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1923.09.16~ 2015.03.23)，新加坡华人，新加坡开国元首，来源百度百科。

内容摘要：日韩与中美之间在安全与经济关系上相互分离的局面能否持久可以概括为 “李光耀之问”。回顾近年来日韩两国对华经贸关系的变化、日韩围绕美国对华战略博弈的 地缘政治辩论以及地区安全形势变化，不难看出，与流行10多年的东亚“二元格局”论不同，自 2019年开始日韩两国在经贸上已经出现明显的“疏远中国、靠拢美国”的状况，在安全上则从 2017年开始不断加大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力度，并日益在美国的压力下加大军费支出，导致地区紧张局势有所加剧。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之后，日韩对华经贸关系还有可能进一步疏远，因而东北亚地区的所谓“二元格局”或将接近终结。
关键词：李光耀之问；二元格局；战略竞争；军费开支；贸易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6X（2024）06-0003-17

美国政府正胁迫盟友进行一场“去中国化”的战略行动，高技术领域限制对华出口，劳动密集型低技术领域寻求新的替代者，在关键原材料领域构建新型伙伴关系，抵御中国可能断供的风险。在东北亚地区，韩日两国在高技术特别是半导体领域拥有显著的全球性地位，成为美国对华“脱钩”“去风险”的拉拢对象。如韩国媒体发现，韩中贸易从巨额顺差变为巨额逆差。欧洲智库也观察到，美国再度成为韩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包括三星、现代、乐天在内的主要企业集团都继续增加在美投资。美联储报告指出，2022年，当美国其他供应商加大对华进口依赖时，只有日本减少了对华进口依赖。2023年夏季，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教授、日本央行前董事会成员白井早由里在看到日本对华出口下降幅度大于对全球出口下降幅度时表示，“需要评估美中紧张局势对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 。

与日韩两国对华经贸关系疏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进一步深化。东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占东盟外贸的比重从2022年的18.8%上升至2023年的19.8%，其中进出口的占比均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对比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次区域，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别是，由于美国拜登政府强化了同盟体系，使得前者的安全形势复杂难解。在其它因素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安全关系变化对经贸关系造成的冲击成为理解本地区经贸关系变化的一项重要动因。

考察安全因素对中日韩经贸关系的影响，需要对安全与经贸两个方面的变化同时展开分析。一方面要分析中日、中韩间经贸关系的转折点始于何时。另一方面要抓住最关键的军费开支等指标，追踪日韩两国从何时开始增加安全支出，并进一步分析两国对安全环境的判断有哪些变化。本文将着重讨论中日韩经济关系的动态进展，分析中日韩之间安全关系的变化，尝试分析两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理解安全与经贸内在张力的“李光耀之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西方经济下行。面对不利形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12年底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年》报告中提出“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观点，意在引起美国的反思和警惕。当然，这种观点一经提出就遭到了中国外交部的驳斥。报告的两位作者方艾文和罗伯特•曼宁同期在《外交政策》网站刊发了一篇题为《双亚洲记》的文章，该文提出经济上更为一体化的“经济亚洲”与“安全亚洲”新概念，中国在“经济亚洲”中发挥很大作用，而美国在“安全亚洲”中表现更突出。

这一所谓“二元格局”的观察和概括，在中国国内引发了长期的争论。应当说，很多中国学者之所以使用“二元格局”概念描述本地区格局的转变，也与冷战后学术界缺乏更为准确的术语界定冷战后地区秩序有关。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很多邻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后，国际舆论界就开始注意亚洲国家间日渐紧密而深入的贸易关系对亚洲安全格局的潜在影响。如果冷战结束意味着亚洲安全主要靠美国维护，那么美国如果不能从亚洲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怎么维持这种安全上的主导地位呢？美国事实上不能也不愿意承担不成比例的霸权成本。

周边国家则对安全与经济分离的局势感到担忧，尽管在安全上还能继续获得美国的保证，而一旦出现中美对抗加剧的情况，经济上就难以搭中国便车。为此，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发出疑问:“日本和韩国早已在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投资，同时又同美国保持安全关系。这种情况能延续多久？”我们可以将此概括为“李光耀之问”。

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学术界既有的很多研究将趋势当成了事实，《全球趋势2030》在提出上述观点时，并非认为当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已经达到了与依赖美国一样的水准，而是预测到2030年地区国家可能出现一种“二元格局”的状况。美国所界定的亚洲范围与中国人熟悉的范围也并不一致，对美国来说亚洲在文化上遥远甚至模糊，对中国来说，亚洲是近在咫尺却复杂多元，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在经贸关系和安全上均有不同的局面。笼统概括整个亚洲出现“二元格局”，其实无助于帮助中国认识复杂的地区关系，也不能更深入识别美国在本地区的机制性安排和经略动力。如果说亚洲存在“二元格局”，那么东北亚地区最为可能，这恐怕也是李光耀在讨论安全与经济间的张力时直指日韩两国的原因。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美国政府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放弃了自尼克松政府时期以来的对华政策，中美安全关系已发生实质性的重大转变。拜登上任之后，扭转了特朗普政府不重视盟友的政策，并试图通过改善日韩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美国在东北亚的双边同盟体系，使之朝着三边同盟体系演进，以期改变中国的外部环境。

对中国来说，日韩是否追随美国，并加入到围堵中国的阵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日韩选择支持美国以遏制中国，那么将意味着经济因素的影响力下降，而安全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力上升。一旦安全因素占据压倒性地位，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局势恐不易维持。近在眼前的例子是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关系。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当年俄罗斯从乌克兰的进口额与出口额同比下降分别为32%和28%。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从乌克兰的进口额从上一年度的33.5亿美元降至不足5亿美元，2023年更是趋于零，而10年前乌克兰对俄罗斯出口额为150亿美元。在美西方制裁下，俄罗斯转向和中国加强贸易合作，以人民币计价，2023年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32.7%。

本文倾向于认为，安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将给经贸关系带来不确定性。如果日韩两国认为美国将在中美竞争中胜出，那么即便减少对华贸易会遭受一些损失，但靠向美国终将获得长期收益。假设这一理论预测成真，那么中日韩相互依赖的下降会导致彼此更多的冲突。反过来讲，美日和美韩同盟合作深化，将导致日韩两国与中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疏远。

船舶港口 图源摄图网

二、中日韩经济关系的变革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和韩国不仅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参照对象，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图1所示，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逐步成为日本和韩国最为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国占日本出口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7%上升至2011年的19.7%。中国占韩国出口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1.4%上升至2005年的21.8%。中国均超过美国成为日韩两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这就造成了一种迷思，即美国在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盟友，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却不是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作为韩国产品出口市场的地位仍在缓慢上升。但2012年日本“购岛风波”后，中国作为日本出口市场的地位有所下降。有的研究倾向于认为，经济力量战胜了政治纷争。大多数研究坚持认为，中日政治关系恶化是导致中日经贸关系下降的重要原因。最近一些研究发现，日本“购岛风波”后对日本的汽车和相机等产品对华出口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有些甚至还实现了出口增加。

与10年前相比，近年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同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下降。2023年，中国占日本、韩国的出口份额分别只有17.6%和19.7%，与202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6.1和4.4个百分点，这个降幅在东北亚已很长时间未出现了。从中国占世界进口的比重看，2020至2022年间略有下降，约为0.07个百分点。因此，中国市场在韩日出口中的地位出现反常的下降，需要引起极大的重视。

长期以来，中国人凭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即周边邻国“经济靠中国”的局面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只要经济力量发挥作用，中韩、中日关系不会一直坏下去，因为韩日两国的经济界人士不会放任安全因素破坏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近些年人们已经感觉到上述认识是全球化顺利发展时的一种乐观看法，一旦世界经济处于较长时期的低迷阶段，那么“艰难时世”下各国转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之后，一定会冲击高位运行的经济关系。

当然，也有人会说，中日、中韩经贸关系受损，主要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从图1观察到，疫情后的2023年中韩、中日经贸额的收缩仍在继续，并未出现明显的转折势头。这与过去30年的上升图景有很大不同，东北亚地区很可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仅从经济角度看，东北亚地区发生了以下几种显著的变化。

第一，中国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互换，韩国在发展水平上追平日本。作为一个整体，中日韩三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地位举足轻重。2022年中日韩三国的贸易、人口和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18.7%、20%和23.4%。中日韩三国的其他指标在全球的排名更好，例如，集装箱运输占世界的42.1%，专利申请占世界的51.2%，船舶制造占世界的97.3%。 从其内部关系看，中日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历史性更替，而韩国维持了相对稳定。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以现价美元计算，1994年日本经济占世界比重最高，达到了17.9%，是当时中国经济总量的近9倍、韩国经济总量的近11倍。

在此之后的30年，中日韩三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中日换位。日本经济2023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不足4%，在世界经济中的总量排名被德国超过，居第四位。中国2023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9%，比30年前上升了8倍，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名居第二位。韩国经济地位保持平稳，30年来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仍是1.6%。其次是韩国在发展水平上追平日本。目前，韩国人均GDP达到3.3万美元，被联合国贸发会议列为发达经济体。韩国人均GDP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占日本的四分之一，缩小至目前仅比日本少几百美元。尽管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4倍多，但人均GDP仍不足日本的40%。

第二，中日韩与美国的贸易联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欧洲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是东亚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欧美占日本总出口的比重年均约在一半左右。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这一局面有所改变，但东亚地区依赖欧美市场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目前，在世界贸易中，东亚地区的出口占比大于进口占比，前者为20.2%，后者为17.0%。作为一个整体，东亚三国仍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一定程度上仍依赖于美国大市场，但中日韩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已发生深刻转变。

从双边层面看，最重要的一项变化是中美已不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7-2023年间，美国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已下降了3个百分点，目前只有11.2%。自2020年起，东盟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来自美国方面的数据显示出同样的变化趋势。中国占美国进口的比重，已从2017年的21.6%下跌至2023年的13.9%，降幅超过近8个百分点。中国目前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为美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

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看到，美国与西太平洋地区的经贸关系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西太平洋地区超过大西洋地区，成为美国最大的经贸伙伴。美国从东北亚地区的进口额大幅度下降，占比从30%下降至22%，这主要是由于从中国进口额的大幅度下降造成的，日韩两国的占比基本维持稳定。并且，美国增加了从东盟的进口额，在一定程度上以弥补来自中国进口的损失。

在双边贸易层面，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正在脱钩，但在贸易增加值意义上，美国从西太平洋地区的进口中，来自中国的增加值仍维持了稳定。与传统贸易以制成品为主不同的是，增加值贸易中很多是零部件贸易。这种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增加值贸易分化出很多工序，延长了生产链和价值链，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和企业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中国不少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东南亚，客观上推动了东盟国家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但也使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无法准确反映产业链更为齐全的中国的贡献。因此，判断中美是否脱钩，视角不同，结论也不同。

如前文所述，新的大变化是美国重新成为日韩两国最大出口地。疫情期间，中国曾一度替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2020年，中国占日本出口的比重高达22.1%，而美国仅为18.4%。但是，美国于2023年再度超过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比重回升至20.0%，而中国跌落至17.6%。 韩国的出口布局出现了和日本一样的变化，即美国即将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2003年以来，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2018年是韩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加强了对美国的贸易，降低对华贸易。中国占韩国出口额的比重从2018年的26.8%下跌至2024年1-7月份的19.0%，美国从12.0%上升至19.0%。如果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保持20年的地位将让位于美国。

第三，中日韩三国各自的贸易关系正在疏远。如果单看2024年上半年的贸易数据，三国之间的贸易均实现了正增长，贸易关系似乎正在回暖。一定程度上，这得益于三国均重视稳定彼此的关系，最佳的例证是2024年5月在首尔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但是，总体上而言，本地区内的经贸关系正在进一步疏远。

首先，日韩经贸关系彼此疏远。日本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日本的出口格局中，韩国的地位也有所下降，占比从2022年的7.3%回落至2023年的6.5%，为近10年来的最低值。同样，韩国方面提供的数据也表明，日本占韩国出口额的比重已从疫情前的5.0%下跌至4.4%。

其次，韩国、日本同时弱化与中国的联系，这是东北亚区域内最大的变化。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地变化，一定程度要上要比贸易更能回应这种走势，并且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自1992年以来，中国今年首次被排除在韩国五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之外。日本企业早在2019年就已经大规模增加对美投资，减少对华投资。10年前，日本企业对亚洲和美国的投资额几乎一样，每年均在400亿美元左右。从2020年开始，对亚洲的投资额只有对美投资额的一半。2023年对华投资额不足40亿美元，与高峰时期相比锐减超过80亿美元，而当年对美投资额超过600亿美元。与贸易流向萎缩一致，日本企业对韩国的投资额也大幅度下降，降幅远远超过对华投资。

对上述三大转变，一种视角认为，应更为重视市场因素，考虑到增加值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接近70%，需要准确计算每一种产品来自各国的增加值，而不是将最终制成品视作最重要的贸易方式。很多经济学人士认为，这种变化是中日韩三国经济关系本身发生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上升，日本经济占全球比重下降，韩国接近日本发展水平，这些变化本身也会影响三方的经贸关系。随着增加值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上升，并构成了国际贸易的绝对多数，传统以国家为单位计算贸易收益的方式不甚准确，需要从生产环节的角度衡量成本与收益，讨论两国经贸关系到底更为紧密还是疏远。

也有观点认为，从价值链角度衡量，中美贸易并未出现显著脱钩，只是东南亚作为中转站的地位上升了。价值链分析的不足主要在于数据更新慢，相关预判更多是基于已有数据的分析，很难对近一两年发生的状况进行系统性的实证分析。在不发生大变局的时候，未来的局势与当下的这种预判较为一致，但是面临大变局的时代，这样的基准预测与未来的发展趋势很容易不一致。

另一种视角则强调政治关系影响了经济关系，即美国重视盟友关系导致日韩在经贸上与美国接近，而美国对华遏制损害了双边贸易关系。东北亚地区经贸关系的转变，更多时候受到中美战略博弈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实施“去风险”的政策。地缘战略往往不考虑经济收益，因而很快可以减少对某一国的贸易。

三、日韩军费开支增长的安全局势动向及其辩论

与中日韩经贸关系变化引起的关注相比，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更牵动人心。尽管当前各大国际媒体都在密集报道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东局势，但在战略界人士看来，东亚地区力量格局的态势仍是首当其冲的关注点。对美国而言，中国已被视作自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所处的区域就属于最重要的博弈前沿，因而其有意操纵日韩两个军事盟友加强防卫。

特朗普政府时期以来，日韩两国明显增加了军费支出，这一态势一直延续至拜登政府时期，未来甚至还将进一步扩军。从中国的视角看，认识和把握这两个邻国的政经动向也属于紧要事务，一旦东北亚的这两个美国盟友持续加大军费开支，势必刺激朝鲜和俄罗斯加大军事合作，形成敌意螺旋，恶化本已存在的安全困境。

由图2可看出，自21世纪初以来，中日韩三国军费开支的走势并不同，中国一直呈下降态势，而日韩近年则迅速上升。韩国从2018年开始，军费开支迅速上升，期间受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但在乌克兰危机后仍略有提高。2017年“萨德”事件后，中韩关系一直磕磕绊绊。日本的转折点似乎也是2018年，但直至2020年首次突破1%的比例。由此看出，韩国首先增加军费开支，日本紧随日后，且就年度增幅而言，日本领先于韩国。还有一项需要注意的情况是，从2020年起，韩国军费开支首次超过日本。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日本的军费开支在突破1%之后加速提升。2021年10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首次在其首相竞选纲领中提出，拟将国防预算翻一番占GDP的2%。一年后，日本政府发布新的《国家防卫战略》，其中包括了在此前几周已经公布的国防预算扩增计划，计划到2027年将国防支出提高至GDP的2%，届时日本军费支出将达到125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日本政府在批准该项计划时，除了列举本地区的安全环境的变化，也着重提到北约成员军费开支达到2%的标准。

此举预示着，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几十年来未有的大转变，不仅仅是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而且也在于参照北约这一军事集团说服其国内选民。参照北约标准的深层含义是指，未来东北亚恐发生类似于乌克兰危机那样的事件，因而有必要像北约成员国那样提前将军费开支提升至2%以上。

“2027年”这一敏感年份也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配合美国的地缘政治说辞。2021年3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曾扬言：“中国将在2027年前收复台湾。”美国军方的这一研判对亚太地区盟友的影响十分巨大。至少日韩两国均担心，一旦台湾有事，美国的驻军将“转战”台湾地区，从而迅速减少对两国的防卫。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军费开支增加与美国对东北亚形势判断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对日韩军费开支增长差异的一种解释是，韩国可以向国际社会出售武器，而日本迄今为止还不能通过向全球市场售卖武器获得资金。2019-2023年间，韩国目前是世界第十大武器出口国，占世界武器出口额的2%，年均约为70亿美元。另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2022年韩国出售价值达 170 亿美元的武器，是 2021 年的两倍多，是当年全球增速最快的武器出口国。韩国政府的目标是到 2027 年成为世界第四大武器出口国。显然，韩国政府并不认为增加军费开支不利于其经济增长。

韩国与日本另一个不同点是，朝鲜半岛双方在法律上仍处于战争状态，朝鲜半岛形势变化对韩国的刺激作用更猛。朝鲜于2023年11月发射侦察卫星后，韩国政府宣布在今后五年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预计每年将增长 11.3%。按照这一规划，韩国军费开支将从2023年的460亿美元增长至2028年的近800亿美元。因此，韩国也步日本后尘，加速扩大军费开支。202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时隔24年之后再度访问朝鲜，俄朝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西方媒体普遍认为，该协议表明俄朝已承诺在对方受到攻击时，将使用一切可用手段立即提供军事援助。此举意味着该条约类似于北约第五条的条款，并且将两国关系恢复到1961年冷战时期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水平。

不到一个月后，韩国总统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北约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两国国防部签署了韩美《关于朝鲜半岛核威慑与核作战指南》协议。8月，韩国国防部宣布，将2025年的国防预算首次设定为60万亿韩元（约455 亿美元），这是继2020年突破50万亿韩元后再度大幅提升。韩国军费增长是在邻国增加军费开支之际发生的，其中包括近两年中国国防开支年均增速达到7.2%，日本2023年国防预算提高了26%。

尽管美方通过签署协议，让韩方确信延伸威慑的有效性，但鉴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时美方曾单方面暂停美韩联合军演，要求韩国大幅增加其在共同防御费用的份额，韩方仍需美方给出更可信的承诺和安排。为此，2024年10月初，美韩就新的国防成本分摊达成第12次特别措施协议，规划了2026-2030年间韩国为驻防美军负担军费的增长计划。按照新协议规定，预计韩国2026年出资将比2025年增加8.3%，约为11.3亿美元。此举对2021年3月达成的第11次协议作出修改，当时达成的年均增速为13.9%。该协议回到传统计算方法，即上以韩国通胀率为年度增长率核算的。一定程度也是为防止特朗普再次上任后大幅提高韩国的负担比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该协议对美韩双方来说都是一项重大成就，将加强美韩联盟和共同防御。 第12次协议的另一个重点是，韩国劝说美国同意，分配给美军的新增费用必须“专门用于驻扎在朝鲜半岛的资产”，从而结束了“使用资金维护位于韩国境外的美国资产”的做法。 此举缓解了韩国对被卷入美国海外作战的担忧，增强了对驻韩美军专注于在朝鲜半岛进行防卫的信心。

美日韩军演，图源网络

四、东北亚政经分离格局的终结

从本文的视角看，一项基本的认识是，韩日安全领域的变化始于2017年，而经贸关系变化略显滞后，但两者均在加速演变。这一变化规律事实上更符合现实主义相关理论的总结，政治决定经济，而不是倒过来。这种现象在东北亚地区也并非首次发生。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带动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由经贸关系发展带动安全和战略关系的变化。基本的事实是，在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之前，中美经贸几乎为零。因而，当东北亚地区再度出现经贸关系显著下降时，有人可能会怀疑，经过50年的发展，东北亚地区是否又将进入了一个新周期？

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对手。这种定位对日韩的对华政策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美国胁迫日韩两国企业在高技术领域减少对华贸易。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已限制美国企业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并且以同盟关系为由，要求日韩也减少两国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据《金融时报》报道，尽管日本担心中国报复，然而在美国胁迫下，日本和美国仍将达成限制向中国芯片行业出口科技的协议。韩国贸易协会的数据显示，韩国的电气机械设备及其零件对华出口额，从2022年724亿美元下跌至2023年的530亿美元，同比下降26.8% ，这两年是中韩经贸史上最大的出口降幅。日本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日本机械和交通设备对华出口额，从2022年的695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约652亿美元，同比下降6.1%。其中电器机械对华出口额从2022年的299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264亿美元，同比下降11.6%。

在高技术领域实施对华封锁已成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且这种长期性的战略性的安排已被覆盖至美国的盟友。只要美国与日韩的军事同盟不解除，那么美国的这些威慑与胁迫仍将发挥作用，毕竟日韩还不愿意承担如此多的军费开支，而且即便目前日韩政府已经对军费开支增长做出了重大安排，但两国的防卫力量也不是短期内能达到较高水平，更何况离开了美军的支持，这两国还有很多人担心无法应对近在眼前的安全威胁。与美国军方保持密切联系，或许也是日韩等国实施对冲的一种策略性安排，只有通过紧密的军事合作，日韩方面才能尽可能降低地区冲突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以上这些关切实际上是目前韩日两国保守派的心声，美国则利用了这一点。

在军事安全因素之外，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经济因素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拜登政府通过对汽车和半导体等产业使用高额补贴，强化对日韩在美经营的大企业的引诱与胁迫。对于在美国市场经营的日韩企业而言，没有这些补贴，恐担心无法与美国企业竞争，因而被迫去满足美国政府设定的标准。在这背后，市场因素显然很重要。甚至对日韩来说，如果在美国市场的拓展不如预期，也不排除再度回归中国市场的可能。

在调整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背后，美国开始放弃运行多年的“华盛顿共识”等意识形态约束，美国政府将用尽一切手段干预产业发展和进行国际竞争。2023年4月，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华盛顿发表有关“新华盛顿共识”的演讲，这是一项标志性宣誓，意味着美国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大转变，这一演讲的历史地位可能堪比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或者1971年尼克松宣布的新经济政策。

二是美国政局走势的不确定性迫使日韩仍重视中国市场，致力于维护与中国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在经贸关系上主要是在中低端产品领域。例如，日本财政部数据显示，日本对华出口基础原材料仍在增长。但从中国的角度看，日韩的这种稳定基本上是策略性的，即只是基于互利共赢角度的合作，通俗一点说，就是只要有钱可赚，日韩企业仍会重视中国市场。而且，在中低端产业领域维持对华经贸关系，也不违背美国的政策，因而不用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一旦哪一天美国也开始重视在中低端领域与中国“脱钩”，那么在经济和安全的双重作用下，日韩企业仍有可能“去中国化”。

长期而言，日韩与政治关系更接近的美国之间的贸易，会远远超过与中国的贸易，目前的状态仍是不稳定的。2023年3月，英美舆论界已提出“替代亚洲供应链”构想，认为从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出发，经过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东盟国家到孟加拉国，并一直延伸到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这一新月形地带将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亚洲替代供应链”，为美西方提供廉价的商品。在此之前，为了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一些人提出“友岸外包”概念，想要在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之间重新构造新的生产网络，将中国排除出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亚洲替代供应链”的提出与这种预判如出一辙。

联合国贸发会议2023年底的一项评估发现，自2022年第一季度至2023年第3季度，地缘政治关系接近的国家间的贸易增长率的6.2%，地缘政治距离较远的国家间的贸易增长率是-4.4%。因而，联合国贸发会议判断，友岸外包是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全球贸易模式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各国表现出对政治一致的贸易伙伴的偏好。

五、结论

近年来韩国、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么处于下行态势，要么处于对抗和竞争加剧的状态。这一点与以往人们所看到的“政经分离”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二元格局”认知上的分离状态似乎越来越不符合现实的需要，学术界很有必要进行跨学科的讨论，从而深化对政经互动规律的认识。因而，本文尝试将经济关系变化与安全关系变化整合起来讨论。

本文整理的数据表明，自2020年起，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同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下降，其中中国占韩国出口额下降的起点要推远至2019年。长期以来，中国人凭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认为只要经济力量发挥作用，周边邻国“经济靠中国”的局面可以长久维持下去。但是，近年来随着安全关系的变革，这种紧密的经贸关系正在出现解体的苗头。

进一步考察日韩两国的安全局势之后发现，2017年是韩日两国军费开支最低年份。韩国军费开支的增长比日本开始得早，自2020年起韩国军费开支首次超过日本，但日本后来居上，2021年底计划将国防预算从占GDP1%上升至2%，2023年日本政府向其军队拨款502亿美元，同比增长11%，而同期韩国的军费开支增速只有1.1%。显然，日本宣扬的“中国威胁论”无法解释日韩两国的差异，韩国军费开支增长深受半岛局势影响，而日本对安全局势的判断更受到美国因素（包括台海局势）的影响。2024年6月，朝俄军事合作强化之后，韩国决定继续增加军费开支，可以说东北亚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大幅度上升。

本文得出的一项基本结论是，中日韩三国的安全关系变化早于经贸关系，且对经贸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冲击。韩国提升军事费用主要为应对半岛局势的挑战，而日本则更为赤裸裸地将应对“中国威胁”作为其首要关注。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日韩大企业均不愿意增加新的对华投资，并且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在企业投资转变的驱动下，贸易关系也有较大的变化。一个新的现象是，日韩在疏远中国、靠拢美国的同时，它们彼此间的经贸关系也在疏远，后者可能是两国技术水平接近的结果。

韩日经贸关系随着安全关系变化而变化的逻辑表明，在一个不确定性上升的时代，安全因素对经贸的负面冲击十分明显。早在10年前，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以一位资深政治家的经验告诉世人，日韩处于两难境地，在依赖中国经济和依赖美国安全方面恐怕不易平衡。当前不少国家面临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如何避免选边站的难题。大国博弈加剧，导致安全逻辑高于发展逻辑。日韩在美国的胁迫下，将进一步服从于美国的遏制、围堵和打压中国的大战略，对华经贸关系仍将进一步疏远，东北亚地区所谓的“二元格局”正趋于终结。本文的分析还表明，美国拉拢日韩，还不仅仅凭借安全手段，经济因素同样发挥了作用。因此之前甚为流行的“经济靠中国”的说法也不完全准确，至少这个经济的成色还不够硬，并且其内涵也远远超过单一的贸易往来。

作者：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国家安全论坛》 2024年第6期，本文转载时对个别文字略有删节，全文请参看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