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正式签署“对等关税”政策，该政策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最低基准关税10%”。这一对等关税政策不禁让人高呼大萧条年代胡佛贸易壁垒政策的回归，即以“公平贸易”为名，振兴美国国内农业、制造业发展和重构供应链。胡佛在大萧条时期出台的法案实际上恶化了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当前，对等关税政策延续了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路线，也将对美国国内经济形成显著的反噬效应。其将重创全球化下各国贸易体系，特别是东南亚等新兴制造业中心或陷入深度震荡。

一、“对等关税政策”：历史重现

对等关税政策是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的再一次回潮。胡佛于1929年1月就任美国第31任总统之际，正值美国经济处于结构性失衡的关键节点。1929年4月，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里德·斯穆特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利斯·霍利联合提出的关税法案，该法案将20000余种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提升59%，虽遭1028名经济学家联署反对，仍于同年6月17日经总统签署生效。这一决策引发了全球贸易体系的连锁反应：加拿大在1930年5月率先对美国16类主要出口商品实施反制性关税，涉及美国对加出口总额的30%；意大利将汽车进口关税提高200%，直接导致美系汽车销量骤降90%；西班牙则实施惩罚性关税彻底阻断美国汽车进口。值得注意的是，在1927年占据全球汽车产量80%（1500万辆）的美国汽车工业，因此遭遇重大出口危机。保护主义加剧全球贸易萎缩和贸易战，最终使美国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周期。胡佛政府这种忽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过度依赖关税壁垒的政策选择，最终被证明是应对系统性经济危机的重大策略失误。近百年后，相似的政策裹挟着“本土复兴”口号卷土重来。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是标榜“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重构，还是将全球贸易体系推向对抗与衰退的致命陷阱，最终造成潜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国内制造业回流受阻与“回旋镖效应”

相似的是，美国经济同样处于结构性失衡的关键节点。特朗普声称：“美国一直在遭受其他国家的剥削; 这种可怕的失衡摧毁了我们的工业基础，使我们的国家安全处于危险当中。”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试图通过提高进口壁垒重塑本土制造业竞争力，但其效果将与目标严重背离。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以“振兴本土制造业”为核心目标，却在钢铁、汽车、原材料及制造业整体领域引发系统性反噬效应。

钢铁行业虽因25%的进口关税短期内产量提升，但国内热轧钢卷价格飙升至全球均价的近两倍，迫使下游汽车制造商承担每辆车约300美元的成本激增，福特甚至因特种钢材短缺推迟电动皮卡生产，暴露出供应链本土化的脆弱性。汽车产业则陷入双重困境——钢铁、铝材关税推高零部件成本的同时，欧盟等市场的报复性关税导致出口份额下降，2025年美国汽车出口量较2020年下降18%，本土车企为求生存在墨西哥、印尼加速产能转移，新能源转型更因电池技术依赖中国而严重滞后。原材料领域同样受创，铝价上涨42%迫使波音将机身制造外包至印度，稀土进口配额缩减则令军工企业以四倍溢价从澳大利亚采购，化工巨头陶氏化学更因树脂关税裁员并迁离研发中心，产业空心化趋势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劳动力短缺导致250万技术岗位空缺，半导体工厂因设备关税延期投产且成本超支40%，研发投入占比跌至2.1%，自动化水平仅为中国的60%，竞争力持续弱化。欧盟“碳边境税”与日韩在RCEP框架下的零关税合作进一步瓦解美国规则主导权，揭示单边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多极化重构和盟友体系的离心倾向。欧盟、加拿大等传统伙伴的报复性措施已覆盖农产品、奢侈品等关键领域，关税战从经济工具演变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

三、东南亚：出口崩盘与供应链转移的“高成本悖论”

东南亚国家作为全球供应链转移的核心枢纽，在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冲击下，正经历经济安全与战略自主性的双重考验。该地区对美贸易顺差占其GDP的12%以上，2024年东盟对美出口总额达6380亿美元，其中电子设备、纺织品、农产品构成三大支柱。然而，对等关税政策的出台（越南46%、泰国36%、印尼32%）为区域经济增长按下了慢放键，暴露出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风险。

东南亚的出口导向模式在关税冲击下陷入恶性循环。越南作为典型代表，其电子元件出口的46%面向美国市场，关税成本上升直接导致订单流失。数据显示，2025年第二季度外资企业新签投资协议金额同比下降28%，已有17家跨国企业暂停扩建计划。泰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同样受创，其对美出口的变速箱、电子控制系统面临36%的关税，迫使日本车企将部分产能回迁至九州地区。这种“去东南亚化”趋势与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的“中国+1”战略形成讽刺性对比，即企业为规避地缘风险进行的供应链分散化，或因美国政策的多变性陷入更大不确定性。对于区域内经济平衡而言，马来西亚、印尼的原材料出口因关税打击导致财政收入锐减，被迫削减基础设施建设预算。雅加达-万隆高铁等区域互联互通项目的二期工程因资金短缺延期，一定程度削弱了东盟内部供应链协同能力。与此同时，新加坡、菲律宾等服务业主导经济体虽受关税直接影响较小，但区域整体需求下降导致金融、物流等配套产业增长放缓，折射出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脆弱性。

虽然东盟和具体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转移浪潮中积极运用地缘政治杠杆重塑产业分工，但对等关税政策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和东南亚国家的全球价值链中的较低地位使其产业分工和转型仍存在局限。面对美国即将施行的“关税大棒”，东盟或将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框架下的原产地规则统一，鼓励企业利用成员国间的中间品贸易规避关税壁垒。印尼或将通过镍矿出口禁令，迫使动力电池制造商在当地建设从采矿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尽管世界贸易组织裁定该政策违反自由贸易原则，但印尼凭借资源主权吸引了特斯拉、LG新能源等企业的百亿美元投资，在电动车供应链中从原材料供应者升级为价值链参与者。这种“资源民族主义”策略正在被越南、泰国效仿。越南限制稀土初级产品出口，要求外资企业在境内完成精炼加工；泰国则对橡胶制品出口加征附加税，推动下游轮胎、医疗手套产业本土化。然而，资源民族主义的战略升级始终面临结构性制约。东南亚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1%，远低于中国的35%，表明其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马来西亚试图通过数字经济突破困局，但其半导体封测产业80%的技术专利仍掌握在美国、韩国企业手中。更严峻的是，区域内部的技术竞争加剧了分裂风险：新加坡凭借金融枢纽地位吸引高端研发投资，而柬埔寨、老挝等欠发达国家在数字鸿沟中进一步边缘化。这种分化不仅削弱了东盟集体议价能力，还为外部势力介入提供了突破口。

四、结语

特朗普推动关税政策的核心动力，源于全球化进程中暴露的两大问题：一是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美国中西部工业区长期衰退，二是国内制造业集团与劳工组织形成的政治压力。大量传统工厂关闭造成的失业潮，持续刺激着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但单纯提高关税无法解决产业升级缓慢、职业技能培训缺失、基础设施老化等结构性问题，反而推高了物价并激化社会矛盾。

从国际视角看，美国加征关税引发的贸易对抗，暴露了现行国际规则的局限性。WTO等国际组织缺乏有效制约单边行动的能力，区域贸易协定又因成员国利益差异难以协调行动。这种制度缺陷助长了两种趋势：经济强国更倾向于用市场规模制定规则，中小国家则通过结盟增强议价能力。特朗普的关税策略本质上是应对全球权力转移的政治工具。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正从"全球规则主导者"转变为"利益争夺者"。不同阵营已展开新形态竞争：中国在构建区域性贸易网络，欧盟强化技术标准制定权，东南亚国家实施多边平衡策略。这些动向预示着，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将呈现多中心格局——既有传统贸易体系的延续，也会出现区域合作新模式。虽然近期关税冲突有所缓和，但更深层的较量正在展开。各国围绕关键技术控制权、产业链重组主导权、数字贸易规则的争夺，将持续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这种转型期的摩擦不会消失，而是会以更复杂的形式影响国际经贸关系。

作者：刘一谷，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