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网站刊发了前国防部长顾问安德列·伊利尼茨基和政治观察家玛利亚·伦琴科的文章《俄罗斯的未来与21世纪的专制制度》，我们编译了该文，以飧读者。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疫情引发的全球社会经济危机，显示出当前社会和权力巩固机制的薄弱环节。俄罗斯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民意调查和分析显示，人们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几个主要研究社会学机构（VTSIOM、FOM、列瓦达中心）的数据显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歧有扩大的趋势。民意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5日至5月3日期间，认为总统 "在任内表现相当不错 "的人从67%下降到61%，"相当差 "的人从18%上升到24%。过去一个月来，对总统的信任度从63%下降到57%，不信任度从25%上升到31%。根据列瓦达中心的数据，仅在2020年3-4月，对总统的信任度从83%下降到68%（即下降14%）。选民中的忠诚部分出现了不稳定和减少。

这在社交网络和大众媒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渠道的受众积极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情绪。根据"Kribrum "监测系统的数据，71%的俄罗斯网络用户对当局在冠状病毒方面采取的措施给予了负面评价。60%的网民对政府为缓解危机后果所做的工作持否定评价。

因此，疫情加剧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危机，"自我隔离"使得人与人之间进一步原子化。因此，有必要分析和寻找能够保证政府和社会团结一致的社会机制。俄罗斯科学家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写道："如果我们分开了，我们的力量就会一下子被摧毁，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战争、正面的血缘关系，这些使我们的人民可以获得内在财富与和平的自然成长”。这句话是对我们的力量的一种肯定。门捷列夫的思想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未来的危机

令人遗憾的是，未来的明显轮廓现在还没有呈现出来。政治精英们表现出了失败的一面，他们条件反射式地行动，滞后于事件的发展，没有能力形成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议程。而且，在奇怪的默认模式下，战略性的、曾被积极推动的政策文件被 "推倒重来"。

让我们回想一下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 "2020年战略"。这一战略预期GDP增长64%-66%，但十多年的增长只有5.8%，居民实际收入非但没有增加64%-72%，反而下降了5%，原计划将贫困率从13.14%降到6-7%，但到2019年底这一指标只下降12.7%。没有人分析这个关键的方案没有完成的原因，以及2012年下半年通过的部分条款。这些都不为人知，没有在社会上进行讨论，这也是对政权信心下降的又一因素。

因此，精英们不再试图规划未来。克服危机的战略和行动决策的责任被推给了总统和社会，社会则被认为应该表现出理性、理解，并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专家对政策规划和执行的参与几乎完全沦为国家元首讲话的点缀。究其原因，除了奴性，还在于缺乏真正有影响力的智库体系，这一体系在新俄罗斯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执政精英的痼疾是对战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懂战略的重要性，也没有能力制定战略。他们的条件反射性的、有时只是哗众取宠的立场，这让官僚集团无力承担起引领未来的旗手角色。

危机是全球性的，并且暴露了人道主义价值观的脆弱性。现代杰出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齐格蒙德·鲍曼早在2017年就指出，"西方人关于 ‘美好生活’的梦想，结束了未来与天堂的联姻。而在“离婚”的过程中，梦想本身也变成了商品，在市场中被恶性抢夺"。

疫情暴露出了社会和文化认同的严重危机。国家未能以现有的工具和资源保护民众免受全球性问题（包括人为的和自然的）的损害，使全球化政策受到削弱。出现经济和社会危机是自然而然的，尽管危机的形式与现有的政治制度并不相关。危机的出发点是：世界经济的危机，在不改变投资资源的退出机制和比例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投机性金融体系的不可持续；政治联盟、全球和区域性超国家机构(联合国、北约、欧盟、东盟等)的危机，这些机构在面对威胁时没有发挥全球动员和改革世界的引擎作用。

必须看到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模式的危机。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它就不再是发展的驱动力，也不太可能在疫情结束时复兴。2011年在美国出版的署名为“Y先生”的《国家战略叙述》这样说道：“我们对同胞提出的根本问题没有答案：我们的国家要去哪里，它在未来世界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如何实现它？应该确立怎样的参照系？我们的道路和桥梁的倒塌反映了自信心的下降。我们的教育改革者们不再认为我们能够有效地为21世纪的经济培养新一代。我们的医疗体系越来越依靠其他发达国家的保护”。这里提到了全球危机中两个因素的结合：一方面是经济和政治危机趋势同步的影响，以及全球体系性机制受到侵蚀的总体性质；另一方面是一个混合的政治和经济空间的形成，其中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变得不可分割。

因此，这是一个全球的结构性失败。在冠状病毒的威胁下，各国被迫停止生产，关闭边境，基于全球化进程的经济政策被迫中断。

机构的危机

社会与权力之间的反馈出现了断裂。意大利著名政治学家、分析家、国际分析展望与全球趋势研究所主席提比里奥·格拉齐亚尼（Tiberio Graziani）指出，"我对欧盟表现出的不团结以及对意大利和西班牙援助的迟缓感到极为沮丧。疫情暴露了国家的脆弱性，至少是西方国家的脆弱性，暴露了它们对大型超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和企业的所有者的从属关系......"

传统的政治机构（包括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弱点在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都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在疫情期间，本该起到团结和动员民众的职能的全俄人民阵线、联邦社会院、人权委员会和政党在哪里？这项工作被转移给了总统、行政部门和媒体，而社会和政治机构成了局外人。以确保权力与社会之间相互负责和信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在各地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人们不再觉得自己是能够影响权力的人。因此，建立在可信沟通原则基础上的确保社会对权力忠诚的制度遭到了破坏。

真相的崩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趋势之一。失去真相，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疫情成功地证明了操纵公众意识的技术的有效性，当今世界被偏执和恐惧所统治。俄罗斯紧随西方仓促地过渡到信息社会，只会加剧这种风险。我们生活在分析家口中的 "后真相时代"。人们消费的信息量大幅增加，远超个人可以理解的程度。对信息的感知只停留在标题层面，很难深入到细节和本质。根据VTSIOM的调查，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能够分辨信息的真假，而列瓦达中心提供的数据则显示，只有12%的人相信官方信息的真实性（根据列瓦达中心的数据）。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确保信任，并因此确保忠诚？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完全控制的机制来强迫忠诚。在这个系统中，社会的每一个对象—从个人到社会团体—都会受到监控。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制度，但代价极高，因此也注定是短命的制度。另一种方法是建立一种自愿忠诚的激励体系，这种激励体系的基础是政府和社会之间基于共同的目标、价值观念而产生信任，这种信任进而会导向二者的共同行动。为了形成一种激励制度，必须在新的团结基础上寻找社会经济结构的结合点，这种基础可能建立在地域、经济和社会等维度。

冠状病毒疫情的教益之一，应该是建立国家的空间发展新模式。因为毕竟人口的空间分布均衡是国家安全的一个要素。我们的空间是我们几个世纪以来的救命稻草——有机会分散，有机会向内陆转移，远离即将到来的麻烦，有机会重新集结，有机会满血复活，新冠时代也是如此。

各州及他们掌握的资源是国家的支柱。建议再次审视属地发展政策，由巩固和集中发展转变为合理分散。优先发展本地学校、幼儿园、商店、诊所、小企业、健身房和庭院，确保一种步行距离标准的强社交模式运作。可以说，这也是在危机发生时形成的一种“社会避难所”。原先将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的战略违背了俄罗斯的“民情”，为我们的未来埋下了一颗社会炸弹。

缺乏社会-空间思维导致了人口的流失，社会空洞的形成，形成了卫星城市和郊区的 "隔离带"，这里的居民都是贫民，并且往往带有族群特性。现在，俄罗斯三分之一的GDP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但力学原理告诉我们三个支撑点的物体才最稳最可持续。这第三个支点就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这些地区资源丰富，蕴藏着工业和科学的潜力，但缺少人才和管理能力，以及这一地区主要的问题和威胁——人口减少。

如今，大城市被认为是国家的政治替代品。这是一幅乌托邦式的世界图景，大城市拥有自己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权力。各地区则没有权力，出现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不平等现象。

新冠病毒的流行和居民的自我隔离，加剧了 "拥挤 "的生活危机，长期以来被遗忘的解决方案再次出现在案头。城市聚集区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一系列建筑的出现，这不仅体现在建筑和工程特征上，也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形态上。地域的形态结构应遵循步行距离的社交标准，即设有各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机构（诊所、医院、教育机构、文化中心等）、居住区、以及相应的地域性自然景观。

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有必要在国家行政系统中建立一个社会和经济动员型的模式，作为备份应对在未来发生疫情或技术灾难等各种类型的混合性危机。首先，官方可以采纳国家及其各地方的社会信息稳定这一概念。它将决定国家和社会在面对网络威胁时的能力，这种威胁包括在各自类型的灾难发生时产生的海量的负面信息。

我们可以从苏联经验中借鉴很多，苏联体系是以确保居住地的社会标准为基础的。城市居住地的空间组织也建立在合理的经济规划原则基础上。理性的多层次的社会和地域规划思想，应该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俄罗斯是一个空间文明，我们的价值观念和心态就是这样形成的。"拥挤 "的生活和过于集中不符合俄罗斯人的心理。

民主帝国

经济增长的国家化是必要的（在现有的地缘经济背景下，金融和投资自由化模式的主导地位阻碍了经济增长）。需要重新思考社会和地区政策，以实现俄罗斯全境的统一标准。疫情发生后，关于如何利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空间的争论听起来很新鲜。

俄罗斯内部高度紧张的局势与地域的强异质性，以及其持续面临的激烈地缘政治斗争，使得巩固社会和权力、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任务至关重要，有着决定性意义。有必要在质量上加强社会结构的可持续性。

俄国哲学家瓦西里·罗扎诺夫（Vasyliy Rosanov）曽写道："俄罗斯国家的唯一罪恶就是虚弱。虚弱的国家不再称得上国家"。"未来的俄罗斯 "模式是建立在 "专制 "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帝国，不是恢复君主专制，而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我们（俄罗斯人）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掌握着自己的权力。这明确地支持了俄罗斯对主权、战略意识和公共行政复杂性的要求，而这些正是俄罗斯经济增长所需的内外部因素。为了实施这种模式，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和空间结构的战略，其基础是安全、保护人民和领土，以及经济效率三个部分。宪法中关于人民权力的规定应该通过民选的国家领导人的纵向权力和有效的地方自治所产生的横向权力的统一来实施。精英被国家化，官僚机构为祖国服务，并且不掌握政治权力。

应当建立起这样一个反馈机制：一个由俄罗斯联邦总统发起的全国最优秀的人参与的会议，包括舆论领袖、地方自治的代表、科学家和工程师、农民和工人、学生和教师、医生和神职人员、权力和军人、老兵和伟大的运动员、俄罗斯的英雄和普通工人等等，以及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的代表。这个大会既是构成性的，也是制度性的。

建设一个 "社会帝国"，以专制传统为基础，以高标准的社会和地区生活质量为基础，为人民提供可平等享受的免费医疗、基础教育和安全方面的基础设施。国家通过与社会的逆向联系和对话，形成有吸引力的社会结构模式，以保证俄罗斯的经济和技术自给自足。这是我国现阶段历史上最重要的任务。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俄罗斯将成为一个为和平树立社会典范的大国。

（编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