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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交易机制已成为全球碳减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关注其造成的碳负担和对公平性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本文首先基于传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测算了碳交易机制仅覆盖电力行业（情景Ⅰ）和覆盖七个高能耗行业（情景Ⅱ）时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变化，进而结合微观家庭消费数据，研究碳交易机制造成的不平等碳负担；之后放松假设，研究考虑价格管制和成本传导能力后，碳交易机制对居民碳负担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①主动部门中，碳强度较大的部门产品价格上升幅度也会较大；情景Ⅰ下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和非金属产业链部门价格上升明显；情景Ⅱ时，交通运输和采掘业的产品价格会明显提高. 各从动部门受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也有所不同. ②情景Ⅰ下居民的居住类消费品碳负担率最高，且农村居民的居住碳负担率逐渐高于城镇居民；情景Ⅱ时居民交通和通信类消费品碳负担率明显上升. ③两种情景下碳负担率在城乡之间均是累进的；但情景Ⅰ时在城镇内部是累退的；情景Ⅱ时由于交通方面碳负担上升，碳负担率会转变为累进. ④不同部门的价格管制政策会对居民碳负担产生异质性影响；纳入成本传导能力会整体降低居民的碳负担率，但并不会改变不同收入群体碳负担率之间的相对大小.

关键词：碳交易机制；碳负担；不平等；非竞争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作为全球最大的化石燃料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高度重视碳减排问题. 为了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国早在2011年就试点在湖北、广东、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天津七省市启动碳交易机制. 这七个试点先后于2013-2014年正式投入运行，2016年福建和四川也加入试点行列. 2020年，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争取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为顺利实现“双碳”目标，2021年中国正式启动全国碳交易机制第一个履约周期，发电行业成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 未来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造纸、电力和航空等八个高耗能行业都将被纳入碳市场交易范围.

碳交易机制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生产成本，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 在短期内，碳交易机制所覆盖的生产部门（主动部门）无法通过技术改进来消化所增加的生产成本，产品价格会有所提高. 主动部门产品价格的上升会通过投入产出联系波及到未参与碳交易的部门（从动部门），从动部门产品价格也会随之提高. 由于生产部门产品价格提高，消费者的最终需求购买价格也会上升，因此消费者也需要承担碳交易机制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以下简称碳负担）. 然而，不同居民群体在收入水平、消费结构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碳负担会不可避免地在不同居民群体之间呈现异质性，进而产生公平问题. 深入理解碳交易机制所引起的生产部门价格波动和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群体的碳负担异质性问题，对未来碳市场的优化以及政府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来实现低碳转型与共同富裕“双重”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内容

测算了碳交易机制所导致的生产部门价格变化. 本文构建了非竞争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测算了当碳交易机制仅覆盖电力行业（情景I）和覆盖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造纸、电力七个高能耗行业（情景Ⅱ）时主动部门和从动部门的价格变化情况. 进一步地，本文将从动部门所受到的影响分解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反映了主动部门的产出作为从动部门的中间投入品，所导致的从动部门的价格变化，间接影响反映了从动部门之间投入产出联系所导致的连锁反应.

对碳交易机制通过生产部门价格变动引致的居民碳负担进行了分析. 首先，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微观数据对投入产出表中城镇居民最终消费矩阵进行拆分，得到城镇不同收入居民群体对各个部门的最终消费量. 其次，本文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得到的生产部门价格变动数据和拆分后的居民群体最终消费数据，计算农村和城镇不同收入居民群体所承担的碳负担. 最后，本文利用居民碳负担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表示居民碳负担率，并对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整体碳负担率和八类消费品的碳负担率，以及城镇内部不同收入群体的碳负担率进行对比，判断碳交易机制所造成的碳负担率在城乡之间和城镇内部的累进和累退性，即是否会造成不平等的居民碳负担.

讨论了考虑价格管制政策和成本传导能力后碳交易机制对居民碳负担的影响. 传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假设生产部门的价格传导不受阻滞，会完全顺畅传导到下游部门. 但由于我国生产部门的价格波动会受到供求关系、行业竞争程度，尤其是能源部门还会受到价格管制的影响，因此上游部门的价格变动可能会部分传导、超额传导甚至完全不传导到产业链后端. 所以本文在传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基础上放松假设，考虑价格管制政策和成本传导能力，对情景I和情景Ⅱ进行再次模拟，使模拟结果更接近于现实，并与传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测算结果进行对比.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在情景Ⅰ下，受碳交易机制影响较大的部门主要集中于工业，对重工业的影响也高于轻工业，其次是服务业和农业.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次是金属产业链和非金属产业链相关部门. 当覆盖范围扩大到情景Ⅱ时，采掘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产品价格会有明显的上升. 对从动部门所受到的影响进行分解发现，各个部门受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有非常大的不同. 情景Ⅰ下，电力价格上升，会对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开采业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而设备制造业和建筑业所受到的间接影响占据主导地位. 在情景Ⅱ下，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所受到的直接影响会明显上升. 一般而言，受直接影响较大的部门价格产生变动可能要早于受间接影响较大的部门. 而且因产业链长度的不同，部门产品价格出现变化的时间也存在先后. 因此，政府在对生产部门实施与碳交易机制配套的措施时，也应当注意到部门和产业链的异质性，把握好时间节点和力度，才能更加高效.

第二，无论是情景I还是情景Ⅱ，农村居民的总体碳负担率均低于城镇居民. 情景I下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碳负担率差异较大的消费品类别为居住类. 当扩大到到情景Ⅱ时，居民在交通和通信方面的碳负担率会明显上升. 农村和城镇居民碳负担率的不同主要取决于能源产品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差异，而不是食品、医疗或教育方面的消费差异. 在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农村居民在居住方面会更承担高的碳负担率，政府应当实施相应的措施来缓解农村居民的居住碳负担.

第三，在情景I下，城镇低收入人群的碳负担率要高于高收入人群，此时碳交易机制会扩大城镇居民内部的不平衡. 当扩大到情景Ⅱ时，交通和通信类的碳负担明显上升，交通能源支出较高的高收入人群的碳负担率也明显提高，碳负担率由累退变为累进. 总而言之，碳交易机制可能会对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在生活必需的能源消耗上带来更大的成本. 城镇内部的不平等问题也可能会因为碳交易机制的实施而有所加剧，未来碳价格的上涨可能会放大这种影响. 因此，政府在实施碳交易机制时，应当对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进行相应的扶持政策.

第四，考虑价格管制的分析表明：在情景I下进行价格管制时，居民的碳负担率整体都有所下降，但累退性不会发生改变. 此时，高收入居民从价格管制中获益更多. 情景Ⅱ下设定的两种管制有不同的效果. 对石油价格进行管制时，城镇内部由累进性变为累退性，此时高收入群体获益更多. 而对电力和燃气的价格进行管制时，城镇低收入居民的碳负担率会低于高收入居民，与无管制政策时相同，呈现累进性，此时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 因此，在实施碳交易政策时，政府可以根据各部门产品价格波动的大小以及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结构来制定价格管制政策，从而避免低收入群体承担更高的碳负担率. 考虑成本传导能力的分析表明：大部分行业会消化掉一部分碳交易机制导致的成本上升，居民群体的碳负担率都有明显的下降. 但纳入成本传导能力不会改变不同收入群体碳负担率之间的相对大小，即累进和累退性不会发生改变.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本文从短期效应出发，将投入产出数据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相结合，考察碳交易机制对不同居民群体碳负担的影响；尤其是通过分析碳交易机制对生产部门引致的价格变化，来刻画主动部门参与碳交易，并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影响从动部门，最终对居民造成碳负担的传导过程. 其次，本文还结合中国碳市场的发展进程，模拟当覆盖行业扩大到七个高能耗行业时碳交易机制对居民造成的碳负担. 最后，本文在传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价格管制政策和成本传导能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并进行结果对比，为政府实施相应配套措施提供参考.

本文主所使用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假设居民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以及生产部门的投入结构和生产技术不变，因此不适用于分析碳交易机制在长期带来的碳负担问题. 未来将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与生产替代函数和需求替代函数相结合来分析长期碳负担问题也非常有意义.

本文摘编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5年,第45卷,第3期论文《低碳转型与社会公平:碳交易机制是否会造成不平等的居民碳负担?》（点击题目链接全文）；
作者：刘江华, 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能源经济与环境政策；何世雄（通信作者）,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环境经济；龚年姣，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经济
      上海财经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财经研究所, 上海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