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终将意识到，与美国为敌，或将身陷险境；但若与美国为友，则无异于自取灭亡。”——此言出自亨利·基辛格（Henery Kissinger）1968年与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y）探讨越南战争时的一席谈话。

 1   摇摇欲坠的国际秩序 

唐纳德·特朗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可能标志着美国精心构筑的全球秩序体系开始土崩瓦解。这套被称为“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体系，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八十余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客观而言，这一体系既由美国主导创建，也主要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这套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其理论基础最初源于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那篇举世闻名的8000字长电报，随后他又以“X”为笔名，于1947年7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战略构想。

始于马歇尔计划，美国在1948至1951年间向16个欧洲国家慷慨解囊，提供了高达133亿美元的援助（按今日币值计算约合1500亿美元）。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美国于1945年主导创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双子星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分别肩负起平衡国际收支与提供发展援助的重任。到1948年，美国再接再厉，领导成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该协定后来在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取而代之）。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一个集体防御性质的军事同盟应运而生，其核心是通过第五条款（即“一国受攻击视为全体成员国受攻击”），为欧洲盟国提供了美国的隐性核保护伞。然而，时至今日，美国是否会信守其北约承诺，已经扑朔迷离。这种情况与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态度如出一辙——过去十年，美国通过拒绝委派代表参与世贸组织仲裁小组，使这一机构形同虚设。

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揭开国际关系的新篇章，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将与过去八十年建立的国际纽带背道而驰。这种历史关系的转变预示着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将面临重大调整，国际政治棋盘或将重新布局。最为明显的变化体现在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传统同盟关系，以及美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上。美国与传统盟友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根源主要在于经济层面。

首先，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肩负着全球防务的重担，这无形中为欧亚盟友释放了大量资源，使其得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现经济腾飞。与此同时，美国却在过去半世纪陷入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失衡的泥潭。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这无异于让盟友“坐享其成”，因此正积极寻求美国盟友在军事开支上做出更大贡献。不言而喻，欧洲军费开支的大幅增加将为美国军工产业和整体经济带来高达5000至8000亿美元的巨大经济红利，堪称雪中送炭。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另一个核心支柱是解决美国积重难返的贸易赤字问题，其政府将贸易失衡归咎于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坚信通过关税手段可以纠正这种失衡状况。这一强硬策略已从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起步，而随着2025年4月全面贸易审查的临近，一揽子更为广泛的新关税措施也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2   以邻为壑

特朗普政府陷入了一个根本性的认知误区，其将关税视为对出口国的惩罚措施，却忽视了关税实质上是由美国国内消费者买单的税负转嫁。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对经济基本规律熟视无睹——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直接源于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结构性缺口。美国国内储蓄率偏低，迫使其经济体不得不依赖外国资本来满足投资需求，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美国自身宏观经济政策和税制安排所致。关税政策的实际效果不外乎推高物价、抑制经济增长，或两者兼而有之。

更为严峻的是，关税措施几乎必然引发贸易伙伴的对等报复，最终陷入亚当·斯密所警示的“以邻为壑”的恶性循环。众多经济学权威人士已经发出警告，当前的贸易政策取向令人不禁联想起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出台后引发的全球贸易战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惨痛教训。

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孜孜不倦地拆除支持美国的传统联盟与机构，另一方面也全力以赴地重组国内外治理结构，以期削减财政开支，提升公共资金使用效率。美国众议院最近提出的预算草案清晰勾勒出该政府财政规划的基本走向。该计划核心内容包括：未来十年削减1.5万亿美元联邦支出，其削减重点主要指向法定福利项目；与此同时，却增加军事开支，并推行规模高达4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减税政策。这一财政组合拳将使美国财政持续处于巨额赤字的困境之中。

与财政政策调整相呼应，马斯克先生领衔的政府效率部门（DOGE）雷厉风行，着手精简联邦机构、裁减冗员。他们首当其冲地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自马歇尔计划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一直是美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主要渠道。然而，从宏观视角观之，这些削减举措规模有限，难以撼动庞大赤字，尤其考虑到联邦雇员薪资支出仅占总预算的约1.6%。美国国际开发署成为首个“祭旗”对象并不令人意外——外援项目在国内民意支持基础薄弱，在特朗普政府施政优先序列中位居末端，尽管其400亿美元年度预算与6.7万亿美元联邦总支出相形之下微不足道。

解决美国天文数字般的累积赤字困境，可能要依赖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解决方案。该方案源自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的学术论文。米兰提出的核心构想，即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实质上是一种仿效阿根廷模式的债务重组计划。该计划核心内容是要求美国国债持有者将手中债券转换为长期低息甚至零息贷款。作为交换条件，债券持有者将获得含糊其辞的美国金融市场优先准入权或安全保障承诺，或兼而有之。然而，此类债务重组安排通常只在国家面临违约危机或货币危机时才会出台。在当前情境下，美国能够向债券持有者提供何种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仍不明朗；同样，在没有实际违约风险或缺乏明确界定利益的情况下，这一计划的可行性也令人质疑。

纵观历史，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独特地位使美国坐享其成数十载，尽管这一地位在近二十年来呈现逐步弱化趋势。与此同时，美国凭借其开放多元的金融体系，成功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全球储蓄和投资资本，使其国力得到显著增强，即便其频繁使用法外制裁手段也未能阻挡这一趋势。若美国政府贸然强制重组其国债（这些国债长期以来被视为绝对安全的投资），并纵容美元贬值，则在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急转直下以及单方面撕毁《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等条约义务的背景下，外国投资者对美方提供的金融市场准入承诺或安全保障能否予以信任，恐怕将是一个巨大问号。

 3   大国命运：何去何从

*本文由哈尼·冯德克利博士授权发布，英文题目为"Politics of the Jungle: The Collapse of American Global Consruct", March 1, 2025. 如需转载，请联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