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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是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传统理论普遍认为社会互动和信息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信任，而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与普及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互动和信息传播的方式，但目前关于其是否会以及如何影响社会信任仍不清楚，这为移动社交时代的信任重构带来了挑战。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家庭与社区数据，利用社区建立微信群构建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与三重差分(DDD)模型识别了移动社交网络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因果联系。研究发现，在本文样本覆盖期间，社区建立微信群可使群成员的社会信任水平提高0.109个标准差，约使该期间社会信任下降幅度减缓了27%。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移动社交网络对社会信任的提升作用并没有通过促进社会互动这一渠道产生，而是通过扩大正面和负面信息传播所产生的叠加效应，这与社区微信群作为一种弱关系型社交网络而主要发挥信息供给作用的功能特征十分契合。研究还发现，重视移动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的监督和管理不仅有助于发挥其对社会信任的“助推器”作用，而且有利于减少社会分割，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关键词：移动社交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社会互动；信息传播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社会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资产、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它不仅有助于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减少市场和社会交易的成本，而且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区域间贸易往来、公共产品供给与金融市场良性发展。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中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呈出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究如何提高社会信任水平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领域的理论先驱普遍认为社会互动是社会信任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互动中的人际交往与信息流通培育了社会信任。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信息交流尤其是双边信息交流是信任产生的重要源泉。时至今日，科技的发展、通讯技术的革新深刻地改变了人们之间互动及获取信息的方式，大量社会互动和信息传播产生于线上，特别是依托于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的移动社交网络，被普遍认为具有重建社会架构、再造信息交流方式的巨大潜力。以中国现阶段最受欢迎的移动社交网络平台—微信为例，其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月活跃用户数已从2011年成立之初的0.5亿增长到2019年的11.5亿，同时，截至2019年底，约83.3%的微信用户拥有的好友数超过50人，人均每日使用微信时长达58.68分钟。那么，在移动社交时代，移动社交网络带来的互动方式和信息获取方式的革新会如何重构社会信任？是社会信任提升的“助推器”还是信任下滑的“幕后推手”？其在重构社会信任过程中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回答上述问题不仅可为移动社交网络广泛嵌入背景下社会信任的演变提供理论解释，而且可为如何充分利用移动社交网络来构建信任型社会提供现实参考。

二、主要内容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梳理总结了现有本文献，发现当前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在实证分析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第一，现有研究多以互联网作为研究对象，但互联网的功能更加多元，不利于清楚的揭示现阶段使用人数最为广泛的移动社交网络会如何影响社会信任，更为重要的是，移动社交网络的社会互动和信息传递功能比互联网更加便捷，其可能带来比互联网更强、更广的影响。第二，少数探讨移动社交网络与社会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未就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现阶段，移动社交网络究竟是通过加强社会互动还是放大信息传播来影响社会信任？若是后者，其是放大了正面信息还是负面信息传播？这些问题尚待回答。第三，由于数据和变量的限制，现有研究在因果推断上还存在不足。比如，一些研究以是否使用移动社交网络作为解释变量，但这一变量与一些不可观测因素紧密相关，比如性格、社会环境等，不可避免地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偏误。

基于此，本文以微信这一中国目前广泛使用的移动社交媒介作为研究对象，以社区(村)是否建立用于信息交流与互动的微信群作为移动社交网络形成的外生冲击，利用中国家庭金融与研究中心(China Household Financial Survey，CHFS)在2013、2017年采集的微观家庭和社区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和三重差分(DDD)模型准确实证考察了移动社交网络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从移动社交网络内嵌的社会互动和信息传播两大基础功能出发检验了其影响社会信任的具体机制。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第一，在本文样本覆盖期间，社区建立微信群总体而言可使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提高0.109个标准差，约能使该期间社会信任下降幅度减缓27%。第二，社区微信群的社会乘数效应明显，单个网络成员社会信任外生变动1个单位最终会使全社会信任水平变动200个单位。第三，从影响机制来看，社区微信群并没有通过促进建立“强关系”型社会互动来影响社会信任，而是通过扩大正面和负面信息在社群传播重构了社会信任，其中，正面信息传播有助于提升社会信任，而负面消息则会导致信任下滑。第四，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微信群的社会信任提升效应在信息流通更差的城市地区与非本地户籍人群、信息处理能力较强和距离政府较近的人群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通讯交流方式，移动社交网络具有重构社会信任的巨大潜力。

本文蕴含的政策启示为：第一，要重视并切实利用好移动社交网络在提升社会信任、减少社会分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及时准确地发布社群内所需的信息资讯，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社会融合并适度宣传社区的“正能量”信息。第二，对于通过移动社交网络传播的负面信息，需保持警惕，防止其产生的“雪崩效应”。面对公众关注的负面信息，应迅速辨别其真实性，并在适当时机做出精准回应。一方面，对于经证实为谣言的信息，需要提供及时、权威的辟谣措施，让“谣言止于智者”。另一方面，对于非谣言性负面信息，如突发公共事件，则应切实解决公众反映的问题，并迅速通报解决方案，以阻止负面情绪的扩散。第三，提升基层数字化治理水平，强化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效能。通过数字化平台及时传递居民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出现负面信息时能够做到切实解决问题并透明化处理过程，使得负面信息转化为“社区及时回应、妥善处理民众问题”的正面案例。第四，通过各方力量持续推进居民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的提升，以增强居民的信息获取和鉴别能力。尤其是要特别注意提升信息来源少、信息鉴别能力不足的弱势群体对信息的获取和鉴别能力，此类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且缺乏交叉验证的信息渠道，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而对社会产生不信任感。第五，建设并巩固提升“辟谣平台”的公信力，使得负面信息出现时群众能及时校对信息真伪。国家已于2018年上线了“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并于2020年8月提供了“联合辟谣平台”的微信客户端及小程序。但接下来仍需提升此类辟谣平台的影响范围并谨慎维护其可信度，提升其公信力及可及性。第六，建立完善的舆论追责体系。微信群等社交网络聚集平台需要建立群主责任制，对于首发、转发谣言等虚假信息的社交账号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警告、禁言甚至永久禁封等措施，强化源头遏制，促使移动社交网络成员各方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第七，完善法治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将违法犯罪、夸大事实、传播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等不当行为纳入征信体系，通过强化正式制度或社会规范的约束作用来为社会信任提供持久保障。综上，网络中的信息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辟谣能力、完善舆论追责体系和法治环境建设等多方面打好“组合拳”才能切实利用好移动互联网增进社会信任，规避其潜在风险。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本文的边际贡献和创新如下：第一，从理论贡献来看，关于信任源泉的传统研究认为信任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变动，但最新一些数据事实均表明社会信任存在下滑之势，本文可为信任的短期波动之谜提供新的解释。第二，从现实层面上看，数字时代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已经为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数字社会化研究仍明显滞后。过往集中于互联网使用的研究过于宽泛笼统，且难以深入研究其中的机制，对指导实践提供的参考价值有限。而本文基于移动社交网络的研究深化了数字时代的社会变革研究，并且将机制细化到社会互动与信息传播两个层面，为传统理论在新的社会变革中的应用搭建了实证桥梁。第三，从数据与方法上看，本文结合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和准自然实验方法，一方面可以准确识别本文关注的因果效应及内在机制，另一方面在移动社交网络高度普及的背景下也能为研究结论的一般性提供足够的外部有效性。

当然，本文主要回答了移动社交媒介短期信息的变化会如何影响社会信任，若将社会信任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长河中，要完整地理解媒介在塑造社会信任中的作用，还必须考虑媒介本身的信任变化可能对社会信任产生的影响，这一作用机制与媒介短期信息的变化有何不同需要利用更长期的数据做进一步考察。此外，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获得移动社交网络内部的信息内容，这阻碍了更为精确地估计移动社交网络内部信息内容的具体影响，本文期待未来能有更高质量的微观数据来为这一理论意涵提供更加丰富且直接的证据。

五、写作、投稿过程的心得体会

本文选题的灵感来源于自于日常生活中对移动社交网络的观察和使用。我们注意到移动社交媒体在便捷社会互动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也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尤其是网络上一些谣言的传播已成为构建信任型社会的障碍。当前，亟需厘清移动社交网络会如何影响社会信任，由此会给信息治理带来哪些启示。带着上述思考，我们从2022年1月开始着手研究，到2022年底完成初稿，期间多次参加学术会议，得到诸多领域专家的建议后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完善。2023年4月恰逢《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发布“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专辑征文启示，其中，关于数字经济中的经济与社会治理问题这一主题与本文的研究十分契合。抱着学习的态度，我们于2023年7月将论文投至《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征文专辑。论文审稿期间，得益于编辑部老师的高效处理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专业建议，在短短数月内完成了两轮外审修改，使得文章在理论基础、实证方法和政策启示等方面得到质的提升，最终也获得了外审专家和编辑部的认可。在此，我们对《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编辑部老师和审稿专家们的辛勤付出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文摘编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44卷,第1期论文《移动社交时代的信任重构:社会互动与信息传播视角的双重考察》（点击题目链接全文）；
作者：李江一¹, 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家庭金融；荔迪2
          1.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成都 610065;
          2.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 北京 100872

2024年第1期以“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为专辑，汇聚全国高校科研人员力量，对中国数字经济实践中碰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理解数字经济运行规律添砖加瓦，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高校智慧。入选论文共22篇，涵盖了三个方向：1) 数字经济机理与机制；2) 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社会影响；3) 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应用。