政权脆弱性。尽管兵变迅速平息且普里戈任两月后殒命，此事仍重创政权威信。

精英阶层的离心倾向绝非偶然。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俄罗斯商界领袖与高层官僚始终致力于在相对开放的市场中谋取个人物质利益，形成与克宫的隐性契约：以政治权力让渡换取财富与人身自由，却无需为国家或领导人赌上身家性命。克里姆林宫也长期对其商业活动与财富来源保持放任。但兵变让普京清醒认识到：现行体制下的精英集团难以在危机时刻托付。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权力架构本就依赖对领袖力量与政权永续的共同信仰，其维系又主要依靠油气租金——这种特性既使政权易受经济制裁冲击，也为战争资源动员埋下隐患，最终导致普京政权对精英阶层认知转变异常敏感。

对精英可靠性日益加深的忧虑，与俄罗斯脆弱的经济前景形成共振。表面看，尽管经历三年全面制裁与军事冲突，俄经济仍展现韧性：冲突爆发头两年，凭借私营部门效率、巨额储备金使用、制裁漏洞及2022年能源暴利，政府得以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维持工资增长与需求繁荣，同步满足战争融资、社会福利与精英犒赏需求，营造出“战时繁荣”假象。战事期间外资撤离也创造了新机遇（尽管此类机会现已枯竭）。

但深层现实更为严峻：军费开支失控形成预算黑洞。国防支出从2021年659亿美元飙升至2024年1490亿美元且持续增长，其中包含巨额志愿兵招募奖金及对朝鲜军火与佣兵服务的费用（截至2025年4月估达200亿美元）。2024年5月普京以经济学家别洛乌索夫取代绍伊古担任防长，意图加强财政纪律，但收效甚微。2025年军费占比将达联邦预算32.5%，政府首次削减社会支出填补缺口——“常态”幻象终难维系。

转向动员经济模式（国家成为国防及其他关键领域主要客户）导致严重财政紧张。与往年盈余相反，2022至2024年连续出现赤字（分别为330亿、320亿及340亿美元，占GDP1.7%）。在境外融资渠道断绝情况下，看似微小的赤字将逐年放大威胁。目前赤字主要靠消耗国家福利基金弥补，但截至2025年4月该基金流动性资产仅剩354亿美元。

为填补财政缺口，俄罗斯政府正同步提高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税率，并削减逾10%社会支出。与此同时，油价下跌导致官方预算赤字预测值翻三倍，剩余储备金已难以覆盖缺口。若油价进一步下跌或遭遇新制裁，非国防开支恐遭更深度削减——这甚至可能波及精英阶层，例如减少对车臣等潜在叛乱地区的联邦补贴。政府还启动印钞机弥补赤字，进一步推高通胀压力。

劳动力市场同样紧绷。2022年9月动员令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与移民潮，迫使民用部门提高薪资与军方争夺人力资源。消费需求日益依赖进口满足，导致卢布贬值与物价飙升。为抑制通胀，央行将基准利率从2023年7月的7.5%骤升至2024年10月的21%，但2024年底通胀仍达9.5%，2025年3月更突破10%大关。政府智库专家警告可能陷入通胀螺旋。高利率同时制约国内借贷空间，叠加汇率波动，企业违约风险激增。

这些交织的危机大幅提升经济系统性失稳概率。若全球金融危机叠加欧佩克增产导致俄罗斯出口价格暴跌，可能引发恶性通胀与卢布崩盘。即便没有外部冲击，油价持续下行与新制裁也将在中长期产生破坏性影响。经济颓势可能瓦解民众对政权稳定的信心，并收缩精英阶层可获租金规模，动摇现行权力架构根基。为应对这一风险，克里姆林宫正加速转向新型社会控制模式，并以普京私人效忠者替换政商精英中最不可靠的群体。

俄政权重构包含多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其一是战争叙事的转向：2023年秋季之前，官方宣传始终坚称“特别军事行动”而非战争，以维持社会常态假象；但到2023年底，国家叙事开始转向与西方的“永久战争”框架。同时，克里姆林宫启动对精英忠诚度的公开讨论——2024年2月普京在联邦议会演讲中重新定义“精英”，宣称真正的精英不再是“90年代中饱私囊者”，而是用行动证明忠诚的“劳动者与战士”。这种论调迅速得到极右翼思想家杜金、曾主张核打击波兰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卡拉加诺夫等人士响应。2024年6月，远东发展部长切昆科夫（Alexei Chekunkov，前投行家）公开批判90年代商业文化，提出"爱国社会主义"模式。

新叙事伴随着针对精英与文化界人士的精准打击。2023年12月“半裸派对”事件（almost naked party，演艺界人士违反战时着装规范）成为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折点——克里姆林宫以战时为由首次公开主张干预私生活权利。为强化忠诚度建设，2024年2月启动“英雄时代”（Time of Heroes）计划，选拔忠诚且具管理才能的退伍军人进入政坛。尽管地方官员最初抵制该计划（试图在2024年9月地方选举中排除退伍军人候选人），但到年底该项目毕业生已开始担任地区领导职务。

与此同时，资产国有化进程不断加速：2022年针对撤离外企的资产没收，2023年扩展至俄本土企业。截至2025年3月，已有411家国内外企业（总价值300亿美元，约占莫斯科交易所总市值5%）被国有化。但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非正式的国有化威胁已成为政府迫使商人以远低于市价将资产转让给政治关系户的有效工具——这种系统性掠夺正在彻底改变俄罗斯商业生态。

自2023年年中以来，俄罗斯政府开始将关键产业整合至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实体之下。克里姆林宫关联的“俄化工集团”（Roskhim Group）自那时起不断扩大在化工领域的主导地位。2024年2月，汽车经销商“罗尔夫”（Rolf）被国有化，随后转交给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集团。同年6月，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Wildberries）也被亲政权团体接管。2025年1月，俄罗斯总检察院要求将莫斯科附近的多莫杰多沃机场（Domodedovo Airport）国有化，理由是其主要所有者虽然是俄罗斯公民，但同时拥有土耳其和阿联酋国籍。3月，俄罗斯主要农业集团“鲁萨格罗”（Rusagro）的亿万富翁所有者瓦季姆·莫什科维奇（Vadim Moshkovich）因涉嫌金融欺诈被逮捕。今年，政府还采用了新的手段，开始没收国内一些最大企业主的财产。

目前看来，安全机构为这些资产和财产的没收或逮捕所寻找的法律依据已不再重要。越来越多的此类行动中，出现在场的是各种具有强制力的集团：现任和前任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普京的贴身保镖，以及如车臣共和国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这样的角色。他曾是军阀，如今是普京的亲密盟友，并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在克里姆林宫财政来源不断减少、这些集团提出越来越多要求的背景下，财产的再分配已成为政府的主要资源来源。无论采取何种机制——国有化、刑事指控还是直接接管企业——其具体形式都已不再重要。政府如今将法律作为夺取合法财产的工具，哪怕对象是曾被视为体制支持者的人。忠诚不再意味着保护，除非当事人拥有与普京的非正式关系。在经济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政权唯一能够“奖赏”掌握强制力者的方式，就是通过重新分配资产——往往是以牺牲忠诚商人利益为代价——这也加剧了精英内部的紧张局势。

克里姆林宫这一财产再分配行动的逻辑延续是，本月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关于私有化争议的诉讼时效应从检察机关完成违规调查之日起算，而非从交易发生之日起算。这一决定实际上取消了对数十年前私有化交易进行复审的时间限制——许多交易都存在法律瑕疵。俄罗斯大量私人资产因此面临风险。更糟糕的是，私人资本流出的严重受限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威胁。这既是由于安全机构加大了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也是由于西方制裁设计不周，实际上将私人资本困在了俄罗斯国内。

克里姆林宫改造国家的最后一块拼图是意识形态转变。至少自2012年以来，普京就致力于构建并推行一种基于非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历史修正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曾经边缘化的“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Izborsky Club）——一个反现代主义智库——提出的种种主张，如“俄罗斯是一座被围困的堡垒”的观点，越来越成为主流。然而，克里姆林宫未能提出任何有关国家未来的积极愿景。为了在经济困难时期预防异见，它反而加强了对俄罗斯公民获取独立信息的封锁。独立媒体被彻底摧毁，政治犯人数已超过苏联晚期。

克里姆林宫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放弃这一国家再造计划。新国家结构的根本僵化、精英结构的变化（既有2022年前的自我筛选，也有此后的强制重组）、对强制力持有者的日益依赖，以及多年来对人民的意识形态灌输，共同推动着政权转型。此外，为确保新体制的存续，政权必须不断维持与西方的对抗，这已成为普京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同时，还需不断宣称在这场对抗中的“胜利”。这种局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俄乌冲突催生了一批强大而有组织的集团，他们自身的利益取决于战争的延续和俄西冲突的加剧。克宫已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收买公务员，而是以战争受益者来替代他们，例如收入大幅增长的国防工业工人，以及签约“志愿者”和他们的家庭。这些群体比公务员更具组织性，而且，退伍军人等群体拥有令克里姆林宫看重的军事经验。但他们的加入只会进一步将国家军事化，并提高未来发生新冲突的风险，因为战争和强制力已逐渐成为社会常态。

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将普京的新国家类比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现代化版，这种比喻并不准确。与冷战晚期更注重稳定与西方共处的苏联精英不同，普京核心圈层既缺乏连贯的意识形态框架，也没有长远规划。尽管存在种种缺陷，苏联意识形态至少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世界观。而当代俄罗斯则完全没有建设性的发展模式。2008年至2012年间，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普京任总理）期间，俄罗斯短暂出现了“现代化议程”的曙光，但最终并未取得实质成果，也没有留下任何长远愿景。到了2012年，已可看出，俄罗斯统治精英在任何全球秩序中都注定会失败。这使克里姆林宫别无选择。在选择这一路线的同时，普京也让任何试图通过安抚、诱导或拉拢来改变其行为的努力，变得彻底无效。

要实现这种体制的成功运作，国家必须对公民生活实施更为严密的控制，并进一步收紧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劳动力短缺和针对移民的排外情绪将加剧这一挑战，使政府在更大范围内对民众进行强制管控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

俄罗斯政治自由的最初侵蚀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Yukos affair，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主要股东因逃税和诈骗被定罪），并最终在2020年宪法修正案中达到高潮。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在许多年中被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或至少是稳定的承诺所抵消。而如今，克里姆林宫除了不断上涨的税负、价格通胀和国家干预的加剧之外，已无其他可供民众期望的内容。最先受到冲击的并非普通民众，而是商业和官僚精英群体——他们的利益受损最大，也最有可能被缺乏独立权力基础或私人财富的忠诚派取而代之。

如果政府在资源日益枯竭和经济前景黯淡之际继续加强镇压，可能会引发国家的不稳定。来自体制内部的反对，尤其是在财政和治理体系承压的推动下，或将触发政权崩溃的可能。然而，这类危机未必会立即导致政权更迭，因为目前俄罗斯尚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前提。眼下，俄罗斯并没有哪个强大精英集团能够明确受益于推翻普京，因此一旦政局部分崩溃，更可能演变为持续的不稳定局势，类似委内瑞拉在马杜罗总统治下的情况——但俄罗斯还附带着核武器带来的额外风险。尽管如此，持续的镇压与财产再分配，特别是如果出现一些正面替代选项，可能会促使那些既得利益面临威胁的人挺身而出，挑战克里姆林宫。

西方对于俄罗斯的未来并非无足轻重。西方的行动可以加速，也可以阻碍普京政权的转型。如果西方做出让步，使普京能够宣称胜利，甚至令乌克兰彻底战败，只会进一步巩固其权力。此外，那种认为与莫斯科达成和平协议将为美国企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看法，是一种幻想。许多美国企业早已在俄罗斯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其资产被克里姆林宫直接没收并交给了忠诚派。在没有根本性政治变革的前提下，未来克宫极可能再次采取同样的做法。另一种选择是，西方持续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进一步制裁俄罗斯，这或可暴露出政权的脆弱性。但若制裁被视为纯粹的惩罚性举措，则可能反而强化普京的叙事——即“西方是俄罗斯人民的敌人”。

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阻止俄罗斯沿着当前轨迹前进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迄今为止，西方未能提出一套具有吸引力的战后俄罗斯愿景与实现路径——一套在国际上具有现实可行性，且能够直接打动俄罗斯人内心的计划。这样的愿景若能与俄罗斯在军事上失利、以及精准打击政权权力结构而非惩罚整个社会的有效制裁相结合，有可能向不满的俄罗斯精英发出明确信号，鼓励他们在自身处境进一步恶化之前冒险挑战普京的统治。但如果目前的趋势得以延续，欧洲很快将面临一个完全军事化、结构上类似朝鲜、但危险程度更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