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至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会议。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随着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关税战，中国正将战略重心转向周边地区，以确保经济与国家安全双重利益。

在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关税战之际，中国于4月8日至9日召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成员出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着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并首次提出“亚洲安全模式”。

中国此时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旨在深化与中亚、东北亚及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巩固周边地区作为中国的战略后方。这表明北京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应对中美贸易战。

4月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对多个国家实施“互惠关税”政策，其中特别针对中国商品加征了34%的关税。对此，北京迅速采取了相应的关税反制措施。经过一系列升级，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已达到145%，尽管特朗普对所有其他国家的额外关税上调实行了90天的“暂停”（10%的关税仍然有效）。与此同时，中国已将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关税提高至125%。

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周边工作的目标任务、思路举措”，强调“要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重点，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

鉴于中国边境线漫长——陆地上与14个国家接壤，这还不包括海上邻国——会议强调了“周边外交”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外交部将中国周边地区描述为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阵地，统筹外交全局的优先领域，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

外交部声明指出：“要以全球视野看待周边，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周边工作”。 外交部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指出周边外交“也正进入与地区格局和世界变化深度联动的关键时期”。该声明指出，在此背景下，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重点”。

这次周边工作会议强调了三个概念：中国的周边外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亚洲安全模式”。

中国对周边的新关注

首先，“周边”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指中国地理上邻近的地区和国家。传统观点认为，周边涵盖了与中国陆地和海上相连的地区和国家。中国外交部智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将“中国周边”定义为29个国家。这一群体不仅包括与中国有陆地或海上边界的20个国家，如印度、蒙古、朝鲜、菲律宾和日本等，还包括另外9个国家。这9个国家——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新加坡、泰国、柬埔寨、东帝汶、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均位于中国的临近地区，在各个领域相对依赖于中国。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和其他方面对中国的关系较深，使它们成为中国“周边”或“邻近”概念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29个“周边”国家中，除俄罗斯外，其余均为亚洲国家。28个国家均与中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包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或互利关系。

据新闻报道，中国已与17个周边国家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与25个周边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并成为其中1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9个周边国家与中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14个陆地邻国中，除印度和不丹外，12个已通过谈判与中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周边外交”概念并非新事物，但中国就此议题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却实属罕见。上一次召开此类会议是2013年10月举行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同样持续了两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成员出席。那次会议提出了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总体布局，明确了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

2013年，时任美国奥巴马政府已提出“重返亚洲”战略，中美关系面临调整，当前形势更加严峻，此次会晤级别也因此提高。

尽管如此，缺乏专门讨论周边外交议题的高层政治会议并不意味着周边外交在2013年至2025年期间没有成为中国的重点。2017年和2022年，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分别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202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书面致辞，强调在新时代“我们要赋予亲诚惠容理念新的内涵，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为地区团结、开放、进步提供新的动力”。

除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国外交的对外活动也体现出对周边问题的关注。近期，习近平正在访问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5月初和6月初，他还将分别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活动和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乌兰巴托也多次表示邀请习近平近期访问蒙古。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已向中国邀请，希望习近平主席将于10月底或11月初赴韩国出席APEC峰会。东京方面也在积极推动习近平主席访日。据报道，日本计划在2025年下半年举行第十次韩中日领导人会议。

中国正致力于通过这些努力加强外交统一战线，联合那些同样面临美国压力的国家，携手应对中美之间的全面贸易战。东南亚国家是北京特别关注的焦点，习近平2025年的首次出访就重点关注了该地区。

2025年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内国际会议中心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越南国家主席梁强共同会见中越人民大联欢活动代表。这是活动后，习近平同苏林、范明政共同见证中越铁路合作机制启动仪式。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出的重大倡议。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说，这一理念“是对‘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问题的中国解答”。中国积极推动这一理念的落实，与各国签署合作文件，而不仅仅局限于其周边国家。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张和行动》白皮书显示，截至2023年7月，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

2025年1月2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在外交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旨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政策支撑、话语支撑和人才支撑，服务国家外交目标。

构建亚洲安全模式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安全模式”，以凸显与美国的对比。自2014年中国主办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建立措施会议（亚信会议）以来，习近平主席一直在推动构建一个全新的、专属于亚洲的安全框架。其理念是重塑以美国同盟“轴辐式”体系为基础的现有安全秩序。然而，中国在实施其新亚洲安全模式愿景方面面临挑战。

然而，在中美双边关系陷入僵局且对美国可靠性日益产生怀疑的背景下，人们对于这一倡议的兴趣可能会愈发浓厚。

2025年1月，该交流机制中断六年后，由自民党干事长森山宏和公明党干事长西田诚率领的日本执政联盟代表团访华，并正式提出公明党关于建立“亚洲版欧安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建议。

该倡议旨在创建一个非约束性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重点关注亚洲地区的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该提案旨在建立一个覆盖亚洲的区域安全磋商平台，效仿冷战时期欧洲的对话机制。该倡议旨在创建一个类似欧安组织的非约束性多边对话机制，重点关注亚洲地区的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等问题。

日本公明党提出的初步构想是“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如果可能的话，总部设在东京，“并邀请日本、中国、韩国、朝鲜、美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参与”。日本首相石破茂对这一想法持积极态度，甚至在2025年3月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宣布，日本政府将致力于建立一个相当于亚洲的欧安组织的机构。

据报道，石破茂表示：“我们必须在亚洲建立多边安全机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亚洲版的北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以防灾和公共安全为重点，建立亚洲版的欧安组织。”

石破茂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前夕曾提出建立“亚洲版北约”的构想，但遭到中国、韩国等国的反对。而建立“亚洲版欧安组织”以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新构想，可以视为一种战略调整，而且正如石破茂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似乎更具现实可行性。

东京表面上推动地区和平，实际上可能意在通过该机制扩大影响力，平衡中美博弈，尤其注重对东海、南海等热点问题的管控，但日美同盟关系可能会制约该组织的独立性。

那么，日本为何选择向中国提出这一建议？日本决策者很可能察觉到了中国对此类合作安全机制的兴趣。例如，大约在同一时期，中日两国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代表团访日达成了一致。中日防务交流旨在探讨地区安全局势，这似乎与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版欧安组织（OSCE）的提议不谋而合。

蒙古国案例

作为中国北方的近邻，蒙古国在北京周边外交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显著深化。尽管乌兰巴托尚未正式加入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但蒙古国可能会积极研究相关合作框架文件，以维护战略互信，避免因战略认知差异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蒙古国两大政党——蒙古人民党和民主党——目前组成联合执政，均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机制性交流。在此背景下，借鉴北京与日本、俄罗斯、欧洲、中东、非洲、东盟国家和其他国家政党交流机制的经验，中蒙双方有可能在现有党际合作基础上，探索建立专门的执政党交流合作机制。这符合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需要。

如果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建立类似欧安组织（OSCE）的亚洲区域安全框架，乌兰巴托可能会谨慎权衡其参与程度。与亚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蒙古国担心在中美对抗中选边站队的压力。

回顾过去，2012年11月，蒙古国正式加入欧安组织，成为其第57个成员国。作为欧安组织仅有的9个非欧洲成员国之一，蒙古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共享这一殊荣。蒙古国加入欧安组织的同一年，它建立了北约“全球伙伴关系”，展现了乌兰巴托抗衡中国和俄罗斯影响力的战略。这两次加入都与蒙古国的“第三邻国政策”相契合。

虽然加入欧安组织赋予乌兰巴托参与预防冲突和军备控制讨论的权力，但蒙古国的非欧洲地位本身就限制了其决策权。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这种加入的实际效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蒙古国致力于与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但其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对中国的矿产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80%以上），乌兰巴托对中蒙跨境铁路项目的浓厚兴趣就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和其他欧安组织成员国仍然对蒙古国所宣称的“欧洲身份”持怀疑态度，而最初专注于中亚、但后来有所扩大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则一直敦促乌兰巴托做出更明确的地缘政治协调。这种紧张关系凸显了蒙古国在多边主义愿望与不可避免的经济依赖之间微妙的平衡。

北京正在积极调整外交战略，更加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试图在亚洲地区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安全架构。这一战略调整体现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蒙古国、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正密切关注中国的应对和调整，观望局势发展。

作者：楚·苏米亚（Sumiya Chuluunbaatar），蒙古国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经济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
来源：The Diplomat, 2025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