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伦·麦克莱恩：大家好，我是亚伦·麦克莱恩。欢迎来到《战争学院》节目。今天我们荣幸邀请到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先生。他现任哈德逊研究所战略与治国方略拉文内尔·B·库里三世杰出研究员，同时也是佛罗里达大学汉密尔顿古典与公民教育中心新设立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战略与治国学教授。当然，他还为《华尔街日报》撰写国际评论专栏。沃尔特，欢迎来到节目。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很高兴参与节目。

亚伦·麦克莱恩：沃尔特，您对我们讨论的诸多议题都有深刻见解，尤其是今天的主题——经济在战略中的作用，特别是特朗普对经济战略的认知。我有一个观点想与您探讨：许多观察家低估了经济因素在特朗普世界观中的核心地位。例如，近期他与泽连斯基通话时提出美国应持有乌克兰能源设施（如核电站）的股权，或是所谓“加沙特朗普里维埃拉”计划（美方将建立类似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实体）。这些既非孤立主义政策，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干涉主义，而是全新的战略范式。我认为特朗普本质上并非孤立主义者，其大战略的核心是某种经济愿景，与历史悠久的重商主义思想存在关联。您对此有何见解？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确实，特朗普的经济思维呈现明显的重商主义特征，他坚信贸易顺差有利、逆差有害。尽管18世纪重商主义鼎盛时期并未使用“贸易逆差”这一术语，但这种将生产国与消费国对立的思维模式是典型的重商主义逻辑。不过，有时我觉得用18世纪的重农主义来类比更为贴切——该理论认为只有农业创造真实价值，其他行业均属寄生性质。这与本届政府重视制造业、轻视服务业的倾向存在相似性。

亚伦·麦克莱恩：请详细解释这一概念。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这种思维模式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制造实体产品（如金属加工）比提供服务或设计产品更具价值。当然，这两种理论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没有农业基础人类无法生存，长期贸易逆差也会引发经济危机。但从市场对特朗普早期关税政策的反应来看，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重商主义贸易观。

亚伦·麦克莱恩：您的分析在国家安全层面具有合理性。当前各界普遍认为，美国在关键国防物资（如船舶、弹药）生产方面已严重落后，不应将核心国防产业外包给中国。但特朗普的理念显然更为宽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80年代他对美日贸易的态度——当时美日贸易逆差并不涉及国家安全因素，但特朗普对此极为关注。此外，当前科技巨头（如马斯克、贝佐斯、扎克伯格）与MAGA运动的结合值得注意。尽管多数科技企业并不直接从事制造业，但它们为何支持强调制造业回归的政策？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科技企业更关注供应链安全（如芯片供应），而非传统制造业关税。特朗普的低技能移民限制政策对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行业（如餐饮业、建筑业）影响较大，但对科技公司而言，landscaper费用上涨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成本。同时，科技企业并不担心工会化问题，因此对民粹主义政策采取包容态度。这种联盟模式反映了21世纪美国政治经济的新平衡——在自由市场理论与企业利益之间寻求新的结合点。

这也是为什么，硅谷对特朗普的态度有了翻天的逆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硅谷的支持者寥寥无几，彼得·蒂尔等少数几位力挺特朗普的科技界人士被视为“异类”，主流科技界都在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甚至公开反对他。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科技界的核心人物，比如扎克伯格，甚至贝索斯都在向特朗普靠拢。而马斯克就更不用说了，如今整个科技界正在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MAGA-verse）融合在一起。

亚伦·麦克莱恩：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的局势，我想回顾一下历史。现在是2025年，我们突然进入了一个高关税、强调贸易顺差、鼓励制造业回归的时代，这种变化看上去很“革命性”。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去，会发现这其实并不新鲜。在更早的历史阶段，这种政策反而是主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英美世界逐渐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转变。你能不能讲讲，这种演变是如何发生的？过去的经济模式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英美世界最终走向了自由贸易？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这一转变始于19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变革。传统上，英国的统治阶级主要由两大派别组成:

亚伦·麦克莱恩：从经济运行规律看，美国企业界与中国经济存在深度互动关系。中国实施的产业政策体系客观上形成了特定的市场竞争优势。这种政策引导与美国企业的逐利性形成共振。当前国际供应链格局的演变，既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包含各国政策选择的影响。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转移、部分关键产业对外依存度的提升等现象，对美国经济安全必然构成了结构性挑战。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确实如此。

亚伦·麦克莱恩：从多方面来看，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比如实施关税措施，试图扭转这种局面，使其恢复到某种合理状态，这在右翼群体中可能是一个得到80%到90%支持率的议题，并且我认为它在很多美国民众中都有广泛的吸引力。关于中国，这是一个两党都关注的议题。而本届政府的行动范围要比这广泛得多。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还涉及到加拿大、日本、欧洲国家等。而如果我们要遏制中国，实际上这些国家是我们需要的盟友。

我想问您，您认为这一切最终会如何发展？我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这对美元意味着什么，显然美元的地位至关重要，或许您可以谈谈这个问题。美元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对美国的实力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想提高关税，又希望美元贬值以促进出口，这将如何发展呢？市场对此感到紧张，不过总统似乎并不认为这会像他第一任期时那样阻碍他的行动。沃尔特，帮我们理解一下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事情可能的走向。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我们来区分几个方面。我之前谈到了二战后的一系列关税安排。当特朗普与德国、英国、日本以及韩国谈论关税问题时，他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再需要1948年的那种协议了，当时为了帮助你们从二战中恢复，我们允许了非对等的关税安排。”所以从抽象的角度来看，这是他的一个合理议程项目。为什么欧盟对美国汽车征收的关税要高于美国对欧洲汽车征收的关税呢？现在，你可以这样争辩，如果我们对欧洲采取回应措施，假设欧洲对美国汽车征收10%的关税，而我们对欧盟汽车征收1%的关税，尽管我并不清楚实际数字是多少，但先这么假设。

亚伦·麦克莱恩：您在这方面比我更擅长假装懂行。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好吧，所以如果我们把汽车关税提高到9%或10%，基本上只是让美国人更难买到他们想要的奔驰汽车，他们并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所以有人会认为，仅仅跟风他们的不良行为只会让所有人的处境更糟。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是纯粹的自由贸易观点，反对特朗普对这些老牌盟友征收关税。特朗普会回应说：“让他们降低关税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后当他们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就会同意降低关税。”

他反复说：“对等是个美妙的词。”我认为，如果欧盟认真地对美国说：“我们来做吧，认真地实现对等。” 我想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对欧盟或加拿大采取非常自由贸易的政策。实际上，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有另一个复杂因素，其中一些问题实际上与中国有关。在北美自贸体系中，中国因素确实构成重要变量。

所以在中国的很多零部件在墨西哥的工厂组装，然后再运过边境进入美国，并且能拥有免税待遇，这一现象是全球化产业链分工的产物。我们越是试图改变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运用规则的机会就越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做法是：“好吧，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北美自由贸易区，那么就需要对中国产品制定更严格的规则。”现在，如果我是墨西哥总统或加拿大总理，可能会说：“特朗普先生，就在不久前您担任总统期间，我们修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您当时说我们达成了一项很好的协议。而现在您却在挑战这项协议。所以如果我再和您签署一项协议，我怎么能保证18个月后，您不会再次来找我的麻烦呢？”

所以可以合理地说，即使这些行动背后的目标是明智的，其策略也并非十分出色。好的，这就是我们与富裕盟友之间贸易层面的问题。而对于我们的贫穷盟友，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会说：“听着，我们不像1948年的日本那么贫穷，我们没有忍饥挨饿。但是为了我们政府的稳定，我们的经济需要增长，而我们的经济要增长，就需要能够向富裕国家出口，就像许多其他国家那样。而您希望我们与您结盟来对抗中国。好吧，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要怎么跟我的选民说与美国合作能帮助他们呢？”

所以对于贫穷国家，关税问题是不同的，而且可以说，有更充分的理由允许与关键盟友进行一些经过仔细监测和控制的非对等关税安排，特别是那些靠近中国的国家。但与此同时，在处理这些贸易争端时，再回到美国与富裕盟友的问题上，特朗普又说：“我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人们会说：“哈哈您只是在开玩笑。”他说：“不，我是认真的。我希望他们成为第51个州。”然后他又把贸易问题掺和进来，而且还同时质疑北约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这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美国不仅在关税问题上与欧洲人争斗，还在国防问题上争斗，比如对北约的支持力度会有多大，等等。这样一来，美国面对的就不是针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经济争端，而是陷入了普遍的愤怒和两极分化的迷雾中。我猜总统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样可以最大化他的影响力。我们不应忘记，特朗普是如何设法让贸易法的解释符合他的意愿的，而拜登也在这方面延续了他的做法。

美国总统基本上可以对任何他想征税的商品，在任何他想要的税率上征收关税。现在没有哪位总统会愿意放弃这种权力。从其他方面来看，这就像是：“我现在几乎可以对美国的每一位首席执行官说他们公司的股价会怎样，因为我可以通过关税让你的企业陷入危机，或者我可以给你某种救济让你发财。我在竞选连任时需要一些帮助，或者我在建设总统图书馆时需要些支持等等。”所以这是巨大的权力。同样，对于任何一位国会议员，“我可以摧毁你所在选区的产业，或者我可以让你所在选区的产业非常繁荣。”所以这是整个关税问题的另一个层面，这与自由市场理论、联盟政策或其他任何东西都无关，只与国内政治有关。 

亚伦·麦克莱恩：令人震惊的是，国会实际上已将这一权力拱手相让，但事实确实如此。如同其他诸多先例，木已成舟。顺便提及一个有趣的潜在未来场景：当前正值2025年3月，舆论普遍将特朗普视为扩张行政权力的代表。这在某些层面显然成立，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拜登总统本人乐见其成的权力扩张趋势的延续。然而存在一种可能性：若政策失误导致经济衰退，共和党可能失去国会甚至参议院（尽管从席位分布看可能性较低）。这种情况下，本届政府的政策或将导致总统权力受限——若国会落入反对党之手，其必然会以“行政越权”为由进行强烈反弹。尽管权力扩张趋势似乎不可逆转，但至少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值得注意的是，若民主党更具战略眼光，本应在总统大选后的跛脚鸭国会会期采取行动。当时本可争取60名参议员联署，终止特定国家紧急状态，重新审视行政命令的法律基础，从根本上削弱总统滥用关税权的合法性。然而尽管舆论渲染“拯救民主”与“防范独裁”，民主党实际并未采取实质行动。共和党虽不可能完全让步，但参议院中确有像兰德·保罗（Rand Paul）等议员原则上支持限制行政权。若策略得当，本可达成跨党共识。这一事态暴露出国会已严重偏离宪法赋予的职能。社会需要有效治理，而当国会无力履行制宪者赋予的职责时，行政与司法部门必然自行填补权力真空——尽管这并非理想状态，但却是现实所需。

亚伦·麦克莱恩：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美元地位。请向主要关注军事安全领域的听众解释：为何美元对美国综合国力至关重要？以及特朗普政府政策可能对美元国际角色产生何种影响？若美国试图通过贬值美元促进出口，未来将如何演变？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相较于某些美元崇拜论者，我对此持更中立态度。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确实赋予美国制裁便利，但制裁本质上是无力采取实质行动时的遮羞布——正如国会将争议事项交付委员会研究。美元储备地位更像双刃剑：它既允许美国以低成本融资（类似签发“永不兑现的支票”），也纵容了财政纪律的松弛。事实上，美元地位是美国实力的结果而非原因——美元成为储备货币前，美国已崛起为超级大国。我乐见对手将攻击美元作为战略重心，这将分散其对真正威胁的注意力。

从根本而言，货币价值反映国际社会对一国经济的信心。维持美元吸引力符合美国利益，因为这意味着全球资本持续流入美国市场。但我既不认同特朗普政府主动贬值美元的策略，也反对将捍卫美元地位作为国家战略核心。货币政策应服务于整体经济健康，而非孤立追求汇率目标。

亚伦·麦克莱恩：沃尔特，这场对话令人受益匪浅。我们本可继续深入探讨，但期待您未来再次做客，分享您本人对“爱国市场”（patriotic market）的战略构想。作为汉密尔顿中心的汉密尔顿教授，或许我们终于能从真正的汉密尔顿主义视角展开讨论。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批评他人总比提出建设性方案容易得多。不过作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战略与治国学教授，我确实常自问：若汉密尔顿在世，他会如何应对当前挑战？

*文章编译自《战争学院》（School of War）第186期播客内容。本文对“科技–民粹”联盟的剖析、对美元地位的辩证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政治经济深层矛盾和全球货币体系演变，但其从美方立场出发，对中国表现出明显负面态度。读者在阅读时需注意区分事实陈述与观点表达，结合多源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