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期举行的菲律宾中期选举已于5月12日正式落下帷幕。菲律宾的中期选举将重新选举1万8000多个公职，包括12个参议院议席、众议院所有317个议席、各级地方议会及行政公职。其中最重要的是参议院选战，共有66名候选人竞逐12个席位，主导参议院的政治家族也将主导接下来的政治走势。
5月17日下午，菲律宾选举委员会公布中期选举的官方结果，正式宣布12人在本次参议员选举中胜出。根据选举结果，改选的参议院12名参议员中，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支持的执政联盟“新菲律宾联盟”赢得6席，反对派杜特尔特阵营获得5席。剩余2席由其他党派获得。其中，参议员候选人卡米尔·比利亚尔获得了马科斯和杜特尔特两个阵营的支持，所以两个阵营均将其记作本阵营参议员。这表明现总统小马科斯阵营在选举中选情未达到预期。虽然菲律宾目前将坚持现小马科斯的对外政策部署，即坚持追随美国，以小多边防卫体系融入美国亚太军事同盟，在南海问题上持续对中国施压，加剧南海地区的不稳定。然而杜特尔特阵营和自由派仍然为菲律宾政坛增添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一、中期选举中的重要竞选课题
小马科斯执政联盟在中期选举中的失利，与其任内内外交困的治理困境密不可分。外交政策全面倒向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频繁炒作对华矛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高调推出“南海长期战略”，宣称要“固化强硬立场”，并直接归咎于中国影响力的扩张。部分学者甚至断言，菲律宾已放弃在中美间摇摆，意图通过绑定美国军事同盟体系换取长期对抗资本。
讽刺的是，这种战略豪赌未能换来预期收益。小马科斯将防务开支猛增至GDP的3.2%（远超东盟均值），却未获美方实质性支持——美国反而对菲农产品加征关税，致芒果、香蕉出口暴跌40%，暴露其“霸权棋子”的被动处境。与此同时，对华关系恶化重创双边贸易，叠加国内通胀率连续三年高企（2024年仍达5.5%），民生凋敝与经济失速形成恶性循环。当权者沉迷地缘博弈而漠视内部治理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将菲律宾推入“战略透支”与“民生塌方”的双重陷阱。
菲律宾政坛最新动态显示，杜特尔特家族在地方政治中与马科斯阵营分庭抗礼。尽管前总统杜特尔特因国际刑事法院对其"禁毒战争"的调查滞留海外，但其家族在发迹地达沃市的控制力未受动摇。2025年中期选举中，该家族候选人横扫达沃市各级职位，杜特尔特本人虽身居海外，却以超对手八倍的票数再度当选市长。杜特尔特的个人困境没有削弱其家族在棉兰老岛地区尤其是在达沃的根基。相反，这一局面促进了杜特尔特阵营内部的团结。
随着萨拉·杜特尔特的崛起，杜特尔家族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影响力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尽管国际社会对杜特尔特的指控不断，地方选民似乎对其政策继续表现出极大的支持，家族在菲律宾南部的基础性力量似乎没有受到挑战。杜特尔家族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个人的政治魅力和政策，而更多的是基于长期累积的政治资本和强大的地方影响力。从达沃到菲律宾其他地区，杜特尔家族与地方政治之间紧密的联系，使得他们的政治势力愈加根深蒂固。
二、中期选举之后的菲美关系
在全球地缘政治持续紧张、贸易冲突和海洋地缘战略博弈交织的中美竞争背景下，菲律宾亲美倾向或加强。菲美军事同盟正加速升级，“特朗普2.0”时代下的美方政策倾向也对菲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新的变化。然而，杜特尔特阵营和自由派对其国内政治结构的重塑却共同构成对马科斯政府外交路线的潜在制衡。
1、政治维度：从战略互赖到军事捆绑 —— 联盟的加固与对华遏制
南海问题上，美方频频通过国防部长、国务卿及总统声明，表达对菲律宾“防御承诺坚如磐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被反复引用，并在军演、基地扩展中不断落实。2024年菲美“肩并肩”军演（Balikatan）动员兵力接近1.7万人，不仅创下历史新高，也首次涵盖实弹反舰演练、夺岛行动等敏感内容，显然针对南海局势而来。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更直接表示“菲律宾是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前沿”，并强调“仁爱礁若遭攻击，适用于共同防御条款”。在这种背景下，菲律宾通过“以战止战”的方式与美国加深战略互赖，同时以联盟作为其强硬外交政策的后盾。美国则借此强化第一岛链战略防线，对中国进行军事遏制。
杜特尔特阵营延续务实外交传统，主张在安全合作上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尽管其支持强化菲美军事同盟，但更强调战略自主性，反对将菲律宾彻底绑入美国遏华框架。前总统杜特尔特近期公开质疑美菲联合军演的“挑衅性”，并呼吁重启中菲南海双边对话。其女萨拉·杜特尔特作为副总统，亦在公开场合淡化对美依赖，称“菲律宾需优先解决内部贫困而非地缘对抗”。
对美国而言，菲美关系将迎来复杂的双重趋势。一方面，特朗普秉持“美国优先”原则，对多边承诺兴趣不高，但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仍可能将菲律宾视为极为关键的“外部平衡者”。特朗普时代曾多次以关税、技术封锁、军事部署等方式制衡中国。目前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可能推动更多双边军事协议，赋予菲律宾更大的“代理角色”，例如让菲方承担更大安全压力，而美方提供战术训练、装备和有限防御保障。这种“战略机会主义”使菲律宾处于战术前沿，但其安全依赖却更深地绑在美国战车上。从联盟理论视角出发，菲律宾此举符合经典现实主义的“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逻辑。
面对区域强国中国在南海的崛起，作为相对弱势国家的菲律宾选择与美国深化同盟，通过强化军事部署、引入外部安全保证、联合演习与联合声明等方式提升本国威慑能力。这种策略被学界称为“小国的主动联盟”，即通过与超级大国结盟来抵消邻国胁迫。而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联盟也可能使菲律宾失去战略自主性，特别是在特朗普这样“不确定性高”的总统领导下，其对盟友的期望常常是“多付费、少质疑”。菲律宾若在外交上高度绑定美国，可能丧失对冲优势与多边议价能力，以致战略回旋空间受限。
2、经济维度：在中美之间求生的脆弱经济平衡
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延续了以保护本国产业为核心的“新保护主义”。不仅弱化多边贸易机制，优先发展本土制造业，并对贸易逆差国施加更高关税或审查门槛，而且通过减少承诺，缩减开支以及退出国际组织维持其霸权稳定。对菲律宾而言，其出口结构高度依赖电子元件、服装、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或低附加值产品，若特朗普推行更多“双边贸易协定优先”或“以逆差定政策”的标准，菲律宾在谈判中恐难以获得更多让步。目前菲美之间自由贸易协定仍在推进过程中，而在《印太经济框架》（IPEF）被边缘化的当前。菲律宾可能失去进入美国市场的稳定路径。尽管如此，菲律宾仍努力从美方争取更多技术投资与基础设施支持。2024年，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率团访问菲律宾，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推动菲律宾半导体产业发展。菲律宾财政部也提出“吕宋经济走廊”构想，吸引美资参与交通、电网、数据中心建设，期望以“国家安全叙事”换取“产业升级筹码”。
然而，菲律宾目前半导体产业链仍停留在低端封装测试环节，缺乏芯片设计与制造能力。美国出于对技术外泄、地缘风险的考量，可能不会将尖端技术部署于菲律宾，只会推动部分“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业务，将其视为“产业缓冲区”而非核心环节。此外，特朗普政府强调本土制造，可能限制美企对外扩张意愿。尽管在安全上“亲美抗中”，菲律宾的对华经济依赖却难以在短期内摆脱。在农业、建筑、通信等领域，大量中资企业在菲律宾有实质性运营，而中方投资也支撑了大量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杜特尔特阵营更倾向于维持对华经济合作惯性。棉兰老岛的地方官员多次警告，切断中资项目将导致基建停滞与失业率上升，并推动中央政府保留达沃-萨马尔岛大桥等标志性合作。自由派虽支持减少对华依赖，却难以提出替代方案。例如，其倡导的“美菲技术转移计划”因美国企业投资意愿不足而进展缓慢，导致国内产业升级陷入瓶颈。两大阵营的拉锯使小马科斯政府的“经济平衡术”更加艰难。近期菲政府暂停中资参与的卡利瓦大坝项目后，棉兰老岛议员联合自由派力量，迫使内阁重启部分中企参与的铁路工程，以避免地方经济震荡。此类案例表明，菲律宾对外政策难以完全脱离国内政治势力的现实利益考量。因此，菲律宾正努力在“战略选边”与“经济多元”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在确保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稳定，成为小马科斯政府最大的政策难题之一。
三、结语
菲律宾中期选举的权力重构，凸显东南亚小国在中美博弈中的生存困境。马尼拉以“亲美制华”策略对冲压力，却因过度依赖美国军事同盟而陷入战略自主性流失的风险。安全上绑定美国、经济上难以割裂中国的撕裂性矛盾，折射出小国“选边站队”的代价——短期获得地缘声量，长期面临回旋空间收窄。国内政治势力的博弈或为外交注入务实色彩：杜特尔特阵营警惕对美过度依附，自由派在安全与经济间摇摆，两股力量客观上制约了马科斯政府的战略冒进。而美国“交易性”盟友政策与东南亚平衡外交的瓦解，正警示区域国家，即在安全承诺与经济现实间探索第三条道路，方能避免沦为大国代理。菲律宾的抉择，既是地缘政治的缩影，更是小国命运的试金石。
作者简介：刘一谷，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文章来源：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立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